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旭

(黑龙江省法学研究所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

201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其中很大篇幅强调地方志发展的法治保障，要建立健全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工作。《纲要》指出我国已建成国家方志馆1个，省级馆15个，市级馆60多个，县级馆近200个。可见，我国方志馆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相应地有关方志馆管理的法律法规还没有配套跟上。此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个人方志馆，面对这一新兴事物，如何从法律角度来理解界定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引发个人方志馆思考的起因

2015年某报刊出，山西省古县地方志收藏爱好者李建国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就收藏整理了5000余册地方史志，被人亲切地称之为“地方志博物馆馆长”。李建国退休10年来无数次地往返于太原、临汾、侯马等地，流连于古玩市场和旧书摊，每周日坚持在中国最大的中文旧书图书馆孔夫子网上查询志书，自费购买、收集地方文献，从古县、临汾又扩大到全国部分地区、省志、县志、村志和个别地区文献，这5000多本志书就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第一轮出版的所有县志，包括120个县和11个地市，此外还有山西明清时期的府志、州志等10套，明清民国志60多套，明清通志、村镇志、专业志、姓氏家谱等等有关志书900余套本。

李建国所在的古县是太岳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朱德、陈赓等曾经战斗过、生活过的地方，他退休后就开始搜集整理那个时期红色的记忆，寻找父辈曾经的历史，将太岳区各个时期的文献，人物、经济、政治、组织一系列的资料基本收全，配备成套，以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