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旺　田丽丽　谈继红

摘要 采用自编基本情况问卷、紧张性生活事件评定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坚韧性人格量表、心理痛楚量表和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对广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的1092名职业女性进行调查，建立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考察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心理痛楚在该调节模型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累积情境风险可正向预测职业女性的自杀意念；（2）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3）该调节效应以心理痛楚为完全中介，即，心理痛楚是坚韧性人格调节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关系的中介变量。

关键词 累积情境风险，坚韧性人格，心理痛楚，自杀意念，职业女性。

分类号 B844.5

1 问题提出

中国女性的自杀率高居世界第二位。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孙美兰，叶冬青，2007）。文献回顾表明，我国目前女性自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女性，对城市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关注较少（李献云，费立鹏，及惠郁，许永臣，何凤生，2004；孔媛媛，张杰，2011；刘旺，田丽丽，周文静，陆红，2012）；对女性的自杀行为关注多，对导致自杀行为的强风险性因素——自杀意念的研究少（陆红。田丽丽，马孟阳，2012；袁艳萍，田丽丽，谈继红，马孟阳，汤达华，2012）。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有调查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目前中国女性就业人数为3.37亿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8%，女性已成为职场的生力军。职业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得到提升的同时，她们也承受着更多的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荷。有研究表明，知识女性存在比一般市民高出3～4倍的心理障碍（杨玉清，朱岚，盛嘉玲，2010），职业女性在SCL-90量表各因子的得分除人际敏感和偏执症状外，均高于全国常模（方慧兰，2010）。中国的职业女性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但其往往受制于职业身份和社会期望等的约束，通常不会轻易采取结束自己生命的直接或过激的行为，而更多的是压抑、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导致不断自我损耗，最终成为自杀意念的易感人群。

季建林等（2007）将自杀意念定义为偶然体验的自杀行为动机，个体胡思乱想或打算自杀但没有采取实现此目的的外显行动。自杀意念是自杀企图和自杀死亡的强危险因素，会增加实施自杀的可能（ten Have，de Gra吐van Dorsselaer，Verdurmen，vant Land，V0llebergh，& Beekman，2009）。因此，及时发现影响自杀意念的相关因素是有效预防自杀行为的关键（费立鹏，2004）。目前，国内针对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研究并不多，少量的相关研究也多停留在该群体自杀意念的宏观描述层面，对其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考察某一具体风险因素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累积情境风险模型（cu-mulative contextual risk model）认为，风险并非单独发生或单独产生作用，而是协同发生且相互关联。风险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是通过累积和叠加的方式来进行的。个体经历的风险因素越多，对个体的影响就越大。由此可见，并不是单个的风险存在或消失对个体产生影响，而是风险的累积构成的累积风险导致了不良后果（Appleyard，Egeland，Dulmen，&Sroufe，2005）。因此，有研究者开始借鉴累积情境风险模型对自杀问题进行探究，并认为随着危险因素数目的增加，个体自杀尝试的危险也增加（Fleming，Merry，Robinson，Denny，Watson，2007；Roberts，Roberts，& Xing，2010）。有研究表明，人格是自杀意念产生的基础性因素（高宏生，曲成毅，苗茂华，2003）。单纯的人格特征并不能直接影响自杀意念的产生，但会通过其他方式对自杀意念产生间接影响。坚韧性人格（Hardiness）作为个体应对困难、不断成长的积极人格特质，在应激和身心健康之间起重要的缓冲作用（Dolbier，Smith，&Stein，hardt，2007；Sinha&Singh，2009）。如，Hirsch等（2007）进行的一项以老年人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坚韧性人格对自杀意念的产生具有缓冲作用。

心理痛楚（Psychache）是指一种由心理需要受阻或没有实现而引起的被羞辱、内疚、愤怒、孤独、绝望等包围的精神痛苦状态，是表征个体心理痛苦程度的核心概念（Shneidman，1993）。有研究表明，心理痛楚是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Areiniegas等人的研究表明，社会应激，如，近期的损失（个人的，职业的或是财务）会加剧心理痛楚的程度进而增加自杀的风险（Arcinie-gas & Anderson，2002）：Olie等人的研究表明，当前心理痛楚的水平与自杀意念的强度和频率呈显著正相关（Olie，et al.，2010）。此外，研究发现心理痛楚还是多种影响因素与自杀意念关系之间的中介变量，如，Munchua等（2004）的研究表明，心理痛楚在抑郁、绝望和自杀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Flamenbaum等（2007）人的研究表明，心理痛楚完全中介了完美主义与自杀之间的关系：秦佑凤（2008）研究发现，无论是人际关系问题还是完美主义，对自杀意念的影响都经过了心理痛楚。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职业女性为被试，提出并检验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见图1）。研究目的如下：（1）探讨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2）考察坚韧性人格对此关系是否具有调节效应；（3）检验该调节效应是否以心理痛楚为中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便利取样的方法，通过集体施测、个别施测和电子邮件多种方式对广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的职业女性进行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092份。被试平均年龄为35.08岁（SD=7.07）：其中小学教师146人，初中教师117人，高中教师80人，大学教师54人，医生97人，公务员126人，护士295人，公司职员155人，其他人员22人：高中、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者115人，大专学历者256人，本科学历者540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181人；未婚者306人，已婚无小孩者151人。已婚有小孩者617人，离异或丧偶者18人。

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基本情况问卷

包括年龄、职业、工作年限、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一般现状因素。一般现状包括的内容有：对将来的预期、自我伤害或自杀行为史、消极感受、对自我外貌的满意度、生活充实度、生活幸福度、婚姻状况、周围人有无自杀想法或行为、配偶（恋人）沟通状况、配偶（恋人）支持状况、婚恋满意度、家庭和睦度。

2.2.2 紧张性生活事件评定量表

紧张性生活事件评定量表（Stressful LifeEvents Rating Scale，SLERS）由国内学者郑延平（1990）等人编制。原量表包括47项生活事件，分为学习、婚姻恋爱、健康、家庭、工作与经济、人际关系、环境和法律等问题共8类事件，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梁红，费立鹏，2005）。考虑到测试群体和题目内容的一致性，本研究选取婚姻恋爱、健康、家庭、工作与经济、人际关系、环境和法律等问题7类44项生活事件对职业女性进行测量，要求被试评定每种生活事件是否发生以及对自身的影响程度。采用六点计分，“0”表示没有发生过，“5”表示发生过且影响极重，计算各维度总分，分数越高表示负性生活事件越严重，总分75%以上的视为有风险。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3。

2.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Scale，SSRS）由肖水源编制（汪向东，王希林，马宏，1999），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根据主客观支持度、社会支持利用度以及量表总分评价调查对象得到的社会支持，得分越高表示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总分低于25%以下的视为有风险。在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9。

2.2.4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Work Family ConflictScale，WFCS）由Carlson等人（2000）编制，包括→工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概念，每个概念下又各自包含三个小的层面。量表由18个题目组成，分为6个维度：基于时间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时间的家庭→工作冲突、基于压力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压力的家庭→工作冲突、基于行为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行为的家庭→工作冲突。量表采用里克特五点计分方式，从“1”表示完全不同意依次过渡到“5”表示完全同意。计算各维度的总分，总分越高，表示冲突越大，总分75%以上的视为有风险。袁艳萍等（2012）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中国职业女性群体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在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1。

2.2.5 坚韧性人格量表

坚韧性人格量表（Hardiness Scale，HS）由卢国华和梁宝勇（2008）编制。量表由27个题目组成，包括韧性、控制、投入和挑战4个维度。量表采用里克特四点计分方式，从“1”表示完全不符合依次过渡到“4”表示完全符合。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4。

2.2.6 心理痛楚量表

心理痛楚量表（Psychache Scale，PS）由Holden等（2001）根据Shneidman提出的心理痛楚的定义和相关理论编制而成，我国学者秦佑凤（2008）对此量表进行了修订。量表由13个题目组成，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式，从1表示“从不”依次过渡到5表示“几乎总是”，得分越高表示心理痛楚程度越大。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5。

2.2.7 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

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由李献云等人（2010）修订。用于评估个体对生命和死亡的想法以及自杀意念的严重程度。量表由19个条目组成，前5项为筛选项：只要在第4项（主动自杀念头）或5项（被动自杀念头）的答案不是“没有”，则继续回答接下来的第6-19项；否则，结束此量表的测量。量表采用三点计分方式（0～2分），得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烈，自杀危险越高。如果不需调查第6～19项，量表总分为前5项之和。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8。

3 研究结果

3.1 职业女性累积风险指数

计算累积风险指数采用三个步骤（Gerard & Buehler，2004a，2004b）。首先，将每个风险因素分成二分变量。0表示不存在风险，1表示存在风险：表1总结了风险划分的标准以及每个风险因素的描述统计信息：除特别说明外，风险因素均分≤25%或≥75%为风险划分标准，累积风险研究一致使用此分界点。第二步，确定所有二分的风险因素在本研究中是否真是风险条件，采用对比每个风险因素上有风险组和无风险组在因变量自杀意念上的得分差异进行区分。统计表明，在所有风险因素上有风险组职业女性的自杀意念均显著高于无风险组，因此，保留所有预设的风险因素。第三步，总计每个被试的风险因素个数，得到累积风险分数：分数范围为0-25；累积风险指数均分和标准误为8.21和0.15。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

考察累积情境风险、心理痛楚、坚韧性人格和自杀意念4个变量间的相关，结果如表2所示：累积情境风险与坚韧性人格呈显著负相关，与心理痛楚、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坚韧性人格与心理痛楚、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心理痛楚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所有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且方向与预期一致。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中介、调节效应检验。

3.3 累积情境风险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按照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的步骤（温忠麟，张雷。侯杰泰，2006），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见表3）。方程1估计坚韧性人格对自变量（累积情境风险）与因变量（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2估计坚韧性人格对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心理痛楚）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3进行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交互作用项和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看中介变量的系数是否显著。如果模型估计结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则表明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存在：（1）方程1中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调节影响显著：（2）方程2中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心理痛楚的调节效应显著：（3）方程3中心理痛楚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显著。根据Frazier等（2004）的建议，在每个方程中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对职业女性的职业和年龄进行了控制。所有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inflation factor，VIF）均不高于1.46，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结果显示，坚韧性人格与累积情境风险的交互项达到显著水平（B=-0.003，p<0.05），表明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为了揭示交互效应的实质，我们根据回归方程分别取累积情境风险和坚韧性人格正负一个标准差的值绘制了简单效应分析图。简单效应检验表明（见图2），当坚韧性人格水平较高时，累积情境风险高的职业女性比累积情境风险低的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程度表现出较弱的上升趋势（6=0.267，t=9.763，p<0.001），但当坚韧性人格水平较低时，累积情境风险高的职业女性比累积情境风险低的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程度表现出较明显的上升趋势（6=0.351，t=13.268，p<0.001）。

方程2中坚韧性人格与累积情境风险的交互项也达到显著水平（B=-0.011，p<0.001），表明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心理痛楚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方程3中心理痛楚对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回归系数显著（B=0.119，p<0.001）。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方程3中将中介变量心理痛楚纳入回归模型时，累积情境风险和坚韧性人格的交互作用项变得不显著（B=-0.002，p>0.05），这表明心理痛楚完全中介了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调节效应，也就是说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调节效应完全通过心理痛楚起作用。

4 讨论

4.1 累积情境风险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累积情境风险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随着累积风险指数的增加，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强度明显增强。有研究表明，个体暴露的危险因素越多，自杀的危险性越高（Borowsky，Resnick，Ireland，&Blum，1999；Roberts，Robeas，&Xing，2010）。Phillips等人（2002）对1567个案例的研究发现，暴露于0-1、2-3、4-5、6-10个危险因素的案例死于自杀的比例分别为1%（2/223）、20%（73/336）、72%（379/524）、94%（428/454）：Roberts等（2010）的研究发现，自杀尝试的危险随风险因素数目的增加而增加。此外，Fleming等（2007）对中学生的研究也同样证明了累积情境风险对自杀问题的重要影响。根据生态学观点，个体的发展处于多种背景之下，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因素往往协同发生，且相互之间存在重叠或交互效应。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其自杀意念的产生也是由于多种因素，如，工作压力、家庭负担、工作家庭冲突等协同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果。

4.2 累积情境风险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坚韧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表明，坚韧性人格在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坚韧性人格水平越高的个体，面对同样的风险时，产生自杀意念的概率降低。该发现与前人的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Hirsch，Duberstein，Chapman，& Lyness，2007；Vance，Struzick，& Burrage，2009）。个体发展是个人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面临同样的社会环境，个体自身因素的不同，将会缓冲或加强环境造成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坚韧性人格作为个体自身的内在特质，对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当面临同等水平的风险时，坚韧性人格水平较高的被试产生自杀意念的风险小，而坚韧性人格水平较低者则产生自杀意念的风险大。

4.3 累积情境风险、坚韧性人格与职业女性自杀

意念的关系：心理痛楚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心理痛楚在坚韧性人格调节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表明心理痛楚在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中起重要的“桥梁”作用，进一步来说，坚韧性人格之所以能够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是因为坚韧性人格对心理痛楚的程度进行了调节。有研究表明，坚韧性人格对焦虑、抑郁、心理痛苦程度具有免疫作用（Skirka，2000），而焦虑、抑郁和心理痛苦程度均可显著预测自杀意念或行为。因此，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用完全有可能通过对心理痛楚的调节而产生。一方面，坚韧性人格水平高的个体往往将变化看作是机遇和挑战，她们积极的参与其中，或通过自己的行动努力去影响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周围的事情，或积极地寻找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和社会支持解决问题，她们的积极投入和资源寻求使其能较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变化，减少各种应激和风险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冲击，从而减少因心理痛苦的难以忍受而出现自杀意念。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累积情境风险可显著预测职业女性的自杀意念，累积情境风险越高的个体越容易产生自杀意念。（2）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3）心理痛楚是坚韧性人格调节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关系的中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