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施恩

如果没有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职业经理人。但纯粹的两权分离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是难以实现的，有经济学家称之为“国有企业的悲哀”

现代职业经理人制度诞生于以“逐利”、“冒险”、“契约精神”和“严刑峻法”为代表的美国，要想使之在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的中国落地生根，我们应该做好怎样的理论准备？

“两权分离”的动态调整

现代公司治理中的“两权分离”，是指所有权和经营权（控制权）的分离。它是股份制大公司成立的内在要求，也可以说是西方职业经理人制度的逻辑起点——如果没有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职业经理人。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看，西方人对财富的追逐和勇于冒险的精神，促进了现代大公司的诞生；而其契约精神和严刑峻法的系统保障，则为两权分离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与中国有着很大区别。

且不说中国人看“人品”、讲“人情”、重“然诺”，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单从经营目标上看，我们的国有企业就与西方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人“逐利”、“冒险”、“短期导向”的文化倾向，以及相对成熟、透明、机制完善的市场环境，促使企业更加注重收入、利润、增长率等硬性指标，否则股东们就会选择“用脚投票”——卖出股份，将公司一脚踢开。而我们的国有企业，除了要增收节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目标，诸如：促繁荣，稳就业，保障国计民生，等等。

在这样的“内隐目标”之下，国有企业就很难实现完全的两权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