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芝明，王 颖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

向郊区疏散是国民政府应对日本大轰炸所做出的举措，这促使重庆城市空间的向外延伸，对此学界比较关注，而作为疏散区的管理，目前学界关注不够。位于沙坪坝山洞路17号的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后简称“歌乐山郊区办公处”）作为疏散区重要的管理机构之一，相关资料对其设立、称谓、目的等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故笔者希望通过此文理清这些问题。

一、设立背景

抗战期间，随着日本对重庆城区实施的大轰炸，国民政府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减少损失，1939年2月上旬，市政府奉国民政府令动员全市机关、学校、商店限期疏散。国民政府并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沿成渝、川黔公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并划定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綦江等县为疏散区[1]43。3月底，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机关组成迁建委员会，决定中央各机关迁至重庆市附近100公里以内各地。同时，将成渝、川黔公路两侧重庆周围80公里范围划归重庆市区，其行政权仍由当地县政府掌握[2]90。以后，各党政机关陆续迁至郊区和迁建区办公，仅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联系。

以沙坪坝、磁器口、歌乐山为中心的重庆西郊地区是工矿企业、政府机关、学校、医疗单位等机构聚集的重要地区。抗战爆发到1939年，兵工署第二十四兵工厂、二十八兵工厂、渝鑫钢铁厂、豫丰纱厂、新民机器厂等数十家大中型企业，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兵工专门学校、中央工校等近20所大专院校和几十家医疗单位陆续迁入;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后，该地区被划为疏散区，民众与国民政府军政机构及各政党机构纷纷向该地疏散，使歌乐山成为战时国民政府中枢要地，素有“小陪都”之称。

为了适应城区向西的发展，1939年6月14日，蒋介石令将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划归重庆市政府。8月，市政府在小龙坎设立沙磁区临时办事处[3]468。1940 年，西郊地区正式划入重庆市管辖。1940年11月30日，重庆市警察局已经接收新市区完毕，西郊地区划定了歌乐山、沙坪坝两处设立警察分局，“按分局查号，以歌乐山、沙坪坝、黄桷桠、唐家沱分别为十三、四、五、六分局，并已委定袁复本、萧焰文、葛润身、邹隐樵为第十三、四、五、六分局分局长”，并于1940年12月1日正式成立。第13分局管辖新桥、山洞、上桥、歌乐山（高店子）等地[4]45。1941年，在西郊设立了第13（驻歌乐山）、14（驻磁器口）、17（石桥铺）等3个行政区。歌乐山的第13区被列为重庆市甲种区，歌乐山地区行政管理权由川教院移交重庆市政府，歌乐山乡村建设实验区撤消。

二、设立经过

随着重庆市政区的扩大，新市区被划分为歌乐山、沙坪坝、黄桷桠、唐家沱四处并设立了警局，除了沙坪坝外，其余三处皆设立“办公处”以加强管理。歌乐山为国民政府中枢要地，位于沙坪坝山洞路17号的“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的地位显得十分重要。

1941年6月17日，蒋介石致电重庆市市长吴国桢:“老鹰岩、山洞附近，应另由市府另设一管理专局，作为重庆市区地方自治之模范区（其经费可酌拨），对于保甲、卫生、合作等事业，凡新县制中所规定者，皆切实遵行，并令附近陆大派员负责指导。闻有陆大学员范埏生者，未知可兼服此务否?”对此，重庆市政府召开第101次市政会议进行了讨论[4]54，1941年8月25日重庆市政府将讨论结果给蒋介石进行了汇报:“本府前为推进郊区市政设施便利起见，拟定黄桷桠、唐家沱、歌乐山三处设立办公处……黄桷桠、唐家沱两郊区办公处，已先后成立，现拟将歌乐山郊区办公处组织予以扩充，加强其行政效率，老鹰岩、山洞即在其辖区以内，似可不必另设管理局。如钧座认为可行，即拟商派范君埏生为歌乐山郊区办公处主任。理合检同修正重庆市政府各郊区办公处简章，呈请钧座鉴核示遵。”[4]55从蒋介石的建议、重庆市政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以下信息:（1）“本府前为”、“拟定”说明重庆市政府设立黄桷桠、唐家沱、歌乐山办公处的想法在1941年8月或6月蒋介石建议老鹰岩、山洞设立管理专局前已经有了。1941年10月8日，市长吴国桢为成立歌乐山郊区办公处给该处主任范埏生的训令附有《重庆市政府各郊区办公处简章》[5]60，其记载“简章”通过的时间为“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七十次市政会议通过”，此处的时间即公元1940年11月13日，故三处办公处设立的时间应该为1940年11月13日前后。（2）“现拟将歌乐山郊区办公处组织予以扩充”，表明重庆市政府吸纳蒋介石意见后，根据情况拟扩充歌乐山郊区办公处组织，1941年10月2日市长吴国桢致范埏生函，指出:“迳启者，关于老鹰岩、山洞筹设管理专局案，经就台端前拟意见，提交市政会议讨论决议，将本府原拟在歌乐山筹设之郊区办公处组织予以扩充，加强其行政效率，老鹰岩、山洞即在其辖区之内”[4]59。与此相适应，《重庆市政府各郊区办公处简章》得以修正，并附于1941年8月25日“重庆市政府为老鹰岩、山洞不宜设立管理专局给蒋介石的报告”后。（3）歌乐山办公处主任人选以及各办公处简章皆经过委员长蒋介石同意的。1941年8月29日，蒋介石回电:“重庆市政府吴市长勋鉴:市参字第15906号报告悉。所拟郊区办公处简章，尚属可行，希即以范埏生为歌乐山郊区办公处主任可也。中正。未。艳。侍秘川。”[4]56

歌乐山郊区办公处组织扩充后在山洞于1941年10月16日正式成立。10月8日，市长吴国桢就成立办公处给范埏生训令:“除状委并分别呈报外，合行检发委状一件，暨抄同修正简章一份，并刊制木质钤记一颗，文曰: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钤记，随令颁发，仰即承领启用，依章克组成立，仍将成立日期检具印模呈报备查为要!”[4]60“钤记”、新章程说明歌乐山郊区办公处正式成立条件已经具备，只需要范埏生确定时间以报备。1941年10月15日，歌乐山郊区办公处为报成立日期呈市政府文称:“奉此，职谨遵于本年十月十六日在山洞依章组织成立办公处，启用钤记，理合将成立日期检同印模随文呈报钧府备查，伏祈指令袛遵。”[4]6110月16日，钤记启用标志组织扩充后的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在山洞成立了。

1941年11月21日，市政府任命原重庆市警察局第13分局局长袁复本兼副主任，“复奉市政府秘三字第八一号委任令开:兹委任袁复本兼本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副主任，此令。”12月，办公处为该处成立正式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主任、副主任的任命，其目的为“除已先行呈报就职及分别函知外，合行布告，俾众周知!”[4]70办公处并于此月召开了第一次处务会。至此，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以发布第一布告宣布正副主任、召开第一次处务会的形式宣告了办公处成立工作最终完成并正式开始运转。

三、称谓、设立目的、管辖范围

理清了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成立的经过，我们可以就以下问题展开讨论。

办公处的称谓，相关资料说法不一，《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研究》一书中的标题为“国民政府驻郊区办事处”，但在内容中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郊区办公处曾长期在此办公”一语[5]426，两种表述混乱;重庆市文物局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中的称谓与《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研究》一书一致;沙坪坝区山洞17号旧址保护标志碑为“重庆市政府驻郊区办事处”。从“办公处”成立经过可以看出:（1）该办公处全称为“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或“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行政级别上，办公处属于重庆市政府直接管辖，而非国民政府直接管辖，《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组织规程》明确指出“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以下简称本处），直属于重庆市政府”[4]67，故“国民政府驻郊区办事处旧址”的称谓是值得商榷的。（2）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国民政府相关机构以及市民等向外疏散，导致市区范围不断扩大，重庆警察局在新市区设立了歌乐山、沙坪坝、黄桷桠、唐家沱四处分局，重庆市政府也根据需要设立了歌乐山、黄桷桠、唐家沱三处办公处，故在相关文献中提到的也是“各郊区办公处”。故“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驻郊区办公处”缺少“歌乐山”的表述即“重庆市政府驻郊区办事处”容易让人产生歧义，是值得商榷。

办公处设立目的（办公处的框架结构），旧址碑文介绍为:“重庆市政府驻郊区办事处为国民党各党军政军机关高级领导人物加强联系提供服务的地方，对战时起到上承下达的作用。”1940年11月13日第七十次市政会议通过的《重庆市政府各郊区办公处简章》记载“办公处”设立目的为:“重庆市政府（以下简称本府）为推进郊区市政设施起见，得于各重要郊区设立办公处。”1941年10月8日，重庆市政府的训令中重申了该目的并增加了“俾资就近督促推行各项政令”一句[4]59。1941年11月公布的《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组织规程》载:“（办公处）与市府以下各局切取联络，以推进本区内自治建设及社会各种事业，造成重庆市自治模范区为使命。”同时，《规程》记载了办公处组织系统:主任、副主任之下，有总务组、社会组、工务组、警卫组、卫生组等机构。可以看出:（1）办公处组织系统充分体现了其设立目的;（2）“自治模范区”的使命，体现了“办公处”接纳了蒋介石将老鹰岩、山洞打造成为“重庆市区地方自治之模范区”的意见。总之，歌乐山郊区办公处设立目的很明确:督促推行各项政令，推进区内自治建设及社会各种事业，最终完成“重庆市自治模范区”的使命。故旧址碑文的介绍是值得商榷的。

办公处管辖范围与重庆市警察局13分局管辖范围一致。1940年11月13日，第70次市政会议通过的《重庆市政府各郊区办公处简章》第二条规定:“各郊区办公处之管辖范围，以其所在警察区域为范围，但本府认为必要时，得另行划定。”而新市区歌乐山、沙坪坝、黄桷桠、唐家沱增设警察分局一案于1940年11月30日完成，明显比《简章》通过的时间略晚，这说明郊区办公处设立计划与警察分局设立计划是同步的。在歌乐山新市区，重庆市警察局于1940年12月1日正式成立了第13分局，管辖新桥、山洞、上桥、歌乐山（高店子）等地，因此这些区域皆是办公处管辖范围。1941年8月25日，《重庆市政府为老鹰岩、山洞一带不宜设立管理专局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报告》说:“拟定黄桷桠、唐家沱、歌乐山三处设立办公处，其管辖区域，各以所在地警察辖区为范围……老鹰岩、山洞即在其（歌乐山郊区办公处）辖区以内。”该报告强调了老鹰岩、山洞为办公处管辖范围，所附《修正重庆市政府各郊区办公处简章》规定的管辖范围没有变化。关于“必要时，得另行划定”，笔者所见并没有下文。警察13分局与办公处管辖范围一致也是重庆市政府任命第13分局局长袁复本为办公处副主任的重要原因。

办公处于1942年12月底结束所有业务。1942年12月3日，重庆市政府通过决议决定撤销歌乐山郊区办公处:“前奉三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市府市秘三字一零四九五号训令，略以本处业经议决撤销。”15日，训令确定了月底为该处结束时间:“复奉同月十五日市秘三字一零七八二号训令节开:一、该处务应于本月底结束，将各项工作分别移交各局核办。”[4]629在《修正重庆市政府各郊区办公处简章》中第七条规定:“郊区办公处每次举行处务会议后，须将会议纪录抄呈本府，并由府分别抄发有关各局，其重要案件，仍须专案呈候核示。”根据相关文献，办公处处务会议纪录的时间为1941年12月至1942年11月，与市政府命令办公处结束业务的时间基本相一致。

四、结语

总之，重庆市政府郊区办公处的设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3个阶段:初步设立于1940年11月，经过组织扩充后于1941年10月16日正式成立，1941年12月该处以发布第一布告宣布正副主任、召开第一次处务会的形式宣告了办公处正式开始运转。从其设立经过、级别、设立目的等可以看出，目前相关资料对位于山洞路17号“办公处”旧址的称谓忽视了其行政级别以及“办公处”作为疏散区管理机构的普遍性这一背景。因此，山洞路17号“办公处”准确称呼应是“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旧址”或“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旧址”，而非“国民政府郊区办事处旧址”或“重庆市政府驻郊区办事处旧址”。

抗战陪都重庆拥有丰富的遗迹，作为城市文化重要载体，遗址遗迹保护显得尤为重要，遗址遗迹称谓也是保护的重要内容。遗迹遗址称谓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内涵，称谓多一字、少一字，其内涵可能失之千里，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甚至反映的是错误历史，只有准确的遗址遗迹称谓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显现重庆城市的文化底蕴。

[1]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重庆抗战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2] 潘洵，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3] 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4] 唐润明，张建中.民国歌乐山档案文献选[G].重庆: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2004.

[5] 黄晓东，张荣祥.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