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峰　耿晓伟

摘要 采用日重现法对山东省616名农村居民幸福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大于消极情感；（2）农村居民感到最愉快的活动是亲密关系/性活动，其次是宗教活动、玩：感到愉快程度最小的活动是没有工资的干活，其次是有工资的干活、外出。（3）农村居民感到最幸福的交往对象是子女，其次是朋友；感到最不幸福的交往对象是同事，其次是领导；（4）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等因素对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综合影响显著。

关键词 日重现法，农村居民，幸福感，情感体验。

分类号 B849

1 引言

根据最新资料显示，我国人口在“十二五”末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突破7亿，但农村还将存在大约7亿左右人口。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居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当前城镇化背景下，研究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状况如何？受哪些因素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1.1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的满意程度：后者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方面。

目前大多数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侧重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而很少研究农村居民的情感体验。如周明洁（2007）和王海廷（2008）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对农村居民幸福感进行测量。王玉林（2010）和安春明（2011）采用自编问卷对农村居民幸福感进行了调查，问卷包含社会环境、经济状况等维度，采用五点计分，即“很不满意”、“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这些研究均未涉及农村居民的情感体验。

另外，目前关于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存在诸多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之处。例如，安春明（2011），王玉琳（2010），王海廷（2008）等均发现收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而裴志军（2010）研究发现收入只影响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而对情感体验影响不显著。安春明（2011）发现年龄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王玉琳（2010）发现年龄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郑剑虹，温海英，邱海群（2007）发现中年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显著低于老年人和年轻人。王玉琳（2010）发现性别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王海廷（2008）发现性别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总之，目前缺乏关于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整合研究。

1.2 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测量方法

当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测量大多数是采用总体报告法（周明洁，张建新，2007：安春明，2011：王玉琳，2010；王海廷，2008；裴志军，2010；郑剑虹等，2007）。总体报告容易受到当时情境或情绪状态的影响（Schwarz & Clore，1983）。另外，幸福感的总体报告容易出现偏差（Fredrickson & Kah-neman，1993；Schreiber & Kahneman，2000；Re-delmeier & Kahneman，1996；Ariely，1998；Geng，Chen，Lam，&zheng，2013；耿晓伟，郑全全，2011；耿晓伟，张峰。2013）。

目前研究日常生活体验最常用的方法是体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体验取样法是一种在自然情境中对日常经验以及当下行为进行深度研究的方法（Reis & Gable，2000；Scollon，Chue，& Diener，2003）。该方法被试负担比较重，很难对大样本人群施测。为克服ESM的缺点，研究者提出了经验取样法的替代方法——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日重现法是一种根据一定的问题框架，引导应答者回忆、再现昨天的各种情感体验并对这些体验进行评估的测量方法。日重现法基于随机取样的思想，假设让调查对象回忆的“昨天”即代表其在一段时间内典型的一天，调查对象在这一天的情况即反映其在某段时间内的基本情况（Kahneman，Krueger，Schkade，Shwarz & Stone，2004；Krueger，Kahne-man，Schkade，Schwarz & Stone，2008；Kahneman& Krueger，2006；田丽丽，2010）。

当前日重现法在农村居民幸福感研究中的应用还很少，据我们所知，只有王丽娜（2007）采用日重现法对四川和安徽省农村居民幸福感进行了测量。在该研究中，昨日重现法用了三个版本的问卷，分别是上午版、下午版和晚上版。上午版从被调查者早晨睡醒之后问起，进行15分钟后结束：下午版从被调查者吃中午饭开始问起，进行15分钟之后结束：晚上版从被调查者吃晚饭开始问起，到15分钟或问到被访者晚上睡觉结束。该研究把原本由一个人完成的昨日重现分成了三个部分，并由不同的人来回答，而且把原本由调查对象本人自由描述的日记改成有时间限定（15分钟）的访问，这跟标准日重现法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对日重现法的信度和效度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有必要采用标准的日重现法程序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进行测量。

因此，本研究以山东省农村居民为例，拟采用日重现法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为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提供策略支持。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抽取山东省农村居民700人，回收有效问卷616份。其中，男性245人，女性368人（3人未报告性别）；30岁以下119人，31到40岁之间119人，41到50岁之间202人，51到50岁之间110人，60岁以上62人（4人未报告年龄）；未婚72人，已婚512人，离婚7人，丧偶21人（4人未报告婚姻）；不识字66人，小学文化122人，初中文化229人，高中或中专文化119人，大专及以上文化52人（28人未报告文化程度）：无子女85人，一个子女的236人，两个子女的214人，三个子女的50人，四个及以上子女的26人（5人未报告子女数）；东部地区145人，中部地区268人，西部地区203人；家庭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下91人，一万到三万之间203人，三万到五万之间148人，五万到十万之间123人，十万以上25人（26人未报告收入）。

2.2 方法

2.2.1 日重现法调查

（1）日重现法的调查程序

标准的日重现法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第二部分为昨日重现，要求被试将昨天看作电影中的连续片段，并给每个片段起一个简短的名称（例如，“上班途中”），写出每个片段大约的起止时间：第三部分对日记中提到的每个活动进行详细描述，要求调查对象对每个活动都要报告：从事什么活动，在哪里，正在跟谁交往。当时的具体情绪体验如何等。第四部分为与调查有关的其他信息（Kahneman，Kmeger，Schkade，Shwartz & Stone，2004）。由于农村居民中有些人不识字，因此本研究把原本由调查对象填写日记改为由农村居民陈述，调查员照实记录，记录完之后要求调查对象对每个活动进行详细描述。

（2）活动类型和交往对象的确定

通过对农村居民访谈，并参照已有相关研究（王丽娜，2007），确定出农村居民每天进行的活动共24种，即：1干活（有工资）2干活（没有工资）3做饭4做家务5看孩子6买东西/赶集7步行出门8骑自行车出门9外出，乘坐汽车/火车10休息（包括喝茶/咖啡） 11和人聊天12玩（包括打牌/打麻将等） 13读书看报14听收音机15看电视16锻炼身体/散步闲逛17其他休闲活动18洗刷或洗澡19吃饭/吃东西20宗教活动21照顾别人22亲密关系/性活动23晚上睡觉24其他。同样的方法，确定出农村居民每天可能的交往对象共9类，即：1自己一个人2配偶3成年子女4小孩子或孙子孙女5父母或亲戚6朋友7同事8领导9其他人。

（3）活动描述部分情感描述词的确定

先由三名心理学研究生将Kahneman等（2004）所使用的情绪形容词译成中文，然后三名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再将这些形容词译成英文，对翻译不一致的地方讨论，直到达成一致，得到了十二个中文情绪形容词。对15名农村居民就这十二种情绪进行访谈“你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经常体验到以下情绪”，发现有四种情绪是很少体验到的（挫败、能胜任、被羞辱、受摆布），因此最终确定了八个情绪形容词，其中包括五个消极词，例如“不耐烦”，“担心或焦虑”等，三个积极词，例如“热情的”，“心情放松”等。对八种情绪的评定采用七点量表，0代表一点也没有，6代表非常强烈。

2.2.2 生活满意度测量

本研究采用Diener（1985）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包括五个项目，采用七点量表计分，1代表非常不满意，7代表非常满意。在本研究中用作日重现法的效标。

2.3 调查程序

本研究采用现场调查的方法，选取认真负责的研究生十人作为调查员。在施测前对调查员进行调查培训，并让他们模拟施测，统一指导。十名调查员深入农村，一对一的对农村居民进行调查。数据采用SPSS16.0进行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日重现法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日重现法可以得出两种度量幸福的指标：净值效应（net affect）和U指数。净值效应即积极情感均值与消极情感均值之差，得分范围是-6到6分，分数越高表示积极情感越强烈。U代表不快乐，U指数是个体处在不愉快状态下的时间（Kahneman & KmeKer，2006），U指数高则幸福感低。计算U指数的步骤：（1）首先确定某活动是愉快还是不愉快。如果某活动中任何一种消极情感的最高分数显著大于积极情感的最高分数，该活动就确定为消极。（2）根据每个不愉快活动的时间，算出个体处于不愉快状态的时间占一天总时间的比例，即U指数。

本研究中日重现法三个积极情绪词的α信度系数是0.78，五个消极词的α信度系数是0.77，平均α信度系数为0.78，表明日重现法的信度比较高。日重现法得出的情感净值效应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r=0.32，p<0.001），说明日重现法的效标关联效度比较高。

3.2 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总体特点

山东省农村居民的积极情感平均为3.53，消极情感平均为1.11，净值效应平均为2.44。总体上，山东省农村居民的积极情感大于消极情感。山东省农村居民的U指数为20.97%，即从事不愉快活动的时间平均占一天时间的20.97%。

3.3 山东省农村居民从事不同活动时的情感体验

农村居民每天从事的活动类型包括24种，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的情感体验怎么样？表1列出了山东省农村居民从事各种活动时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净值效应以及各种具体情感的均值。可以看到，各类活动中农村居民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均大于消极情感。农村居民感到最愉快的活动是亲密关系/性活动，其次是祈祷/宗教活动、玩（打牌、打麻将等）；感到最不愉快的活动是干活（没有工资），其次是干活（有工资）、外出（坐汽车或火车）。

从报告人数来看，农村居民中报告人数最多的是吃饭（72%），其次是休息（54%）、做饭（54%）。报告人数最少的是亲密关系/性活动（1%），其次是祈祷/宗教活动（2%），听收音机（3%）。虽然亲密关系/性活动和祈祷/宗教活动带来的积极情感程度最高，但农村居民每天从事这两项活动的人却很少。

3.4 山东省农村居民与不同对象交往时的情感体验

农村居民从事不同活动时交往的对象也不一样，那么与不同对象交往时的情感体验是怎样的？表2列出了山东省农村居民与不同对象交往时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净值效应以及各种具体情感的均值。可以看到，山东省农村居民与所有对象交往时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均大于消极情感。农村居民感到最愉快的交往对象是成年子女，其次是朋友，小孩或者孙子：感到最不愉快的交往对象是同事，其次是领导。

从交往的时间来看，山东省农村居民与领导交往所占的时间最多，其次是同事：与成年子女交往所占的时间最少，其次是父母或亲戚。说明农村居民在最愉快的交往对象上花的时间却最少，在最不愉快的交往对象上花的时间却最多。

3.5 各因素对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为了综合考察年龄、婚姻状况、来源地、子女数量、文化程度、年收入和性别等各因素对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情感净值效应作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等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总体来看各因素对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F=5.68，p<0.001），其中不同来源地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的最大，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净值效应显著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

4 讨论

4.1 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山东省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大于消极情感，在不同的活动中感受到的积极情感也均大于消极情感。这说明在城镇化进程中，山东省农村居民的情感体验总体上是积极的。这跟王丽娜（2007）的研究一致，也跟Kahneman等（2004） 对职业女性，任杰、金志城和何慧（2010）对城市居民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心境普遍具有连续性和轻微的积极特征（Diener，Fujita，& Sandvik，1994）。

4.1.1 山东省农村居民从事不同活动时的情感体验

本研究表明，山东省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幸福感最高的活动是亲密关系/性活动，由高到低依次是祈祷/宗教活动、玩（打牌、打麻将等）、休息、锻炼身体、看电视、其他休闲活动、吃饭/吃东西。农村居民体验到消极情绪最多的七类活动依次是：干活（没有工资）、干活（有工资）、外出（坐汽车或火车）、照顾别人、做家务、骑自行车出门、步行出门。这跟Kahneman等（2004）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该研究发现职业女性幸福感最高的活动是亲密/性活动，其次由高到低依次是下班后的社交、休闲娱乐、晚餐、午餐、锻炼、祈祷、上班时的社交、看电视、在家电话聊天、休息、做饭、购物、在家上网、做家务、看孩子、乘公交下班、工作、乘公交车上班。这说明尽管职业不同，人们对不同活动带来的情感体验却有着基本类似的感受。

4.1.2 山东省农村居民与不同对象交往时的情感体验

本研究表明，山东省农村居民在与子女交往的时候是最幸福的，尤其是与成年子女在一起的时候。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农村家庭子女成年以后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是比较少的，当与成年子女相聚一家团圆的时候农村居民感到最幸福。农村居民与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是最不幸福的，可能因为与同事在一起的时候绝大多数是在干活，而干活时候的积极情感是最少的。Kahneman等（2004）研究发现根据交往所带来的积极情绪排序，职业女性的交往对象依次是：朋友，亲戚，配偶，孩子，顾客（客户），同事，老板。职业女性与同事和老板在一起的时候最不幸福，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职业女性在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最幸福，其次是与家人（包括亲戚、配偶、孩子）一起，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不完全一致。可能因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孩子是家长希望的寄托，因此也是幸福的源泉。

4.2 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等因素对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综合影响显著，尤以来源地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其中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最高，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最低，东部地区居中。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文化差异、劳动模式差异等有关。另外，本研究发现年收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独立影响并不显著。这与裴志军（2010）研究结果一致，而与其他研究结果（安春明，2011：王玉琳，2010；王海廷，2008；周明洁和张建新，2007）不一致。本研究认为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不同研究中对幸福感的操作定义不一致。本研究中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测量指标是情感体验，而以上研究中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测量指标是生活满意度。Kahneman，KrueKer，Schkade，Schwarz，Stone（2006）研究发现，收入会影响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但不会影响幸福的情感体验。

4.3 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本研究表明，除去亲密关系/性活动、祈祷/宗教活动，农村居民感到最愉快的活动就是各种娱乐活动。然而目前农村居民的休闲娱乐基本上就是一种以补充生理机能为目的的体力休息，比较懒散，基本就是消磨时间。因此，要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农村休闲文化建设。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被试全部是山东省的农村居民，今后有必要扩大样本对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进行深入研究。

5 结论

本文以山东省为例，采用日重现法研究当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现状，并分析了性别、年龄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大于消极情感：（2）农村居民感到最愉快的活动是亲密关系/性活动，其次是宗教活动、玩；感到愉快程度最小的活动是没有工资的干活，其次是有工资的干活、外出。（3）农村居民感到最幸福的交往对象是子女，其次是朋友：感到最不幸福的交往对象是同事，其次是领导；（4）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等因素对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综合影响显著，其中来源地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