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刘芳坤

无边之“渡”
——孙频的小说结构

山西 刘芳坤

在孙频的小说中，常常展现出女性主人公对于苦难有种近乎偏执自虐一般的执着。其多部小说都以“渡”为名，《鹊桥渡》《九渡》《凌波渡》，使人产生从此岸欲渡到彼岸之感，读后又不禁唏嘘一种无边之“渡”的小说隐含结构：渡人欲求自渡，自渡才得渡人，求渡不如自渡。

孙频 小说结构 自渡

刘芳坤

孙频的女性叙事从一片幽暗凛冽的肃杀氛围营造中喷薄而出，几年来她仿佛越写越有力量，洋洋洒洒两百万言，强硬地从几近绝望的氛围中不断地汲取到能量，恣肆地生长、茂盛。尼采说：“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唯有此种痛苦，才强迫我们大彻大悟。”在孙频的小说中，常常展现出女性主人公对于苦难有种近乎偏执自虐一般的执着。她们不能轻易地从苦难中逃离，甚至也不愿从苦难中解脱。我们也可以说，迄今为止，孙频只写了这一种故事：女人们似乎是在苦难中修行，似乎唯有渡得苦海，才能寻得人生的意义，才可获得爱情存在的证据。其多部小说都以“渡”为名，《鹊桥渡》《九渡》《凌波渡》，使人产生从此岸欲渡到彼岸之感，读后又不禁唏嘘一种无边之“渡”的小说隐含结构：渡人欲求自渡，自渡才得渡人，求渡不如自渡。

孙频

“旅行”叙事中的精神求索

孙频的故事里没有青春动能，却保持着青春势能。青春叙事不是她的运动轨迹，但小说里的每一个女人都似乎保持着惊人的青春“状态量”。为什么女人们“爱”的能量会如此巨大？这恐怕充分昭示了一个文本背后热切而慈悲的女性叙事者之“渡”。每一个故事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游移/寻找”模式，表现在情节中就是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奔赴”男人。

买硬座票去看情人是孙频小说中反复出现过的情节，两个横了心去爱的女人，两段最终得到又牵强的爱情。《不速之客》中本身是妓女的纪米萍把爱情当作平凡甚至卑贱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她唯有通过一个男人，才能完成自我的救赎。她三番五次地坐着硬座去找自以为是爱自己的苏小军，一次次地追寻折磨便是他们之间爱情存在的证据，然而就算是有证据，也很难说他们之间存在爱情。苏小军的残废成全了纪米萍，用一生的时间去照顾一个人，足够完成一个妓女的自我救赎，足够称得上一声“好女人”。《一万种黎明》中张银枝每个季节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情人，他们之间的交集也就仅止于一年四次的会面，哪怕桑立明丢下过她，她还是要去看他，“她越是疼痛便越是轻松”，她“爱着一个无望的人”，是“一种对自己的惩罚”。故事的结尾以桑立明杀妻被判无期徒刑，张银枝每个月去看他一次作为结局。桑立明以监狱作为杀妻的救赎，张银枝以获得一个能让自己忏悔却永远不能在一起的男人为自己“被玷污”的躯体的救赎。“一个新鲜的世界正从那黑暗的最下面一点一点地挣扎出来，先是最微小的试探，像虫子的触角一般，再往后那团奶白色的透明越长越浩瀚了，它正飞快地长成一个饱满的白天。”这两段爱情的成全，是作者的恻隐。

在《瞳中人》里，深陷于婚姻泥潭中的余亚静也开始了拯救之旅，她决定把已经载入史册的前男友们一个个从老照片里拉出来，她坐上火车一站站实施着宏伟的探望计划。旅行却没有完成激动的预设，十年恨事都成为干花，一碰就碎。女人们的旅行同时将才子佳人的相遇、奇幻执着的历险，诸如此类种种瑰丽的古典文学模式击碎了，这种旅行具有双向的悲剧意味，在第一个向度上，小说印证了宇文所安的那句话：“每一次对抗性遭遇中的男女区别的重演，都是一个仪式。”孙频小说里这种可谓盛大悲壮的仪式具有极其犀利的女性批判精神，叙事展现的是“第二性”形成之过程：“她突然了悟到，女人其实是怎样一种下贱的动物。就像一个人戴枷锁戴久了，就是给她摘掉了枷锁她一定还要竭力去保持戴枷锁的姿势。”另一个向度上，这种仪式可以具有冰冷坚硬的质地，女人之心在极端的旅行中变得无法穿透。

如此小说结构显然是有局限的，欲将超度而未得解脱，已经开始探索却始终冲入幽闭，在深暗悠长的复沓叙事泥沼里不能自拔。读者郁积于故事一次次的相同演绎，没有办法抵达小说和阅读的天地玄清。时间在小说里凝滞了，只剩下了女性紧张的心灵暗影；空间在小说里荒芜了，我们只看到了一次次浓烈的物化修辞。

“烟火”之上的人性悲怆

在孙频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修辞的浓稠，色彩词汇多喜艳丽，植物的比喻随处可见：“孟青提周身沐浴在一种巨大的寂静中，那只喑哑的手机还是以那个姿势挂在她的耳边，像她身体上长出了一只红色的木耳。她站在那灯光的边缘有些木质的苍凉，枯，脆，像一株秋风里的树。她知道自己得装，装得越傻越好，装得像棵不会说话的植物才好。可是关键是，她是个人，她是个女人。”（《醉长安》）“这痛像藤蔓一样渐渐向上爬去。她身上有了裂纹，这裂纹哗哗蔓延开来，她终究是支离破碎了……它长成了一株巨大而妖冶的植物，用浓荫覆盖着她。”（《美人》）这些共同造成句式的紧张，配合了故事的循环往复，形成了叙事圈套。作者深陷其中，执着但是也迷惘于自我的追寻。在女作家孙频的小说中，男人作为法官又是叙事者写女人的东西的不可靠性没有了，女性经验在这里成为有着一种切身体验的可靠叙事，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要被来自作家自我的逼视震撼。但是问题也由此产生，孙频过于执着地将小说叙事抽离于日常生活，精密紧张的精神暗影和人性疮疤，使得作品效果恣肆演绎为阻断了“人间烟火”的清冷异空间。

《三人成宴》把幻想中的图画变成了三人成宴的事实，前男友和他女友的位子上坐着自己的丈夫和他的情人，黑色幽默充斥其中，荒诞不经又充满讽刺，她和“无尽的岁月干杯”，和“已成云烟的画中的男人和女人干杯”。邓亚西的结局从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李塘的时候就都已经注定，这结局万劫不复不可更改，终于“她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在她身边，她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孤独”。女主人公邓亚西经常于傍晚时分站在阳台眺望“人间烟火”，这一情节无疑构成了孙频的人生和小说结构的巨大隐喻。孙频出生于吕梁山一隅的山西省交城县，十八岁那年远行到兰州大学读书，四年以后先辗转于“雾凇之都”吉林市做编辑，后回到山西的省会太原。如今的她租住在一处老旧的单位宿舍楼顶层，一扇小窗，到了夏天更是满屋郁热，令人窒息，但唯有已堆占了一半床铺的书籍在昏暗中散发着幽光，陪伴着她“欲罢不能”的文学情怀。她挚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喜读大江健三郎、张爱玲、弗洛伊德、波伏娃。孙频在寻找一种宗教之“渡”。在小说里，爱情就是女人们的宗教，她们“找到一个可以依附的对象之后，忙不迭地把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由交付给”对方，“心甘情愿给一个人做奴隶”，“坚守忠实的苦行”。实际上，孙频已经和她塑造的女人们一起在爱和痛的两端挣扎。

从孙频和人物的挣扎里，我们体味到的当然不仅仅是小男女的爱恨纠葛。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时期，大城市已经迈向新的文明，而乡下依然在经历着新旧观念转变的阵痛。在孙频的笔下，绝望与希望、荒诞与真实、妥协与坚持的故事不停地在上演转换着，有时在一篇小说中形成一种性格的极端，有时则形成一种不易达成的中和。参看孙频的多篇小说，一个在城乡之间纠结挣扎的女性在多篇小说中形成了性格的互文，这背后深藏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女性作家所经历的新的生存焦虑与体验。《菩提阱》里的打工女困守在城中村里，当她最后的积蓄被老板诈骗之后，她体悟到了“套住我们的其实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身体里的陷阱，除了让自己强大起来，没有办法可以填平这些我们自身的陷阱”。于是，打工女从“贼”进化为“江洋大盗”，并以“自己的陷阱”为口号成为传销集团的头目。《同体》里的打工女虽经历了强暴羞辱，被情人塑造为一个赚钱的工具，但她最终跳入火海救出情人，实践了“自观一切有情，同体大悲”。《祛魅》里的女乡村教师经历了三个男人的“进城”挣扎，当她从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蜕变为一个守望贫瘠生活的人的时候，却向年轻的小三举起了屠刀。诸如此类“批判现实主义”的内容充斥于小说文本，但是，大写历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小写人生的个人悲壮，人人都是逐日的夸父，湮没在太阳光辉的逆光里，仅留存看不清面貌的剪影。

成也女人，败也女人。痴也孙频，狂也孙频。米勒认为，一切小说都是重复，在不同的话语链条之下实现叠加。在孙频及其女人们所构成的复合链条之上，寂寞孤独让生活的本质变成了个人构筑起的小庙。个人无法穿行于人间烟火，自顾自地揭开内心深处的脓疮痼疾，然后又带着伤口持续奔赴无边之渡。但愿这“渡”终不是铁围山内的大海，而能真正成为通达人生与社会的引桥。

作 者：刘芳坤，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山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