黄伟林

2005年，陈平原在接受查建英访谈时谈到一个学术上的“隔代遗传”问题，即：“八十年代的我们（指陈平原一代学者），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到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我读张攻非的纪实文学作品《命运记忆》，老想到陈平原所说的这个问题。但与陈平原不同的是，作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于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张攻非，他与老一辈文化人的关系，不是隔代遗传，而是直接遗传。

《命运记忆》讲述的是张攻非个人的命运，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一批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关键影响的老一辈文化人，他们是张知辛、阎宝航、孙起孟、沈粹缜、陈铭德、邓季惺、赵超构、束纫秋……

张知辛是张攻非的父亲，1927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1936年到重庆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先后在阎宝航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会、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工作，1938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进入陈诚担任会长、郭沫若和谷正纲担任副会长的“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担任总干事。1946年，张知辛创办《人物杂志》，此杂志被认为是“在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在新闻出版的阵地上，刺向黑暗的一把匕首”。新中国成立，张知辛奉调北京。1951年起，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总干事，兼任中华函授学校校长。“文革”前几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孙起孟和常务副总干事张知辛共同谋划，举办了一个长达两百多课时的“语文学习讲座”，主讲人皆由张知辛亲自面请，全是当时闻名遐迩的语文大师，共41人，如叶圣陶、老舍、冰心、赵朴初、吕叔湘、王力、朱德熙、赵树理、张健、楼适夷、陈白尘、周振甫、王瑶、吴组缃、张志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