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敢雄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之西周(P9-10)、春秋(P11-12)时期的全图上，华北、中原、华东地区以及鄂西江汉间密布着许多诸侯国，但在长江中游北岸以武汉为左上端、以枞阳(今属安庆市)为右上端，由大江岸线围成的U形区域内则是一片空白，竟无一封国!黄州及其巴水流域正在此区域内。在此U形区域以北的淮水南岸则标有黄、蓼、蒋、六、英诸国，其东稍南还有群舒之国。人们不禁要问:在战国晚期楚灭邾迁封邾君至此前这一大片江北鄂东之地难道一直是不毛之地、没有一个诸侯立国在此吗?如北宋《太平寰宇记》黄州条下的第一句话却云:“春秋‘弦子奔黄’，即齐之与国也。”［1］2580意指黄州在春秋时为齐国的结盟国弦国所辖。明代弘治《黄州府志》与万历《黄冈县志》则一致把黄冈县城东三里外至巴河口称之为东弦乡，并称故老云为弦子国址。

一、弦子国址——汉代轪县和西阳县的历史沿革

《汉书地理志》载江夏郡辖有西阳与轪县，并注明“轪县:故弦子国”［2］397。后汉时西阳县与轪县仍属江夏郡。曹魏始设新郡弋阳下隶五县:割两汉江夏郡沿江一线的西陵、西阳、轪三县与内地汝南郡期思、弋阳二县组成［3］711，以期达到以北为郡治向南与孙吴争夺江北三县的目的。因东吴用兵江北甚力，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颁令内移。吴黄武二年已占有蕲春郡，赤乌三年陆逊以三万人占领邾城一带而与其东蕲春郡连成一片。可见原属曹魏的西阳及东邻的轪县，最迟在赤乌三年(240年)已内迁至淮河流域延续到西晋。郦道元《水经注》(以下常简称郦注)淮水篇称黄水旁有“晋西阳城”，可见此西阳非汉县而系魏晋时侨置!晋统一全国后，在魏弋阳郡辖五县的基础上把江北的蕲春县与邾县也划入弋阳郡，故《晋书地理志》录有“弋阳郡，魏置。……(辖有)西阳故弦子国、轪、蕲春，邾、西陵、期思、弋阳”［4］26等。至晋惠帝、怀帝时则逐步把该郡诸县划归了西阳国。由于遭受后赵的侵吞，晋永嘉之乱后不仅把一度迁于光城黄水上游的“晋西阳城”又迁回大江边［1］2513，整个豫州的重心也南移于大江边先后治于芜湖、邾城［5］367。东晋咸和间西阳国除后，原辖县中除大别山北的弋阳与期思二县复归弋阳郡外，大别山南诸县便改置为西阳郡了。晋庾翼和樊俊在咸和至咸康年间先后出任西阳郡太守，治邾城。

郦注卷35在巴河的东、西两岸都记载有弦子国址:先在黄州赤鼻山之东记江水“又东径西阳郡南，郡治即西阳县也。《晋书地道记》以为弦子国也”;又在下游巴口处(笔者按:今赤鼻矶距巴口仅20公里)曰:江水“又东径轪县故城南，故弦国也。春秋僖公五年秋，楚灭弦弦子奔黄者也…城在山之阳，南对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为名。”《宋书·州郡志》(以下常简称宋志)略早于郦注，其在西阳郡太守条下记载:“西阳，本县名，二汉属江夏，魏立弋阳郡，又属焉…孝宁侯相，本轪县，汉旧县。孝武自此伐逆、即位改名。”［5］374《南齐书州郡志》卷15在西阳郡下载:“西陵、蕲阳、西阳、孝宁…”［6］596等县。唐贞观 20年修《晋书》时不仅晋初《太康地记》、宋初《永初山川记》尚存，还参考过两晋南朝人所著晋史“十有八家”(见《唐大诏令集·太宗修晋书诏》卷81)，故该书《地理志》以晋代可靠史料为据在西阳县下加注“故弦子国”。这就是说西阳与轪二县:两汉属江夏郡，魏內迁至淮河流域。晋初属弋阳郡，西晋怀帝后该郡划归了西阳国。晋永嘉之乱后西阳与轪二县均迁回了江北直至南朝。正如郦注所指:巴河东岸为轪县，西岸为西阳县均为弦子国址。

二，清初至民初的多位权威史家们以更早期史料为据，纠正了唐代文献把弦国置于光州境内的错案

春秋早期淮南江北间有一个以齐国为盟主、由江、黄、道、柏、蒋、六、蓼、弦等等小国参加的结盟囯集团。由于弦国与楚隔大江最近，故最先很快被楚所占。盟主齐国及弦的姻亲国江、黄、道、柏等皆因距离太远而来不及出兵救援。弦子越过大别山逃至黄国。黄国与弦国是姻亲，便划拨了一块地方给弦作为其流亡政府的栖息地，此即后世所谓的“弦亭”。唐中期成书的《通典》《元和郡县志》都把弦子奔黄后的侨居之地“弦亭”当作了弦国旧址［7］2522，还把今光山县的仙居乡定为古轪县［8］247。由于《通典》为典制体通史之祖，《元和志》为现存时间最早、体例完备的总志，二者对后世影响甚大。这一错案直到九百年后才被清初至民国初多位权威史学大师所纠正。

清初集前人研究春秋历史之大成者、国子监祭酒顾栋高(1679-1759)在其名著《春秋大事表》(见中华书局1993版)中曾多次讨论弦国方位。除在卷50湖广图说黄州府条下记载“蕲水:弦国在县西北四十里”外，还在卷5《春秋列囯爵姓及存灭表》中仔细分析过弦国遗址真伪，指出“今湖广黄州府蕲水县西北四十里有轪县古城，为弦国地。又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盖因光山县西有侨置轪县故城而误。或曰弦子奔黄所居也。”顾祖禹(1631-1692)在史地名著《读史方舆纪要》(见中华书局版2005)卷76中将轪县故弦子国置于蕲水县城西北40里，并在卷5 0光州仙居城条下指出:“轪县、西阳故城皆后代侨置县，非汉故县也。”晚清国子监祭酒王先谦 (1842-1917)，在被公认为集前人研究两汉书大成的《汉书补注》卷28、《后汉书集解》志22(均见四部精要本，上海古籍版1992)中的江夏郡西阳县和轪县条下先后指出:此二县为汉县，分别在今黄冈县东与今蕲水县境，仅在曹魏至西晋时曾侨置于光山县。此外《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340黄州府建制沿革条下第一句即“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为弦子国地，后并于楚。”近代史地名著《水经注疏》卷35在上引郦注“又东逕西阳郡南…晋书地道记以为弦子国也”和“又东径轪县故城南，故弦国也”等句下各有详疏:疏文历数西阳县与轪县在汉晋及南朝时的历史沿革，强调二县均为故弦国址，确指弦子国址就在今黄冈县东、蕲水县西之间即巴河流域［9］。杨守敬宣统时参纂的《湖北通志》亦力驳过古弦国在光山之误［10］。上举清初至民初的权威史学家顾栋高、顾祖禹、《大清一统志》编者、王先谦和历史地理大师杨守敬等及之所以敢于纠正唐人提出的弦子国址在光州之说，因为有早五六百年的、更可靠的古代志书《晋书地道记》《宋书州郡志》与《水经注》为直接依据。

三，现代马、黄、纽三名家重申唐人说，否定弦子国在巴河的论证不能成立

上世纪70年代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西汉轪侯利苍家族的墓葬。1972年7月出版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正根据上举古文献而定轪侯的封国在湖北黄冈市内巴河边的浠水县。然而这一基本正确的定位却被权威刊物《文物》1972年第9期刊发的马雍与黄盛璋、纽仲勋三位老先生的两篇大作［11］所否定(以下凡引三老说均见［11］，不再注出处)，其主要依据为唐中期地志。然而按现代学术观念:唐地志之记不足以推翻比它早得多的《晋书地道记》《宋志》与《水经注》的记载，除非在河南发掘出土了弦子国城址、或断代可靠的汉轪县城址为实证。由于处在文革时期，既未讲究学术规则，又没有展开学术争鸣，就由三名家一锤定音。以至近40多年来出版的种种文史工具书和数以百计的论文辗转相因，除《辞源》之外几乎全采纳了此三家1972年说。但三老提供的论证，误解、附会甚多，实难推翻上举清初至民初的权威史学大师们已经拨乱反正的结论。兹举六例剖析如下:

(一)称弦国与江、黄、道、柏四国是近邻的论证不成立

马老引春秋僖公五年《左传》云“江、黄、道、柏皆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立即得出“可见弦国与江、黄、道、柏四国是近邻”的结论。马老还列举江 、黄、道、柏四国分别在晋杜预注出的汝南郡安阳县、弋阳郡弋阳县、汝南郡安阳县南、汝南郡西平县柏亭，断定它们都在“淮河上源一带，弦国亦应距此不远”。然而，⑴春秋战国时王族通婚是诸侯国最常见的外交手段，通婚对象国只服从外交需要而不问远近。如晋齐联姻、楚晋联姻、秦楚联姻等等，并非都是近邻。⑵杜预作注时距楚灭弦等诸小国九百多年，所指诸小国的具体位置难称定论，历代诸家说法各异。如治《左传》大家杨伯峻断定道国故城当在今河南确山县北［12］307靠近驻马店市区，距被发掘出的潢川西郊的春秋黄国都城遗址两百里外了，岂算近邻?⑶杜预所指弦、江 、黄、道、柏等五小国在晋初之址，分布在弋阳、汝南两郡的四个县内。然而有的郡域经纬度距离拉的很长，如晋弋阳郡的弋阳与蕲春两县，一在大别山北，一在大江边。南北相距三百多里，跨今河南、湖北两省，中隔数县。仅此一郡就不能用“淮河上源一带”来概括。何况分布在两个郡内的五个小国怎见得都在“淮河上源一带”、都是“近邻”呢?

(二)“云阝自是弦或玄阝字之误”吗

春秋经僖五年“楚人灭弦，弦子奔黄。”杜预注云“弦国在弋阳郡轪县东南”［13］250，不错。但是此处的“县东南”是指轪县内的东南部还是在县境外的东南方呢?据《汉书地理志》称“轪县:故弦子国”，显然指弦国在轪县境内!黄、纽二老却据《后汉书郡国志》江夏郡轪县侯国条刘昭注“杜预曰:古云阝国在东南，有云阝城”，便断杜注中的“云阝自是弦或玄阝字之误”。并由此推出弦国在轪县外东南方，以此为前提指责“要是汉轪县如水经注所指的那个故城位置，它南面就是大江…轪县东南乃在大江之中，就不可能有弦国与弦城了”。然而《左传》宣公四年已两次提到被杜预注为国名的云阝、两 提云阝子、一提云阝夫人，《汉志》江夏郡云杜县条下引应劭曰“左传若敖娶于云阝，今云阝亭是也。”古国之名云阝，又误从何来?《经典释文》曰“云阝，本又作郧。音云”［13］555。可知，云阝与郧是古今字，而非弦字之误。玄阝，却不见于先秦至宋代史籍记载，恐系二老自撰。也许新出土器物铭文有某古字或被今人隶定为“玄阝”，但绝不可能出在晋杜预或梁刘昭笔下。所谓“云阝是弦或玄阝字之误”的揣测不成立，以此为前提的指责不攻自破。

(三)楚吴两军“所走路线相同，只是方向相反”吗

马老引左传昭31年“吴围弦，楚救之及豫章，吴师还”，又引春秋定四年吴“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便主张楚吴两军“所走路线相同只是方向相反而巳。由此可证弦国应当位于淮河上游附近。”然而“路线相同只是方向相反而已”，纯属推测而非证据!因为《左传》昭公31年秋记载吴军伐楚“侵潜、六”后，又“吴师围弦”即围楚之弦邑。这年吴侵楚的进军路线似乎较明显:自淮水水系至淮汭(颖水或汝水入淮口)后舍舟南下不远即到潜、六(二者今均属安徽六安市)，后又往西南越过大别山、再沿巴水南下即到弦城;楚救弦邑是企图经豫章出义阳三关以切断吴军退路。故楚军一“及豫章”，立见“吴师还”。至于春秋定公4年吴伐楚则是自淮汭由陆路直往西、经豫章达汉水东岸与楚相对，与昭31年所走的向南经潜、六再至弦城的路线大不相同。关于“豫章”，杜预只能注出大致方位在江北淮南与汉东之地。具体何处?众说纷纭，迄今无定论。但可肯定它是春秋昭31年楚救弦、定4年吴伐楚两军先后经过之交叉区。所谓吴楚两军“所走路线相同，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当属臆断。

(四)西阳之五州为何不能为轪县属地

黄、纽之文以宋孝武帝纪中言次“西阳之五州”，称“五洲不属于它所紧对的轪县，而属于距它较远的西阳。看来这个轪县…实际上并无管辖地方。这也可以算做是侨置县的一个证明”。这一论证显然不成立。孝武帝“次西阳之五洲”中的西阳是指大地名—辖县政区西阳郡，刘宋时它辖西阳、西陵、轪等十县。据上引郦注:西阳县在巴口上游，轪县故城与其南对的五洲则都在巴河口下游。江中五洲理所当然应直接隶辖于江北轪县。硬说它属于上游的西阳县既不符区划常识，历代地志上也找不出任何证据。

(五)汉代的弋阳县与轪县不在同一郡内，唐初于汉弋阳县址置弦州，因传古有弦亭之故

黄、纽认为弦国应在唐代的光州，并强调《元和志》载光州的定城“自汉至萧齐常为戈阳城，武德三年置弦州，领定城一县”，可证高祖建唐朝之初已“确信春秋弦国就在此一带，故取名弦州…杜预所说的‘弋阳轪县’显然也就是指此”，似为断章取义!因为所引《元和志》文的前一句云“定城县，本汉弋阳县，属汝南郡”［8］246，然而大家都认可《汉志》定为“故弦子国”的轪县却在江夏郡。汉代时的弋阳县与轪县并不在同一郡内，二者怎么会隔郡而同为“春秋弦国”呢?唐初置弦州于“自汉至萧齐的弋阳城”，无非传这一带古有弦亭故。

(六)长江北岸的轪县为东晋侨置的猜测，与史实相悖

马老指责《水经注》“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把东晋侨置的轪县当成了汉代的轪县，郦文所引宋孝武帝刘骏起兵的史实正好证明长江沿岸的轪县是南朝的轪县”。马老指南朝江边的轪县为东晋侨置，却没有提供一条可信的史据!相反《水经注》在巴水入江口之上与轪县西邻的充当西阳郡治的西阳县下指明:《晋书地道志》以为弦子国也。王隐字处叔，两晋间人。所著《晋书地道志》只记西晋时地理，当时并未侨置州郡。足见此西阳县并非侨置。郦注又在巴口下言“又东径轪县故城南，故弦国也…南对五洲”，而与《宋书》载孝武帝“龙飞五洲”后，把起兵处的轪县改名孝宁相吻合。依《汉志》，此五洲北対的轪县故城一带为“故弦子国”。

四，南朝史家沈约早锁定江北岸的西阳县与轪县是“汉旧县”，并非晋宋侨置

三老论证的要害集中到一点:即郦注所指江北巴河两岸的西阳县与轪县究竟是东晋侨置的?抑或原本就是汉旧县?南朝著名史家沈约(441～513年)所著《宋书州郡志》足资考证。因为它是现存六朝史志中记载最翔实的一种。东晋至宋何州、何郡、何时以何名侨立均有记载。因晋与南朝人所修的史志大都早佚，《宋志》便是后人认识晋宋诸州郡地理沿革，特别是认识其侨立郡县情况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一手资料。其可信度远非唐代地志所能望其项背。三老都疏漏了《宋志》在绪言中对区分宋郡县是否侨置，确立过一项极为重要的凡例(即原则):“自汉至宋，郡县无移改者，则注云汉旧;其有回徙，随源甄别。”［5］362凡例中所谓“汉旧”有汉旧郡与汉旧县两种:州、郡是否侨置?一般均在各州郡沿革中加以说明;单指“汉旧县”者，则不问上属郡名的更替，何况有些上属郡是汉代后才设置的。沈约主要是将宋县与汉县作比较，故只称“无移改”而不言“从无移改”。该志云“××令，汉旧县”，实指刘宋时××县，其境主体仍在后汉(个别为前汉)一般为同名的县境内(若不同名，另有说明)，其县区设置并非汉代后才新置或乔迁来的!对于魏晋时曾有“回徙”的汉旧县，一般会“隨源”即作相应说明，但不否认其境为汉时旧县!《宋志》在西阳郡下明确记载“西阳令，汉旧县。…孝宁侯相，本轪县，汉旧县。”［5］374足见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沈约早锁定当时位于江边的西阳县和轪县，原本就是“汉旧县”绝非东晋后才侨置的。

［1］乐史.太平寰宇记［M］.中华书局，2007.

［2］班固.汉书(二十五史本)［M］.浙江古籍社，1998.

［3］杨晨.三国会要［M］.上海古籍版，1991;吴增仅.三国郡县表.二十五史补编［M］.开明书局版:2822.

［4］(唐)晋书地理志［M］.二十五史本.

［5］沈约.宋书·州郡志［M］.二十五史本

［6］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M］.二十五史本

［7］杜佑.通典［M］.岳麓书社，1985.

［8］李吉甫.元和郡县志［M］.中华书局，1983.

［9］段熙仲，陈桥驿点校.水经注疏［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2913-2920.

［10］湖北通志·沿革二(卷五)［M］.民国十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323-324.

［11］马雍.轪侯与长沙国丞相［J］:16-17;黄盛障，纽仲勋.有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题［J］:22-24，文物，1972(9).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1990(第2版).

［13］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古籍版，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