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经济研究综述

2015-08-15郭霞

新乡学院学报 2015年1期

郭霞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河南郑州450044）

从古至今，两周时期诸侯大国的经济发展不乏研究者，研究内容涉及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政策、著名商人、商业思想等，不一而足，内容相当丰富。与此相对，一些中小诸侯国的经济却少有人关注。其实，这些中小诸侯国的经济发展在两周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同样是精彩纷呈。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大量公布，文献资料的深入梳理，文物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和整理，学界对两周时期的经济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开展了对一些中小诸侯国经济状况的探究。

作为两周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诸侯国——卫国，其经济发展同样成为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由于记载卫国历史的文献资料较少，文物考古资料出土也不丰富，有关卫国经济发展的情形只散见于一些古典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前辈学者有关卫国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虽说资料较少，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两周时期卫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卫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卫国著名的商人等进入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笔者拟对卫国经济研究的相关论著、文章进行系统梳理，以便理清卫国经济研究已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不足，以期推动卫国经济研究及卫国史研究走向深入。

一、总体研究

从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看，对卫国经济进行总体概述的成果不多。拙著《卫国经济研究》［1］宏观探究了卫国建国前卫地经济发展的背景。地处黄河中下游华北大平原上的卫地，地貌特征明显，气候温暖湿润，非常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繁殖。这样有利的地理环境使卫地成为古人类活动首选地，曾在此创造出灿烂的古文明，这些为两周时期卫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两周时期的卫国，以农业作为本业，经历了从井田制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农业生产工具在材质、质量等方面有所改进和提高，铁质生产工具的铸造和使用大大提升了卫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卫人的农耕方式也逐步由使用人力的耦耕转变为使用畜力的犁耕；除粮食作物外，卫国经济作物的种类也有所增多。卫国农业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了卫国手工业、商业的兴盛。封于殷商故地的卫国，其手工业发展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商代尤其是殷商后期较为发达的手工业技术为卫国手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卫国的手工业在两周时期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分工越来越细，有青铜冶铸、制陶业、玉石业、纺织业、制骨业、车船制造等门类。卫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两周时期卫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西周时期，卫国商品经济主要是官营的，采用“工商食官”制，不过民间已出现简单的物物交换的商品贸易行为。春秋战国时期，卫国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坐贾”及“行商”，由此“工商食官”制被打破，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笔者读博期间，还对《诗经·卫风》中展现的卫国经济情况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解析〈诗经·卫风〉中展现的卫国经济》［2］。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从《卫风》（文中《卫风》指《邶风》《鄘风》《卫风》中的篇目）记载卫人生活的点点滴滴管窥了两周之际卫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即卫国的农业、渔业较发达；手工业分工更细，技术水平较高；卫地贸易场所多，商业兴盛。

除此之外，有些专著也涉及卫国经济中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方面的部分内容，如马洪路先生的《中国远古暨三代经济史》、杨生民先生的《中国春秋战国经济史》、杨宽先生的《西周史》、童书业先生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陈振中先生的《先秦手工业史》、蔡锋先生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等，都涉及卫国经济方面的内容。

二、分类研究

卫国农业。农业在整个古代社会中都是一个主要的经济部门，一些古代典籍中有关农业的记载较多。如《尚书》之《汤誓》《无逸》《酒诰》等篇有关于农业生产的记载。“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3］105，即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士兵们对汤使他们放弃农业生产而去伐夏怨言的记载；“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3］314，这是西周初年周人总结商亡原因，即祖甲后的几个商王漠视农业生产，“不知稼穑之艰难”，只知贪图享乐；“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3］270，妹即古沫，原为殷都所在，后为卫国始封君康叔的封地，艺指种植，黍稷泛指庄稼，意指卫康叔统治下的殷遗民仍然从事着农业生产。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有统治集团上层人物重视农业生产、介入几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实施一些农作之礼的记载，而考古发掘的一些文物资料则直接印证了商周时期卫地农业生产的发达。首先，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很多，器形有斧、锛、铲、刀、镞、杵、砺石、纺轮等，其中以镰、斧、刀、砺石的比例最大［4］。除了考古发掘到的实物生产工具外，应该还有一些不易保存、容易腐朽的木质生产工具的存在，先秦典籍中常常出现的耒、耜、耒耜等，就是早期木质农具的名字。后来生产工具中又出现了材质较硬的青铜农具、铁质农具。其次，甲骨文及古文献资料有关于商周时期卫地谷物品种的记载。如《甲骨文编》中收录的4000多单字，属于谷物名称的有黍、麦、稷、禾、粟、稻等；另《尚书》《诗经》《史记》等文献也常出现一些谷物品种的名称。再次，文物资料中经济作物则主要是桑和麻。第四，在农耕技术方面，商周时期卫地人已懂得挖掘沟洫、引水灌溉、整治土地、培土除草、观象授时等技术。

卫国手工业。对卫国手工业研究的论著有郭宝钧先生的《浚县辛村》，郭先生对考古出土的卫国器物进行了研究。《浚县辛村》这本考古学专著，历时两年，对先后经过四次发掘的卫国墓葬群进行了报道，并对此墓葬群中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石器、蚌贝器、骨角器、竹木器等做了系统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卫国手工业、商业的发达。文物编辑委员会编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对出土的卫国器物进行了介绍，对于研究卫国的手工业很有帮助。也有一些文章涉及了卫国的手工业制品，如戚桂宴先生的《董家村西周卫器断代》［5］、徐鉴梅先生的《西周卫尊》［6］、王文强先生的《鹤壁市辛村出土四件西周青铜器》［7］、李风兰先生的《辉县吕巷发现一座战国铜器墓》［8］等，对卫国的青铜制品进行了研究，对了解两周时期卫国青铜冶铸业帮助很大。

拙著《浅析西周、春秋时期卫国的手工业》［9］对在商代先进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卫国手工业进行了研究。商代手工业如铸铜业、制陶业、制骨业等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且一些手工业内部也有了一定的分工。商代后期，以王室手工业为代表，卫地的手工业种类增多，分工更细，大批的奴隶被驱进作坊，手工业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商代手工业的兴盛可以从出土数量庞大的器物中得以体现。周朝建立后，商朝遗留的工匠都被继续利用，封于殷商故地的卫国在此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两周时期卫国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周时期卫国的手工业，如青铜铸造业、纺织业、制骨业、象牙业、玉石业等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技术较为先进，生产的器物精良，数量繁多。西周、春秋时期卫国手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由于统治者生活腐朽和政治无能，卫国并没有呈现出稳定和强大。

卫国的商业和商人。从古典文献中虽难找到系统记载两周时期卫地商业发展情况的资料，但从一些零星的记述中仍可以管窥到两周时期卫地商业贸易的兴盛，《诗经》《左传》《史记》《春秋大事表》等古籍中均有记载。《诗经·卫风》的不少篇目涉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和他们的经商行为，如靠摆渡为生的“招招舟子”、走街串巷 “抱布贸丝”的氓等。《史记》中记载的卫国大商人、儒商鼻祖子贡经商成就更为突出，“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10］，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11］，经济成就之显著由此可见。

后人对卫国商业进行专门研究的很少，除了前文提到的在一些总体研究中有所涉及外，专题研究卫国商业的文章还没有看到。不过，从一些学者对卫国其他问题的研究中也能看出两周时期卫国商业贸易的状况。丁善科先生在《春秋卫国未能称霸原因探析》一文中，认为卫国“地处中原，介于鲁、齐、晋、郑、宋诸大国包围中”［12］115，即与诸大国交界、四通八达的地理方位是卫国在春秋时期被日削月朘、日益衰落的重要因素。当然，如果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卫国的地理位置，“当春秋时，南阳为卫之西境，与晋接界。莘为卫之东界与齐接壤。羊角为卫之东北边邑与齐、晋、宋、鲁接壤。南楚丘为卫之南部边邑与曹、宋田毗邻”［12］116。可以这样说，春秋时期的卫国是一个真正的位于天下之中的国家，卫地则是一个发展商业贸易的绝佳之地。如果说，手工业兴盛发达，又拥有大小商人无数的卫国，其商业贸易不繁荣、不兴旺，恐怕难以令人信服。《诗古微》记载：“三河为天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13］证明了卫国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为其商品贸易的兴盛创造了条件。恐怕也正是这一优势，使其又成了诸侯国争夺的焦点。卫人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只能任人宰割，国力日弱，国土日削。另外，卫国商业兴盛的原因与其统治者重视工商业发展也不无关系。《左传》记载，春秋中期，卫国曾被狄人所灭，后在他国的帮助下重新复国。卫文公为了振兴卫国经济，实行“通商惠工”政策，允许私营工商业自由发展，卫国经济得到复苏，“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14］，为卫国的短暂中兴做出了贡献。

从一些学者对卫地出土货币的研究中，也能看出卫国商品贸易的兴盛。焦智勤先生《耸肩尖足空首布考辨》一文，对安阳市出土的耸肩尖足空首布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安阳市区近年来陆续出土两批耸肩弧裆尖足空首布，一批出自北郊，一批出于洪河屯村，均为窖藏。出土时无盛装器，作环状叠压排列，锈结在一起。根据叠压痕迹，可知每环约46枚左右［15］64。张增午先生研究了林州市文管所所藏的4枚耸肩弧裆尖足空首布，认为应为三晋耸肩尖足布［16］。安阳市西郊距殷墟8公里处的洹河中，也出土一批小方足布，无流通痕迹，品相极好，约有四五千枚之多［17］。河南浚县多次出土耸肩弧裆尖足布，县西南20公里处小艾庄遗址窖藏发现有百枚耸肩弧裆尖足布，现存浚县博物馆［15］66。汲县（今卫辉市）山彪镇M1出土耸肩平首弧裆型尖足空首布，数量众多，不易计数［18］。淇县城关镇发现的战国货币，一枚是圆肩布，通长5.7厘米，宽3.8厘米；另一枚长6厘米，宽4厘米。城南镇南杨庄大队战国墓中出土一批战国铜币，完整者60枚，形制、大小、纹饰全同，均为“公”字方肩布，长5.8厘米，宽2.7厘米［19］。1981年，鹤壁市石林乡狮跑泉村的村民在村西边取土时，挖掘出3个南北排列一致的圜底陶罐。陶罐内贮藏古币4870枚，约重35公斤［20］。这批货币基本上没有散失，种类很多，有锐角平首布3569枚，圆肩弧裆平首布11枚，平肩、方足、平首、小布计110枚［21］。虽说有些货币目前还不能确认是不是卫国的，但货币种类的众多，不同诸侯国的货币在同一地点出土，均能证明当时卫地商品贸易的发达。

学者们研究用力最多的卫国商人还是儒商鼻祖子贡，已发表的有关子贡经商的文章就有几十篇。如汪茂和的《先秦三大经营家——范蠡、子贡和白圭》［22］、黄武强的《孔子与子贡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从孔子之马失而复得及子贡经商谈说起》［23］、刘宝河的《子贡的经商之道》［24］、陈曦的《司马迁笔下子贡形象探微》［25］、孙婷的《古代儒商第一人子贡的经商生涯》［26］等文章，对于卫国大商人子贡的商业经营思想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笔者也不揣浅陋，从文献记载的点点滴滴中对儒商鼻祖子贡经商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子贡经商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有四大秘诀：一是取信之秘——固守“孔子”品牌；二是交易之秘——恪守“忠恕”理念；三是谈判之秘——注重情报收集；四是发展之秘——“富而无骄，富而好礼”［27］。

综上所述，有关卫国经济的研究成果还略显单薄，涉及面虽广，但研究不太深入，在一些问题上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期待学界不断扩大对卫国经济研究的视角，以取得更多具有学术价值的新成果。

［1］郭霞.卫国经济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09：65－69.

［2］郭霞.解析《诗经·卫风》中展现的卫国经济［J］.石河子大学学报，2009（1）：56－60.

［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J］.考古，1961（2）：74.

［5］戚桂宴.董家村西周卫器断代［J］.山西大学学报，1980（3）：37－39.

［6］徐鉴梅.西周卫尊［J］.江汉考古，1985（1）：78－81.

［7］王文强.鹤壁市辛村出土四件西周青铜器［J］.中原文物，1986（1）：46－51.

［8］李风兰.辉县吕巷发现一座战国铜器墓［J］.中原文物，1981（1）：43－47.

［9］郭霞.浅述西周、春秋时期卫国的手工业［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1）：63－67.

［10］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201.

［1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