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　张帆　原胜　郭丰波　王益文

摘要 以大学生群体为样本，对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The Slider Measure）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特征进行分析，并考察大学生社会价值取向分布的一般特点。研究结果发现滑块测验中文版的重测信度为0.76，与三优势测验的聚合效度为0.57；大学生社会价值取向的分布表现为亲社会者最多，个人主义者次之，竞争者最少的模式，且绝大多数亲社会者行为动机为追求双方相对收益最小化的平等取向：社会价值取向的类型分布在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维度上表现出较高的同质性与一致性。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中国大学生社会价值取向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 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三优势测量，亲社会。

分类号 B841

1 引言

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SVO）指个体在相依情境中对自己收益和他人收益分配的特定偏好，描述了决策者在相依决策情境中对他人利益关注程度的个体差异性（刘长江，郝芳，2011；王沛，汲惠丽，2009：吴宝沛，寇或，2008）。社会价值取向的整合模型认为，社会价值取向是由自我收益、他人收益以及双方收益之间的平等性共同决定的，进而提出社会互动中存在“合作、平等、利他、个人、竞争和攻击”六种人际取向，其中合作取向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平等取向追求双方相对利益的最小化（即平等性），利他取向追求他人利益最大化，个人取向追求自我绝对利益最大化，竞争取向追求自我相对利益最大化，攻击取向追求他人利益最小化（Van Lange，1999）。需要说明的是，自私性假设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价值取向类型（即纯粹的个人取向），因此社会价值取向并不与理性选择理论相矛盾，相反更像是研究者为了增加理论解释的心理现实性与现象描述的客观准确性进行的拓展。

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价值取向能够直接影响个体在社会互动情境中的社会认知与行为决策，或者作为协变量与决策者的情绪状态共同调控其合作行为（Murphv & Ackermann，，2013），并且研究者在灵长类动物中也发现某些社会价值取向类型，表明其他物种也存在亲社会行为的内在偏好（Burkart，Fehr，Efferson，& Van Schaik，2007）。为了充分有效发挥SVO这种心理结构的解释效力，研究者提出了多种有效度量个体社会价值取向类型的测量方法，如三优势测量（The Triple-Domi-nance Scale）、环形测验（The Ring Measure）和滑块测验（The Slider Meazure）。其中滑块测验是Murphv，Ackermann和Handgraaf（2011）新近提出的一种评估SV0的新方法，旨在更有效妥当地测量SV0及其个体差异，该测验包含纸笔测试版本和网络测试版本两种，均包含15个项目，每个项目包含9个表示自我一他人收益的分配选项。滑块测验的优势体现为两点：第一，相比于已有测验只能获得SVO类型的分类结果而言，滑块测验能够获得比例水平的单维度SVO分数，有利于数据的深入分析与管理：第二，SVO的整合理论认为亲社会取向包括合作、平等和利他三种，但现有测验无法有效区分合作（共同利益最大化）和平等（不平等厌恶动机）两种取向，而滑块测验则能有效检测并区分这两种在操作性和理论性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动机取向。另外，研究表明滑块测验在西方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聚合效度和预测效度（Murphy & Ackermann，2013）。

目前关于社会价值取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方社会，近十年来国内心理学研究者逐渐开始探究社会价值取向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但大多数研究仍采用Van Lange等人编制的三优势测量。作为一种心理结构，社会价值取向的科学研究和正确理解是与客观有效的测量工具的快速发展密切联系的，新颖有效的测验方法必然能够促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作为第一个评估SVO的测量工具，三优势测量本身的简易有效性使其成为目前最常用的测验方法，但是其本身也存在只能在命名水平上区分合作取向、竞争取向和个人取向，无法区分不平等厌恶动机和共同收益最大化动机等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领域的拓展。本研究试图引入社会价值取向的滑块测验，在大样本测试的基础上对其信效度进行检验，考察它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上的适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大学生社会价值取向的一般特点。

2 研究方法

2.1 滑块测验简介

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The SVO Slider Mea-Sure）由Murphy，Ackermann和Handgraaf于2011年编制，主要用于评估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原版为英文。测验由6个初级项目（Primary items）和9个次级项目（Secondary items）组成，所有项目均采用相同通用式（见图1）。每个项目都是对给定金钱资源（如150元）的分配选项，如想象某个决策者需从50-100元中选择特定的价值X，则决策者收益为X，他人收益为150-X；决策者通过选择自己最喜爱的结果输入自己的决策。初级项目是滑块测验的主体，用于评定个体的SVO角度或类型。如图2所示，在这个圆心为（50，50）半径50的圆环上，6个初级项目通过6条线段来表示，这6条线段能够充分代表主要的SVO类型（即利他取向、亲社会取向、个人取向和竞争取向）。决策者依次评价每个项目，并指出每个项目中自己最偏爱的分配选项，然后借助如下公式获得被试的SVO角度分数：SVO°=arctan[∑（Po-50）/∑（Ps-50）]，其中P0是每个项目中分给他人的收益，Ps是每个项目中分给自己的收益。这样计算所得的SVO角度是一个单维连续尺度，其角度值越大表示决策者越在意他人的收益，最大值61.39°表示纯粹的利他取向，最小值-16，26°表示纯粹的竞争取向（张振，张帆，黄亮，袁博，王益文，2014）。

次级项目是滑块测验的可选项目，用于检测不平等厌恶动机，并将其与共同利益最大化动机相分离。图3显示了这些项目的一种图形表征，所有次级项目均建构于自我一他人分配选项池的亲社会取向区域内。建构次级项目的内在逻辑在于，具有不平等厌恶动机的个体应该选择接近45°斜线的分配选项，因为这些选项能够将双方收益的不平等性最小化。相反，具有共同收益最大化的个体则会选择那些使双方收益最大化的选项，即那些位于每个项目某一端点的分配选项。因此，亲社会取向的个体可以表征在“纯粹不平等厌恶动机至纯粹共同利益最大化动机”的连续体上。需要强调的是，次级项目只适合初级项目中确定为亲社会取向的个体，考察非亲社会取向个体的次级项目选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滑块测验所有项目均为直观易懂的数列通用式，因此我们只对测验指导语进行了翻译与回译工作。

2.2 被试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测试对象，分别从国内院校选取大学生441人，年龄范围为18～26岁，经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357份。剔除无效问卷的依据主要参考两条：首先，年龄信息缺失或显著超出正常范围（如75），依此剔除60份问卷：其次，量表评定模式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如“111111”或“123456”），依此剔除24份问卷。被试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2.3 量表施测

测试采用网络在线方式进行，由心理学教师负责组织学生完成相关测试，测试数据统一由网络在线测试系统自动记录。当前研究的问卷施测除了采用在线记录数据方式之外，其他方面均与传统团体纸笔测验一致，因此所得数据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为了检验测验的重测信度，从全体样本中取37名大学生进行重测信度检验，两次施测时间间隔四周。另外，为了评估测验的聚合效度，参照国外相关研究，以目前国内最常用的三优势测量（Triple Dominance Scale）为校标推断滑块测验中文版的聚合效度。本研究中三优势测量和滑块测验是同时进行的，即被试在网络在线测试系统中先完成三优势测量，再完成滑块测验，测试系统自动记录被试的测试数据与人口统计学变量信息。

3 结果

3.1 重测信度分析

对37名有效被试（男13人，女24人）进行间隔四周的重测信度检验，结果表明两次测验中共有28被试被划分到相同的SVO类型当中，其前后测量一致性为76%。对两次滑块测验中被试所得SVO角度做皮尔逊积差相关的统计，算得两者相关系数r=0.77（p<0.001）。

3.2 聚合效度分析

基于三优势测量和滑块测验最终均可获得命名水平的分类结果，因此我们采用两种测验的分类一致性（即同一被试被两种测验划分到相同SVO类型的比例）来度量两种测验方法的聚合效度。分析结果发现两种测验的分类一致性为57%，表明滑块测验与目前国内较常用的三优势测量具有一定的聚合效度。

3.3 SVO分数分布

如前所述，相比于传统SVO测量方法只能获得命名水平的数据而言，滑块测验的高分辨率使其能够获得比例水平的度量，进而使得研究者能够描述SVO角度的分布情况，并评估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密集性。我们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kerneldensity estimation）评估当前实验样本中SVO角度的分布情况，进而为其分布特征提供一般性的描述（谢中华，2010）。我们发现当前样本中SVO类型呈现多模式分布的特点：该分布的最大聚集簇在亲社会取向区域内，略微向左偏转（指向个人取向区域）；第二个聚集簇在个人取向区域内，略微向右偏转（指向亲社会取向区域），其中最常见的SVO角度为代指纯粹个人取向的7.82°；密度函数两端则表明存在较少数的竞争取向个体和极少数的利他取向个体（见图3A）。SVO的整体分布体现为一种亲社会者占主导地位，个人主义者次之，竞争者较少，而利他者极少的模式。

3.4 亲社会取向的分布

滑块测验中次级项目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区分亲社会行为背后的行为动机：不平等厌恶和共同利益最大化。基于次级项目的选择，我们计算了亲社会取向被试的两种标准差异分数：第一个差异分数定义为使得个体所选分配方案与实现平等性最大化的分配方案之间的距离均值（difference from inequalityaversion，DIA）。如在图2B中，如果受测者常常选择斜线上的分配方案，则其与理想不平等厌恶的差异分数均值为零，表明其具有纯粹的不平等厌恶偏好。第二个差异分数定义为个体所选分配方案与实现双方收益最大化的分配方案之间的距离均值（diffenceform joint gain maximization，DJG）。如果该差异分数为零，则表明个体的决策模式与共同利益最大化动机相一致。我们通过计算不平等厌恶指数（IAindex）来刻画亲社会取向个体的行为动机，IA=DIA/（DIA+DJG），其中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0表示纯粹的不平等厌恶动机，1表示纯粹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动机。

当前实验样本中共有142名被试在初级与次级项目中均一致性地选择亲社会分配方案，将所有被试的IA指数分布排列如图3B。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首先，这种分布表明亲社会取向受测者的行为动机本身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一些个体的亲社会取向是由不平等厌恶动机驱使的，而另一些个体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共同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的。其次，虽然整个偏好的分布模式侧重于不平等厌恶动机区域，但仍有小部分受测者实际上更符合共同利益最大化动机；该分布的均值和中数均为0.254，以0.5为标准对整个样本进行均分，则91.5%的受测者被归为不平等厌恶者，而8.5%的受测者被归为共同利益最大化者。

3.5 SVO类型分布的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的差异检验

不同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中不同SVO类型（鉴于只存在一个利他者，占总体比例为0，28%，因此统计分析时并未容纳该SVO类型）分布情况如图4所示。对男女生中不同SVO类型的人数进行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显著性差异，X²（2）=0.863，p=0.649，表明男生与女生中不同SVO类型分布比例基本相同，其模式为亲社会者最多，竞争者最少。对是否为独生子女大学生中不同SVO类型的人数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不存在显著差异，X²（2）=1.851，p=0.396，表明独生子女大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当中不同SVO类型的分布比例也基本相同，其模式也为亲社会者最多。竞争者最少。简言之，SVO类型的分布并不会受到性别或者是否独生子女的影响，其分布模式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与一致性。

4 分析与讨论

4.1 心理测量学指标分析

本研究在大样本测试的基础上，考察了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指标。从重测信度指标来看，间隔四周的重测信度大约为0.76（两次测验能够将76%的被试划分到相同的SVO类型当中，且其所得SVO角度相关系数为0.77）；从聚合效度指标来看，以国内常用的三优势测量为校标，研究结果发现滑块测验与三优势测量的分类一致性为57%，即同一被试被两种测验划分到相同SVO类型的比例为57%。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如在Mumhy等人编制滑块测验的研究中，滑块测验间隔一周的重测信度为0.915，其与三优势测量聚合信度为70%（Murphy et al.，2011）。总体上看，研究结果表明滑块测验具有较高的心理测量学指标。

4.2 大学生SVO类型分布与亲社会者IA index分布的一般特征

在当前实验样本中，大学生SVO类型分布的一般模式为：亲社会者最多（65.5%），个人主义者次之（31.1%），竞争者再次之（3.1%），利他者极少（0.3%）。这种分布模式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魏换霞和宋耀武（2013）采用三优势测量评估了248名大学生的社会价值取向，结果发现合作型价值取向的人数最多，竞争型价值取向的人数最少：Van Lange等人（1997）采用三优势测量在美国和荷兰样本中也发现相类似的部分模式。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人类个体中社会价值取向的分布模式是相对稳定的，说明亲社会者是整个人类社会所推崇与强调的。另外，SVO类型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人类的社会动机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是Murphy等人编制滑块测验的出发点之一，即基于传统SVO测量方法（如三优势测量和环形测验）所获得的分类水平数据是无法有效刻画这种差异性的，因此研究者需要编制并采用能够更充分地描述社会价值取向等级渐变性的测验工具。

基于142名亲社会者的不平等厌恶指数的分布，我们发现不平等厌恶动机在亲社会者中占主导地位，少数亲社会者的行为选择遵循共同利益最大化模式。依据Van Lange的整合模型，合作取向和平等取向均属于亲社会取向，但相比较而言，平等取向被认为是亲社会价值取向更为核心的成分。Eck和Garling（2006，2008）研究发现，当平等取向（双方相对收益最小化）和合作取向（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相冲突时，亲社会者往往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当前研究发现91.5%的亲社会者被归为不平等厌恶组，其行为选择更可能是由将双方相对收益最小化的不平等厌恶动机（即平等取向）所驱动的，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理论模型与实证结论进行了支持与补充（Stouten，De Cremer，&Van Dijk 2005；Van den Bergh，Dewitte，&DeCremer，2006）。

4.3 大学生SVO类型分布的同质性与一致性

当前研究没有发现SVO类型在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群体中的分布比例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一致，Van Lance等人（2011）探讨不同大学专业（心理学vs，经济学）内社会价值取向类型分布的差异，研究发现两种专业大学生的SVO类型分布比例不同，但性别与SVO类型分布无显著关联。这种SVO类型分布在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同质性与一致性，可能与大学生个体的社会性发展有关。在我国这种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当中，合作与共赢是整个国家、社会和民众所强调与推崇的。人们对合作的认同要远远高于竞争。在个体的社会性发展过程中，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可能都不会影响到社会与家庭对其价值取向塑造与培养的方向与模式，教育者与抚养者往往均会朝着合作、平等、互惠利他的亲社会取向方面努力。因此，至少在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两个人口学变量上，大学生SVO类型分布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与一致性，

4.4 滑块测验与三优势测量和环形测验的比较

如前所述，研究者大多采用三优势测量、环形测验或滑块测验来评估个体的SVO类型。作为新近发展的测验工具，Murphy等人编制滑块测验时对三优势测量和环形测验进行了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借鉴两种测验的优点并竭力克服其不足（Murphy etal，，2011）。具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借鉴三优势测量的简洁易操作性，滑块测验建构了6个反映四种常见SVO类型的项目，既降低了罕见SVO类型对测验信效度的影响，又兼顾了区分主要SVO类型的有效性。其次，借鉴环形测验对SVO的界定与评估方法，滑块测验采纳了环形测验关于“SVO可以转化为联合结果平面内具有特定方向与大小的矢量”的界定，能够获得单维连续尺度的SVO分数，进而确定个体的SVO类型与等级顺序。最后，滑块测验克服了现有测验无法区分平等取向与合作取向、只能获得命名水平的分类结果等不足。例如，当前研究关于大学生SVO类型与亲社会者中不平等厌恶指数的分布特征表明，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存在一定的等级渐变性，同时亲社会者的行为动机也并非完全一致。相比于传统两种测验工具，滑块测验则能较好地度量SVO的等级渐变性以及亲社会者行为动机的个体差异性（张振等，2014）。

5 结论

本研究对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特征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群体中SVO类型分布的特点，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滑块测验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和聚合效度，可以用来测量中国大学生的社会价值取向：（2）大学生SVO类型分布表现为亲社会者最多，竞争者最少的模式；亲社会者的行为动机大多为追求双方相对收益最小化的平等取向；（3）SVO类型分布在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上没有显著差异，体现出较高的同质性与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