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清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贬损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论调。这些论调存在政治立场不公允、方法论的偏颇、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蕴涵逻辑错误等多种缺失，因而是不能成立的。本文仅分析这些贬损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论断所蕴涵的逻辑错误。

一、从论据推不出论题：“毛泽东是封建皇帝”的论断蕴涵的逻辑错误

从论据推不出论题是指论证中论据与论题不相干，论据不能作为论题成立的理由。

李志绥的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锐的 《李锐谈毛泽东》等书，都因毛泽东晚年有一言堂和家长制的倾向就断言 “毛泽东是封建皇帝”。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存在从论据推不出论题的逻辑错误，是对毛泽东的诋毁。

断言毛泽东奉行一言堂、家长制这一说法本身就存在 “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里，党内民主生活还是比较健全的。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毛泽东的家长制、一言堂渐渐滋长，且有发展的趋势。但即使在那时，毛泽东还是听得进有理有据的正确意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根治长江水害，毛泽东赞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意见，主张立即建设三峡水库。但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反对立即上马兴修三峡水库的论证报告更有道理，毛泽东便放弃了立即上马兴修的建议。多年后连李锐这位对毛泽东晚年基本持否定立场的人士都说了一公道话：对某件具体事务只要说得有道理，毛泽东还是听得进去的。

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农村迅速展开。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及其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毛泽东的观点经历了由最初主张的生产资料人民公社大集体所有制、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然后到主张生产资料生产大队所有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最后到赞成生产资料的生产队部分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变化过程。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单位观点的变化是听取地方党政负责人和基层干部意见的结果。1959年3月15日，他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中，对各个省市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以是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没有提出自己的明确主张；强调各个省市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规定本地的基本核算单位，但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1］p110－111

1959年4月29日、5月2日，毛泽东给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提出 “包产”、 “密植”、 “节约粮食”、“播种面积多少”、“农业机械化”、“讲真话”等六个问题，请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干部们研究，要求他们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1］p235－237

两封信的内容及要求表明，即使在 “左”的思潮盛行的 “大跃进”年代，毛泽东还是期望中央政策的制订以地方干部、群众的意见为依据。这表明，即使在1958年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也没有完全奉行一言堂和家长制。

退一步说，就算毛泽东在晚年完全推行家长制、一言堂，也不能冠以封建皇帝的帽子，充其量只能说有封建皇帝的作风。要论证毛泽东是封建皇帝，还必须给出两个更有力的证据：经济上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政治上奉行家天下。

经济上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皇帝的根本使命。封建皇帝一旦实现改朝换代，建立政权后，便会将全国的土地据为己有，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结了封建土地制度，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无偿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回故乡韶山，支持家乡所在乡政府将自己家庭成份划为富农，将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乡邻。哪一个封建皇帝有如此举动！

政治上奉行家天下是封建制度的另一大特征。封建皇帝建立政权后，便会奉行家天下，大肆分封皇室成员和近臣，构成一个由宗室和近臣织成的家天下网。而新中国建立后，不用说韶山的乡亲、文家表兄弟、杨开智以及其他亲朋故旧要求毛泽东安排或推荐工作，都遭到婉拒；颇有文化，对少年毛泽东帮助最大的大表兄文运昌至死都抱怨毛泽东忘恩负义，不肯关照安排工作。即使对自己的子女也严格要求，不但不允许享受特权，而且将受尽种种磨难的长子毛岸英送上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战场，当岸英牺牲后又让他长眠于他国异乡。哪个封建皇帝能这样？

综上，仅凭毛泽东身上有一点家长制作风，就冠以封建皇帝的称谓，犯了从论据推不出论题的逻辑错误。“毛泽东是封建皇帝”这一贬损毛泽东的论调，永远得不到论证。

二、事后归因：“毛泽东用兵如神主要得益于情报工作做得好”的论断内含的逻辑错误

事后归因又称为 “假性因果”，是人们在表达思想、论证思想时常见的逻辑错误。该错误的来源于拉丁语 “posthoc，ergopropterhoc”，即 “后于此，故因此”。它根据事件甲之后发生了事件乙，就断言甲乙两事件存在因果关系，肯定事件甲是事件乙的原因，事件乙是事件甲的结果。应当承认，某些情况下确实是前一事件导致了后一事件；但在很多情况下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两件事情实质上没有因果关系。换言之，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两件事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毛泽东用兵如神主要得益于情报工作做得好”、“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毛泽东 ‘引蛇出洞’”就是 “非毛化”人士运用事后归因的逻辑错误来贬低、诋毁毛泽东的。

2009年9月8日，毛泽东逝世33周年忌日的前一天，《人民网》刊发了一篇题名为 《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迷》的文章，［2］就明显地违背探求现象因果关系的逻辑要求，存在事后归因的逻辑谬误。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毛泽东在用兵方面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主要靠情报工作做得好，才造就 “毛泽东用兵如神”的高超军事指艺术的。他断言：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神机妙算”、“真正帮助毛泽东屡打胜仗的 ‘法宝’是知己知彼的情报工作。”非常明显，文章的作者在这里将情报工作做得好归结为毛泽东用兵出神入化、百战不殆的主要原因或唯一原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文章的主要观点是运用事后归因的逻辑方法得到的，而事后归因往往导致逻辑谬误。

按照该文的观点，如果把握了及时、准确的信息情报就能用兵如神、百战不殆，那为什么博古、李德指挥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遭到惨败？遵义会议前红军在长征路上为什么会常打败仗，湘江一役更是使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3万人。难道博古、李德指挥红军作战时，就没有办法弄到情报或者不能做好情报工作？当然不是。在同样获得准确、及时的信息情报时，毛泽东善于分析，做出准确的军事决策，出奇制胜；博古、李德等人不从红军的实际出发，而是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处置信信情报，做不出正确的军事决策；而当情报出现不准确时，毛泽东能审时度势、灵机应变，采取恰当的措施予以纠偏、弥补；博古、李德等没有灵机应变的能力，只能使红军因情报失误而遭受损失。这揭示：“真正帮助毛泽东常打胜仗的 ‘法宝’是知己知彼的情报工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将一些枝节性的先行因素当作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犯了事后归因的逻辑错误。也就是说，把知己知彼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归结为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

获得知彼知己的情报对军事指挥员做出正确的决策当然有帮助，但这样的情报并非毛泽东的专利，也不是毛泽东可以垄断的。此外，情报工作往往与微观的军事活动诸如战术、具体的军事对垒相关，难以解决战略问题，宏观问题。在笔者看来，真正帮助毛泽东打胜仗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善于借鉴、吸收我国古代兵书诸如 《孙子兵法》、《尉缭子》、《唐李问对》，《三国演义》、《水浒》等军事题材小说中有生命力的理论指导用兵；二是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考察战争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把握战争的本质及其展开规律并反过来指导用兵；三是善于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按常规指挥作战，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四是善于总结军事斗争经验，并将经验概括、提升为军事理论；五是考虑其他因素对战争的制约来指挥用兵。比如，注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作为军队的屏障，使之进退有据，不至于陷入流寇主义；主张兵民是胜利之本，将军队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找到了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意识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善于用政治手段化解敌方的攻势。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一场特殊战争的本质、规律、展开过程以及最后结局。该文写于抗日战争才经过10个月的1938年5月，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场战争大约要经历10年、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分析、论证带有预测的特点。这一预测的确为抗日战争的实际展开过程所证实。如此准确的预测，难道只要有了可靠的情报就能做出？

回顾中国军事史，可以说毛泽东是唯一一位称得上集军事理论家、战略家、统帅于一身的杰出军事奇才，贬损、诋毁其军事才华的论调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关于经济、文化、政治领域建设的主张和措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军事领域对他挑刺，是班门弄斧、不自量力。

近年来，部分 “非毛化”人士断言毛泽东1956年动员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帮助中国共产党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是 “引蛇出洞”，是为反右运动布局。毛泽东发动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目的是为了克服党员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以巩固建立不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但民主党派部分人士特别是少数知识分子借帮助共产党整风之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缺失提出严厉的批评，提出了要共产党下台、轮流执政等过份的政治要求。整风的目的是克服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的不良习气，密切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以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的过份政治要求让毛泽东感到局势有失控的危险，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但不能巩固，反而存在被颠覆的现实危险。如不采取措施，波兰、匈牙利事件就会在中国重演，于是发起反右运动。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也不能完全否定当年的反右运动，当然反右运动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让数十万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蒙受了不白之冤。但当时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如果提出的批评是善意的，提出的要求是适度的，或许反右运动可以避免。换言之，从理论上说，整风不必然带来反右运动；从实际情况看，是一些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突发情况导致了反右。因此，说毛泽东当年发动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 “引蛇出洞”，就是为了反右，犯了事后归因的逻辑错误。

三、论据虚假：“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的论断掩盖的逻辑错误

论据虚假是指论证中将与事实不符的虚假命题作为论据论证论题的真实性。

“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毛泽东痛恨知识分子”等），作为贬损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态度的命题就存在论据虚假的逻辑错误。

首先，从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文稿看，得不出仇视知识分子的结论

对现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12月1日至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论述达14篇。它们是：

1.《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

2.《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

3.《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5月23日）

5.《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6.《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

7.《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

8.《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9.《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10.《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1957年7月9日）

11.《关于农业问题》（1957年10月9日）

12.《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

13.《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3月22日）

14.《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 （农）半读》（1966年4月14日）

在上述14篇讲话、文稿中，序号1、2、3、4、5、6、7、8、9、11、12等十一篇 （约占14篇文章的80%）讲话、文稿对知识分子是关心、爱护、信任、帮助的，即使指出其不足也是出于促使其进步的良好动机。我们不妨引述几篇有代表性文章的观点作为佐证。

毛泽东于1939年12月1日、12月9日分别撰写了 《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两篇文章，认为知识分子的参加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求地方、军队改变过去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都要从事知识分子工作，将他们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同样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文章的基调是对知识分子的相信、肯定，与仇视挂不上边。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 《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中有一段文字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3］p1082－1083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对知识分子是尊敬的、肯定的，连怠慢都没有，何来仇视。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会议上作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指出：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去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4］p225讲话也要求知识分子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就是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对知识分子同样是爱护的、尊重的。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 “左”的指导思想在党的领导层日渐浓厚，从1957下半年起，毛泽东对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 （农）半读》三篇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不足作了过份的陈述和批评，体现出不尊重的心态。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5］p452毛泽东对整风过程中少数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些尖锐意见、过份要求感到不满，在反右运动前期说了这样一句话。毫无疑问，这句话说得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确不够尊重。但不能仅凭这句话，就说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否则，就难以理解三个月后毛泽东 《在关于农业问题》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 《关于农业问题》的讲话，其中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有以下一段话：“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 （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4］p309－310言词中体现了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肯定，这实质上否定了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关于知识分子最无知的断言。

《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 （农）半读》的讲话一文的确给知识分子造成了伤害。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知识分子：“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6］p35但这篇讲话出自1966年4月，即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两个月，毛泽东为了论证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发表了上述讲话。这篇讲话体现了极左思想，当然是错误的；但不能凭它就说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只能说是轻视、不尊重知识分子。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14篇报告、文稿中，只有三篇对知识分子体现了轻视、不够尊重的心态。因而，从整体上看，毛泽东是关爱、信任知识分子的，而不是仇视知识分子。

断言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的论调犯了 “混淆概念”和 “概括不当”的逻辑错误。其一，将少数场合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不够尊重，混淆为仇视，显然混淆了概念。毛泽东本人就是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仇视知识分子呢？其二，将毛泽东少数场合对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分子的轻视、不够尊重扩大为对所有知识分子的轻视，不尊重，犯了 “概括不当”的逻辑错误。应当说，毛泽东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一直很信任、尊敬，也给予重用。对社会科学领域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确有轻视、不够尊重的倾向。原因在于，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不但只知道纸上谈兵，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得不到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而且爱指手划脚乱发议论。

其次，从新中国建立后千方百计吸引大批留学专家回国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举措看，得不出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的结论。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关心、信任更体现在实践上。新中国即将成立前、特别是成立后，毛泽东指示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受新中国的感召，许多留学美、英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学者纷纷回国。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到1950年底，有近400名中国留美学生、200多名中国留英学生 （占留英学生总数的2／3）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到1955年11月，由海外回国的留学生多达1 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 041人。这些回国的专家学者中，包括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邓稼先，地质学家李四光，无机化学、材料科学专家严东生，航天专家任新民，电子学家罗沛霖等科学泰斗，他们在各自领域为国家的科技发展，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学成归来的著名科学家对自己选择回国终生无悔。两弹专家邓稼先1986年临终前，说他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他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7］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人员能回国、回国后留得住，表明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是信任、尊敬、重视的。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的论断存在论据虚假的逻辑错误，“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是得不到论证的虚假论题。

四、诉诸权威：重新评价毛泽东、撤销毛主席纪念堂

诉诸权威是指在论证过程中以权威人士的只言片语来肯定一个命题、论断的逻辑错误。诉诸权威的显著特征是对论题不作任何论证，而唯权威是从。应当承认权威是特定领域的拔尖人才，对相关问题的见解有独到之处。但权威往往精通的是某一学科领域的某一分支领域或某几个分支领域，不是精通一个学科领域或所有学科领域。某人在某一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领域是权威，在另一个分支领域就不一定是权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坦然承认自己只是在物理实验领域知道很窄的一小部分，对物理学其他领域的许多问题确实不懂。像丁肇中这样著名的科学家尚且如此，一般的学者更是这样。问题是人们在论证过程中为驳倒论敌而引用的权威往往或是断章取义，或不是相关对象方面的权威，用这些权威的观点作论据是难以成立的，是必须避免的逻辑错误。

诉诸权威是辛子陵不遗余力诋毁、妖魔化毛泽东的重要手段。由于人微言轻，辛子陵大套采取诉诸权威的拙劣手法，以售其奸。他曾编造邓小平赞同重新评价毛泽东、刘华清赞同撤销毛主席纪念堂两大谎言，以作为他主张否定毛泽东的根据。

为了否定毛泽东，辛子陵编造了邓小平曾在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接受了彭真、谭震林、陆定一等三人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提议，主张重新评价要放到21世纪初进行。据此，应推倒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部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毛泽东。党史研究权威石仲泉先生提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即使彭、谭、陆三人真的建议要重新评价毛泽东，也不等于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因为时至今日尚未见到这方面的材料。再退一步，就算彭、谭、陆真的向邓小平提议重新评价毛泽东的目的是彻底否定毛泽东，也不意味着就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因为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全党的大事，至少要通过中央全会讨论，而不是党内一个领导人或几个领导人说了算。辛子陵的贬损手段是诉诸权威。

为了否定毛泽东，辛子陵在2011年初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时，声称 “刘华清去年临终时建议撤销毛主席纪念堂。”有学者采访了刘华清的秘书姜为民，姜为民说作为军事家的刘华清一生都崇敬毛泽东，从未说过建议撤销毛主席纪念堂的话。这就是说，辛子陵的这一论题的论据是虚假的，完全是无中生有。前文谈到辛子陵编造了 “刘华清去年临终时建议撤销毛主席纪念堂”的谎言。事实证明辛子陵论证这一论题的论据是虚假的，系造谣惑众。即使刘华清临终就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能作为撤销毛主席纪念堂的根据。因为毛主席纪念堂的存、废应由全党、全国人民来决定，而不是由哪个人或哪几个人说了算。辛子陵的说法又是在诉诸权威。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0010847.html。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熊华源，费虹寰.新中国掀起回国潮：海外归来学子成科教事业中坚［J／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