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文字学家与教育家黎锦熙先生审定修改了他人编写的一百多套国文教材，为自己语文教材研究与编写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对语文教材的选文标准及其内容选择、插图使用等研究颇有见地，指出语文教材编写应以本国教育宗旨为标准，以学生为中心，教材必须紧密联系生活，教材编写应遵循“三兼”原则，其体例应“三体”并用。

【关键词】黎锦熙；教材编选标准；“三兼”原则；“三体”并用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一、黎锦熙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缘起

我国学校教育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出现，语文教育与经、史、哲、伦理等科目融合，没有单独设科。 “四书”、“五经”这套儒家经典作为学校课程教学的主体一直沿用至清末。直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语文独立设科，废除了以蒙学读本、儒家经典古文选读本等传统教材，代之以具有现代意义的国文教科书，从此，学校语文教材从社会读物中分离出来，从儒家经典中部分解脱出来。虽从教材发展史上看此乃重大突破，但新教材的编写仍举步维艰，大都囿于旧例，无实质性突破。

1912年教育部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凡各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然而，民国元年出版的教材多数只是调换封面，印上“共和国教科书”或“现奉部批仍准通用”等字样，仍沿用清末教材。为尽快改变这种现状，一些致力于语文教育的大家们急起直追，纷纷编辑新时代语文教科书。1912年徐国英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刘法曾、姚汉章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1913年谢无量编《新制国文教本评注》等。当时出版的教材虽多，但国文教科书缺乏系统性的问题尤其突出，黎锦熙在《论教育之根本问题》一文中提出“我国教育，久无效果，原因虽多，而总原因实为教材之不适宜。教材者，指各教科书所用之材料而言也。不适宜之教材，以本国固有之各学科，如国文、修身、本国历史、地理等为最；而其中又以国文一科为最；尤以初等小学所授国文为最。”深刻的体察让语文教材的编写问题占据了黎锦熙心中非常重要的位置，时编教材的种种弊端促使黎锦熙产生了编写语文教材的想法。

1914年，黎锦熙与杨怀中、徐特立、方维夏等人组织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先后编辑出版了《初等小学国文读本》第一册、《初等小学国文读本》第二卷、《中等学校国文读本》四册、《初等小学国文教授法》二卷、《中等小学国文读本》三卷。作为辛亥革命后较早进行语文教材编写的人物之一，他为中国语文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黎锦熙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标准观

黎锦熙认为，选编中小学语文教材应该遵循四大标准：

（一）以本国教育宗旨为选编标准

语文教材是语文教师进行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媒介，它承载着国家培养人才的期望。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适合社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因此，教材的选材要从本国实际国情出发，要反映时代的需求和国家的要求，合乎本国的教育宗旨。

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注重德育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该宗旨是以蔡元培先生的“五育”思想为基础提出来的，“五育”思想（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着实影响到了当时教材内容的选取，民国初年所编写的国文教科书大都围绕着“五育”思想而展开，且体现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

黎锦熙秉承“五育”并举的原则进行教材编写。其教材囊括了家庭伦理、社会道德、天文地理、生活实业、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在教材中还采用了精美的插图，以培养学生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二）以学生为中心选编教材

黎锦熙曾说要“救济儿童”，意思就是要解放儿童。他认为当时小学生还没有摆脱中国千百年来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章教育的精神腔调。学校所教，儿童所学的仍然是唐宋时代的经义诗赋，明清时代的八股策论。他认为这“既不合于儿童心理，又不适于儿童生活”。提出语文课要根据学生不同时期的心理发展过程和心理特征，选择最适宜学生学习和吸收的材料来教学。

黎先生在编写教材时都是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学生的心理特征出发考虑的。在学生刚入学之初还处于刚刚认识世界、心理发展还不收成熟、注意力的集中能力较差的阶段，黎先生无论是在选材内容、课时安排上，还是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上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策略。如他将国语教学的材料和教学方法分成了上、中、下三等，认为上等的是“随时随地利用儿童生活中的种种事实，连结他们的种种经验和环境，作一种普遍而流动的教材；按着他们身心发展过程（大略可比照人类学中初民进化的过程），施一种辅导自动、共同创作的教学法”。

（三）紧密联系学生生活选材

黎锦熙编写教材不拘泥于固定形式，充分地以学生为中心，在选材时往往会根据身边实际发生的事例进行调整，对生活中的事物加以分析，将其编进课堂教学中，并对其加以提炼分析，形成不同学科不同授课侧重点的综合性课程，这些课程往往涵盖国语、自然、地理、历史、美术、手工等不同方向的具体学科。现以“设计教学法”的一个实例加以来说明。

一个学生捉了一只麻雀。老师和学生围绕着怎样处置这只麻雀、搁在什么地方、怎么写字条提示大家笼子里是麻雀、怎样处理死后的麻雀、将其埋在哪里、碑文怎么样写等一系列问题，用五日、二十小时以上的时间进行讨论。这样一堂课学生收获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在“一只麻雀”课上学生所获得的，可以简述如下：

该案例从“实质”、“形式”两大层面，从“领域”、“途径”、“方式方法”、“目标”四个具体方面组织教学。其中“实质”方面，主要考虑到以下领域：应付问题、作业、各种运动、仁爱心、公共卫生、公德、文学、唱歌、表演、各种常识、联络各科。仅就“各种常识”一项，就给出了地理、历史、理科的知识、自然现象、社会习惯五大途径，方式方法上提出了“了解（应用和练习）”的建议。再如“形式方面”，就“国语”科领域来说，给出的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有语法、作法、书法、读法、表演几项，其中在“读法”和“表演”这两个途径中，他给出了“吟咏”这个现当代已经让教师和学生比较陌生了的传统学习方式方法。“吟咏”的作用不能不引起今天的教育者以及教育研究者的深刻反思。

在此案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教材内容紧密联系学生生活的程度，学生被当做学习的真正主人的状态，以及训练范围领域之广、训练途径与方式方法之灵活多变、目标到达层次等。在课程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今天，一线教师们完全可能根据这个案例更有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以使教材的功用发挥到极致。

（四）文言和白话两种文本混编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文白使用比例的问题争论不休。黎锦熙提出语文教材应该文言和白话兼用，选用文言白话两种文本混编。小学以“儿童文学”为主，初级阶段可采用古籍且需译成现代国语，高级阶段可用古籍原文且酌情替换过于文言拗口的词句。初中则以选读古今名著为主且辅以实用文。文言语体不拘，只是要选择那些确实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思想的文章。高中教材则在程度和分量上增加，更宜支配以文学史的系统。文言语体不拘，只是要选择那些确实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思想的文章。

文言与白话兼用的最大好处是能够让学生们借助文言文的功底更好地使用白话文。文白混编的教材，就应该充分考虑其各自所占的比例以及文言文的难易程度，以适应学生不同时期的心理接受

能力。

总之，黎锦熙编写的语文教材，无论从选材标准、内容还是语言表达形式上都提出了有一定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主张。既符合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境，又符合儿童的需要和不同时期的心理发展特征，在当时是极具进步意义的。他所编写和审定的教材数量之多无人能及，他的语文教材观也就是在这不断的编写与审定教材过程中不断形成、发展与完善起来的，值得当代教材编写研究者认真借鉴。

参考文献

[1]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2]黎泽渝，马啸风，李乐毅编. 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3]朱绍禹.中学语文教材概观[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4]毕琳琳.黎锦熙语文教育思想研究[D].吉林大学，2007.

[5]吴婧.黎锦熙语文教育思想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1.

作者简介：陈阅平，鲁东大学文学院，课程与教学论（语文）专业2013级研究生。

（编辑：李艳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