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小说家的分类

2015-08-15汤克勤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1期

汤克勤

（嘉应学院文学院，广东梅州 514015）

“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1］。创造这一繁荣时代的，是晚清小说家，其中通俗小说的创作者，构成了 “晚清小说家”的主体。据不完全统计，晚清创作的通俗小说作品约529部，职业小说家约有50人，加上业余小说作者，则有200人左右，相较于唐宋以来至清朝庚子事变（1900年）一千年间产生的通俗小说约635部，白话小说家600人左右①，晚清仅十年的时间，却产生如此多的小说作品，出现数量庞大的小说家群。“在一向轻视小说的封建社会走向自己的终点之际，出现这样一支小说家队伍，已可称是异军突起、难能可贵的了”［2］。晚清小说家群体的确令人瞩目。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3］。学界对晚清小说家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但综而观之，注目于个别作家的研究较多，而整体性研究较少。单个作家研究，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足；而群体作家的研究，容易把握其时代特性和共同面貌，有利于揭示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共性，明了 “一代有一代文学”的根由。分类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体现出分析与综合的结合，它可以使复杂的事物、现象和群体变得有序、有规律，使其特征分明。对晚清小说家群体采取分类研究，是认识晚清小说家整体的一条较好的途径。有些学者曾作出过尝试，可惜未能深入。目前对晚清小说家的分类研究，还很薄弱。本文试加以回顾总结，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一、众说

百年来，对晚清小说家的分类研究，大体存在两种状况：一是先明确晚清小说的类别，那么小说家的类属也相应得到了确立；二是对整体晚清小说家进行直接分类。

先看第一种情况。我们知道，晚清小说一产生，就纷纷被标示了诸如 “政治小说”、 “侦探小说”、 “历史小说”、 “社会小说”， “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章回小说”、“笔记小说”等二百多种名号②，其种类之繁多由此可见，再加上后人冠名的 “谴责小说”、 “黑幕小说”等类型，晚清小说的种类更加繁杂，它们或者按题材分，或者按形式分，或者按风格分，不一而足，标准并不统一。相应地，晚清小说家就被标签上 “政治小说家”、“侦探小说家”、“历史小说家”、“社会小说家”，“短篇小说家”、“长篇小说家”、“章回小说家”、“笔记小说家”，“谴责小说家”、“黑幕小说家”等种种类型。对晚清小说家的这些类别，虽然少有研究者加以关注，但是因人们对号入座的习惯而带来对晚清小说家的这些认识，已经说明了这种影响的存在。这实际上给晚清小说家的分类造成了混乱，更加模糊了对晚清小说家的认识。一个小说家往往被划入到多种类型中，显然不利于全面把握晚清小说家群体。这样进行晚清30多种小说家的分类，如同对晚清小说的分类一样，除了少数如 “谴责小说”、 “黑幕小说”等类型稍稍有些理论意义外，大多数类型实际上并无价值。这一间接的、随意的晚清小说家分类，实际上并未给实际的研究工作带来便利或者说意义。

再看第二种情形。有些研究者注意到 “异军突起、难能可贵”的晚清小说家，并尝试给予分类。时萌先生可能是最早给晚清小说家群体进行直接分类的学者。他主要根据晚清小说家的思想意识，将他们分为五类：

这支小说家队伍的成员，大致可分为这几种类型：一是思想激进的，如陈天华、金松岑、曾朴、黄小配辈；二是头脑比较清醒、倾向于进步的，如吴趼人、李伯元、彭俞、静观子、徐念慈、黄摩西、周桂笙、陈冷血、苏曼殊、颐琐诸人；三是能批判恶政、抨击黑暗的，如张春帆、连梦青、李涵秋、欧阳钜源（蘧园、茂苑惜秋生）、八宝王郎、孙玉声（海上漱石生）、羽衣女士诸人；四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如包天笑、韩子云、陈蝶仙（天虚我生）、徐卓呆（筑岩）诸人；五是创作甚多而实无足称的，如陆士谔这类卖文为生者［2］13－14。

时萌将思想意识作为分类标准，应该说，这种分类标准其实是不容易把握清楚的，由于小说家的思想意识难以明确，许多小说家的归类因此显得左右两可或者左右为难。

陈平原先生主要根据小说杂志的差异来给晚清小说家分类，这显然就容易操作了。他把晚清新小说家群体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新小说》社的梁启超、罗普，《中外小说林》社的黄小配、黄伯耀，以及留日学生陈天华、张肇桐等。这几个人 “在文学观念上却相当接近：以文学为政治启蒙的工具，立意创作政治小说。另外，这几位作家都是政治活动家，都曾在国外（日本或东南亚）生活过，其创作和理论深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除黄小配外，都缺乏创作小说的天份和才华，故作品转瞬即逝”；第二类有《绣像小说》社的李伯元、欧阳钜源，《月月小说》社的吴趼人、周桂笙，以及这两个杂志的作者连梦青、王钟麟等。“这些作者都并非留学生，也不是政治家，而是接受新思想的传统中国文人。正是由于他们，‘新小说’才真正在中国扎根”。“他们所开创的 ‘谴责小说’，几乎成为这一时代小说的表征”；第三类是《小说林》社同人曾朴、徐念慈、黄人。这三位 “都没有出国留学，可都自学了一门外语，能古也能今，能翻译也能创作，在新小说家中其知识结构较为合理”［4］。陈平原的这一基于某种杂志所具有的风格特色并牵涉小说家的创作倾向的分类方式，对于整体认识晚清小说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它在涵盖能力上存在较大缺陷，大量晚清小说家不能通过这一方式得到归类。而且，正如 “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不能约束小说家的创作一样，刊物的宗旨实际上对小说家的引导和约束力也十分有限，陈平原以这一标准给晚清小说家分类，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与此相类的，是潘建国先生从书局③的角度给晚清小说家分类。他大致把晚清小说家分为五类：一是以新小说社、广智书局、新民丛报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主要有新小说旗手梁启超、小说名家吴趼人与周桂笙、留日学生披发生与红溪生等人；二是以月月小说社、乐群书局、群学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主要有吴趼人与周桂笙、天笑与冷血、陈蝶仙与天僇生等；三是以小说林、小说林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主要有曾朴、徐念慈、黄摩西、陈鸿璧、包天笑、奚若、吴步云等；四是以商务印书馆、绣像小说社、小说月报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主要有林纾、李伯元、王蕴章、许指严等；五是以小说时报社、时报馆、有正书局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主要有冷血、天笑、恽铁樵、杨心一等［5］。潘建国的分类，其实与陈平原的分类具有相同的缺陷，即难以包容所有晚清小说家。但是，比较而言，潘建国的分类，其界线比较纯粹，比陈平原的更容易操作，而且分类的包容性也增强了一些。

方晓红也积极探索了晚清小说家的分类，其《报刊·市场·小说：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发展关系研究》［6］第五章第一节将 “晚清小说作者群”大致分成六类：一是创作政治小说为主的作家，有梁启超、黄小配、陈天华、叶楚伧等；二是四大谴责小说作家，有李伯元、吴趼人、曾朴、刘鹗以及欧阳钜源等；三是以理论倡导晚清小说的代表人物，有王仲麟、狄葆贤、徐念慈等；四是“鸳鸯蝴蝶派”的作者与编者，有吴双热、徐枕亚、李涵秋、何海鸣等；五是晚清翻译小说的生力军，有林纾、周桂笙、包天笑、陈景韩等；六是对于晚清小说各有建树的编辑与作家，有孙玉声、高太痴、徐卓呆、苏曼殊等。方晓红对晚清小说家的分类，也加深了人们对晚清小说家群体的认识，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例如分类标准未能统一、有些种类的内涵不甚严密等。

学界还有把晚清小说家分为改良派小说家和革命派小说家的看法。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不严密的。

回顾总结学界对晚清小说家的分类，可以看出，人们对晚清小说家群体的认识正逐步深入，晚清小说家群体的某些特征得到了彰显。但是，晚清小说家的分类仍存在较大问题，还应进一步探索、开拓。

二、己见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尝试从作家的身份这一角度出发，将晚清小说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士大夫出身的小说家，他们一般具有举人以上的功名，或者做过官，如梁启超、狄楚青、刘鹗、邱炜萲、曾朴等；第二类是以报人身份为主的职业或半职业小说家，他们接受过传统教育，但基本上没有功名，即使有功名，也仅是秀才，没有做士大夫的资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报刊、书局做主笔，当编辑，有的甚至以创作小说作为职业。这一类小说家人数最多，鱼龙混杂。有李伯元、吴趼人、欧阳钜源、周桂笙、徐念慈、黄小配、包天笑、谈小莲、孙玉声、高太痴、彭俞、恽铁樵、静观子、陈蝶仙、连梦青、李涵秋、陆士谔，等等；第三类小说家是新式学堂（包括教会学校）培养出的新学生和曾经出洋留学的留学生，可称之为新学生（包括留学生）小说家。他们融会新学、西学， “开眼看世界”，基本上没有朝廷授予的功名，如陈天华、罗普、陈景韩、陈墨峰、张肇桐、徐卓呆等人。如果小说家兼具以上的几种身份，我们就以士大夫、留学生（或新学生）、报人的次序来决定其归类。例如梁启超，既是举人又是报人，则将他归入第一类士大夫出身的小说家；又如陈景韩，既是《时报》的主笔又是留学生，则将他归入第三类留学生小说家。这一分类，即使不能将所有晚清小说家 “一网打尽”，但也扩大了分类的范围，知名的晚清小说家都可得到归类，而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利于整体认识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晚清小说家群体的贡献以及其小说作品的价值。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传统之士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士，从本质上讲，是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达到 “志于道”的目的的一群知识人，他们凭借其知识学问来承担 “求道”、“弘道”、 “卫道”的责任，追求 “内圣外王”，他们依附于君王皇权，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尤其加强了这种依附性。“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其核心内含是：知识分子是具有知识的、自由独立的、被誉为 “社会的良心”的人。士和知识分子其实都是拥有知识的人，不过前者是古代知识人，后者是近代以后的知识人，在晚清天崩地解的时局中，二者在知识结构、命运品格等方面表现出诸多不同，我们把二者的转变过程称之为 “士的近代转型”。在士的近代转型中，晚清小说家显得十分活跃，在士之群体中颇具有代表性。正如时人所描述的，“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7］。士人们不再象传统一样轻视小说，许多士人敢于公开以小说家自居。当 “小说界革命”的呼声响遏云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8］的大好时机下，晚清小说家以其小说作品活跃在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报纸、杂志、书局中，成为扭转时代风气、开启民智的先锋队。在他们身上，鲜明生动地展现出士的近代转型的痕迹。基于此，李欧梵先生说：“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像，其风貌和内容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建立起来的，需要无数人的努力。而其所借助的印刷媒体，如报章杂志，在晚清种类繁多，这又不禁使我们关注为这些报章杂志写稿的人”、 “随着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终结，知识分子已无法在科举入仕之途中获得满足，参与办报撰文的大部分是不受重视的 ‘半吊子’文人，但是我认为恰恰就是他们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像”［9］。参与办报撰文的晚清 “半吊子”文人，其实大多数就是小说家，正是他们较早地由士转型为知识分子。

士的近代转型可以具体分解成三个部分：传统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普通士人向知识分子转型和近代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包括留学生）向知识分子转型。我们拟确定的三类晚清小说家：士大夫出身的小说家、以报人身份为主的职业、半职业小说家和新学生（包括留学生）小说家，恰好与士的近代转型三部分一一对应。因此，把晚清小说家分成以上三种类型，不仅可以描述士在近代转型进程中所展现出的生动鲜活的状貌和特征，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晚清小说家的整体风貌以及其小说作品的艺术特征。

以梁启超、刘鹗和曾朴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小说家，敢于叛逆正统士大夫轻视小说的传统，鼓吹 “小说界革命”，提倡中国小说家 “与泰西诸大文豪，相角逐于世界”（《小说林社总发行启》），并亲身投入小说创作，以其大胆的行为和创作实绩，真正抬升了小说和小说家的地位。他们借小说创作不但实现了其作为士的 “治国平天下”理想，而且显示出他们已不再是以忠君为最大前提的传统士大夫，而是向新型的近代知识分子发生转型，具有了更为宽广的世界意识和国民意识，具有了一定的独立自由品格。

以李伯元、吴趼人、包天笑和黄小配为代表的以报人身份为主的晚清职业、半职业小说家，人数最多，良莠不齐，他们体现出普通士人在士向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型进程中所呈现出的风貌和特征。他们依托于全国风起云涌的报刊和书局，以稿酬解决其基本的生活问题，甚至赚取更多的名与利。在当时 “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社会现实中，他们已摆脱了依附达官权贵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主地使用自己的知识；在其小说创作中，他们不再以朝廷的意旨为指导思想，而是以读者大众的阅读口味为 “上帝”。其小说中的知识人形象也十分复杂，这也恰恰体现出士的近代转型过程所具有的过渡性与复杂性的特点。

以罗普、张肇桐、陈景韩、陈天华为知名人物的晚清留学生小说家，是在晚清留学大潮中涌现出的一批新型知识人，是晚清新学生群体中的优秀代表。他们融汇中外新知，站立在士的近代转型队伍之前列，代表了士的近代转型的一个前进方向。他们大多数人在年轻时就投入小说创作，以昂扬的激情和斗志创作小说，创作的小说多以“救国救种”为主要内容。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士的近代转型进程中的一束激昂而纯粹的光芒。

随着新小说的 “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晚清小说家集体地摆脱了士之名份，而昂首阔步地向知识分子转型了。从 “士的近代转型”的角度来考察晚清小说家，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不但有助于深入理解晚清小说家的创作心态、思想，解读其小说作品，而且有助于给 “士的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描述出一个生动活泼的状貌。

以上就是我们对晚清小说家的分类，以作家的身份为分类标准，联系 “士的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来全面考察晚清小说家群体及其小说作品。

“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 “既然每一个作家都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就可以把他当作社会的存在来研究”。“作家的社会出身、立场和意识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加以系统的研究，将导致作家类型或某一特殊时空的作家类型的社会学”。“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10］。这是我们将晚清小说家当作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目前，学界对晚清小说家群体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周棉曾在《留学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一文中感叹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研究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他说：“五四新文学之所以新，不仅在于其全新的内容和形式，还在于从事新文学的风云人物和主要作家是 ‘一班新人物’——对于这一点，可惜现代文学研究界至今未能予以重视，这不能不是一大憾事。仅注意到五四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章，而竟把创造五四新文学的人——创作的主体冷落了，实在是本末倒置”。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人物也是 ‘一班新人物’，即较早地接受过新式学校的教育，深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思想影响，具有民主意识和科学头脑的知识分子。这是从五四开始的文学队伍区别于以往文学队伍的突出标志”［11］。实际上，周棉的感叹也基本上适应学界对晚清小说家群体的研究状况。晚清小说家正是处于古代文学创作队伍和 “从五四开始的文学队伍”之间，其过渡性和转型性理应不能忽视，学界应有责任去深入挖掘。我们正是抱着这种意识去关注晚清小说家群体，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的。

注释：

①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②详见陈大康：《关于 “晚清”小说的标示》，《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

③潘建国所谓 “书局”，包括出版社、印刷所、杂志社、报馆等出版机构。

［1］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

［2］时萌.晚清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4.

［3］孟子·万章［M］／／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324.

［4］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

［5］潘建国.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J］.文学遗产，2004 （2）.

［6］方晓红.报刊·市场·小说：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发展关系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寅半生（钟骏文）.《小说闲评》叙［J］.游戏世界，1906 （1）.

［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新小说，190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