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建 李美娟

（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61）

曼瑟尔·奥尔森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选择与团体理论》一书被看作是“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他所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研究前提，以“搭便车”这一现象来说明集体行动存在的内在困境，并进一步提出了集体行动的解决之道。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探讨的也是基层党组织集体行动的问题。基层党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典型的集体行动。尽管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提出的社会制度前提与我国的社会制度有根本的不同，但其理论所揭示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在基层党组织的集体行动中一定程度上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学习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借鉴其理论成果，对于我们进行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主要内容

1、依据“理性人”假设，推演不出集体行动的必然。

“理性人”假设，原本是个经济学概念，是对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抽象，其基本含义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掌握全部信息，精于判断和计算的人，且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为自己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人。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理性人”。但由于实际经济生活中信息不对称的客观性存在，所谓完全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只能是一种出于理论研究目的的假设。这一假定有三大特点：一是选择的独立性，即理性人对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选择都能独立做出；二是选择的完全理性，即每个人对所面临的一切选择都是依据成本——收益原则来完成的；三是选择的自私自利性，即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其选择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实际上，这一理论假设就是将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了公共生活领域演变而来的。

“理性人”假设，虽不排除利他，但更强调个人自利，这就是所谓的个人理性。在传统的集团理论看来，“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中，个体总是会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的。但奥尔森认为，在集体行动的领域中，个人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理性，采取集体行动。相反，往往会导致集体的不行动即集体行动失败。在奥尔森看来，共同利益绝不是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充分条件，因为这不符合个人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对于一个集团的个体成员来说，集体利益在集团内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物品或者说福利，集团内的所有成员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都可以轻易地免费或廉价获得。这样，从成本——效益原则出发，集团中的成员都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其最佳选择必然是“搭便车”。由此可见，从个人理性为前提的逻辑推演中得不出人们会自动做出增进集体利益行为的结论。这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2、在“理性人”假设逻辑前提下，集体行动的实现，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首先，在奥尔森看来，集体行动能否实现，与集团的规模大有关系。奥尔森指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他依规模大小，把集体行动的主体（集团）分为三类，即大型集团、中等规模集团以及小集团。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或集团的利益。”这句话包含着奥尔森的两层意思：一是小集团比较容易产生集体行动。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人数较少，如果有人试图“搭便车”，是很容易被发现的，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都很低；另一方面由于成员个体在集团中所占份额较大，相应地可以获得总收益中很大的一部分，即使由个体成员承担全部成本，相比没有收益，他仍能获得更多好处，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正因如此，小集团又被称为特权集团。第二层意思是：在大集团中，由于个体成员对集团的贡献无足轻重，个体成员不尽力或不作为对集团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不容易被发现，因此，“他就不会受到激励为获取集体物品而采取行动”，从而使集体成员成为原子式集团或“潜在的”集团。这也就是说，对于大集团而言，个人理性绝对不可能促进集体行动，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所谓“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在奥尔森看来，就是“选择性”的激励。他指出“：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选择性激励，既可以是惩罚性的，也可以是奖励性的，既可以是经济性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比如声望、尊敬、友谊、信任等。在奥尔森看来，“社会激励的本质就是它们能对个人加以区别对待：不服从的个人受到排斥，合作的个人被邀请参加特权小集团。”选择性激励的作用机理，就是通过排他性的激励，使公共物品部分私有化，以此促使个人最优行动和集体行动的一致性。正因如此，奥尔森认为，选择性激励是大集团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在大集团中，集体行动只能够通过选择性激励达成。至于中间集团，由于其既可以监督每个成员的行为积极程度，又不存在单个成员单独付费就可以产生公共物品的情况，因此，是可以通过内部协商与合作达成集体行动的。

其次，集体行动能否实现与集团的异质性也有关。奥尔森认为，在规模相同的情况下，个体份额接近的集团实现集体行动的难度要大于个体份额差异较大的集团。这是因为，在个体份额差异较大的集团中，个体成员有较高的积极性促进集体行动的达成。但如果在个体份额差异较大的集团中，份额较大的个体成员担负了较多的成本费用，而集体收益又存在均等化问题，就会出现“以弱凌强”的现象，集体行动也难以达成。此外，奥尔森又进一步把集团分为相容集团和排外集团。所谓相容集团，就是在创造集体收益时，总希望承担成本的成员越多越好的集团；所谓排外集团，就是在消费时总希望成员越少越好的集团。前者多见于非市场团体，而后者多见于市场中的团体。在奥尔森看来，在同等规模下，相容集团比排外集团更容易促进集体行动。

当然，不论是在什么样的集团当中，个体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在奥尔森看来，都是对个人行动成本和个人行动收益理性计算的结果。

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给予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的启示

启示之一：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应将个人利益作为一个视角。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作为逻辑前提，虽然值得商榷，但也为我们研究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问题提供了一个认识问题的利益视角。“理性人”假设对于人都是自私利己的人性武断，我们虽并不认同，但个人利益问题也是我们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不应回避的。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邓小平也说过：“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这就是说，虽然我们绝大多数基层党员都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讲牺牲不求回报，讲奉献不求索取，但我们在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中，不能过分强调执行主体的牺牲与奉献，应当将牺牲与奉献同尊重和维护党员的适当的正当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这对于提高执行主体的执行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能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于作为执行客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能否接受、认同基层党组织的执行活动，并积极地参与到执行活动中来，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的执行活动是不是把群众的利益摆在了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基层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自己执行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我们在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过程中，不回避个人利益，尊重和维护适当的个人利益，有助于促进基层党组织的集体行动。同时，只有把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基层党组织的执行活动才能得到广大基层群众的积极回应，实现执行主体与客体的良性互动，取得良好的执行效果，使执行目标得以高效实现。

启示之二：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的重要途径。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探讨的是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或者说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所依赖的前提条件。集体行动能不能实现，核心问题在于能否解决“搭便车”问题。在奥尔森看来，解决大集团中“搭便车”问题，只能借助于选择性激励，通过制度安排或制度性创新使外部性内部化，将集体收益部分转化为个人收益，才能充分激励个人参与集体行动。这也就是说，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而制度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就其规模来说，绝对算不上奥尔森所言的大集团，但是像高等学校和大中型企业的基层党组织也不能说是个小集团，起码也可以算是个中等规模的集团。但无论是何种规模的集团，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在基层党组织的执行活动中，普遍存在着奥尔森所说的“搭便车”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仅使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大打折扣，甚至于在有些方面更是使之几乎消弭于无形，可以说危害巨大。“搭便车”问题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一种普遍现象长期存在，其中既有制度体系不够严密的问题，也有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制度执行不力，既与执行者对制度的理解有关，也与制度制定本身不够科学、合理，缺乏具体可操作性有关。其实，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原因或哪一种情况，都说明了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奥尔森的这一通过制度安排或制度性创新即选择性激励以促进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化的思路无疑为我们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陈郁等译，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邓小平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