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 尔雅

明清小说禁书几种：欲望、感官和艺术想象

甘肃 尔雅

本文以《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浪史奇观》《灯月缘》等几种小说为例，探讨了明清小说中的情欲书写主题和艺术特色。明清色情小说中对于性欲望毫不掩饰的书写和赞美，固然下流、不堪和病态，但是，它实现了对于传统道德的一种反动，也在事实上重建了某种文化消费形态，在更多的方面催生了文学景观的繁荣。就文学本身的发展演变功能而言，它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明清小说 情欲 文学消费 文学发展

无论是从文体意义方面来讲，还是从叙事艺术、创作规模，甚至流行趣味、消费时尚方面来讲，明清时代的小说创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境地。从此意义上来说，晚清学者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就是对于明清小说创作风尚的褒扬和延续；也就是说，小说在获得“正统”地位之前，它作为文体和消费主体已经获得了公众的认可。所以，诗歌主流话语的丧失并非始于晚清，而是更早。虽然如此，明清时代的小说创作，在整体上还是显示了纷杂、多面和混乱的态势。比如，明清时代声势浩大的禁书运动，使得绝大部分小说作品成为禁书，举凡涉及时事、结社、怪诞、淫秽，乃至儿女私情、人伦风化等，都在禁例之内，可谓无所不包。自秦代以降，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就与各种各样的“焚书”运动紧密相连，到了明清时期，禁毁之风尤甚。小说原本为“街谈巷语”之书，不干“经国之事”，也非文学主流，但在明清时期，却作为“淫词艳科”而被大肆禁止。如此大张旗鼓的禁毁态势实际上正好印证出小说创作之盛。大量小说作品的出现，催生了书肆行业的繁荣，一批书商也由此而获得丰厚收益。许多作品在禁行之际，其实早已在市民阶层广泛流行。文学的消闲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正统的诗学地位被市民趣味迅速消解。再比如对于小说的题旨立意，小说家虽然宣称写作的目的在于“劝诫、警世”等，但是事实上包含了诸多的皮里阳秋。有一类小说几乎就是直接宣扬人性欲望的，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报应和批评在小说中荡然无存，而是转换为一种对于“恶”道德的肯定。这种状况，一方面显示的是小说家高扬个体欲望、挑战“正始之音”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对阅读风尚的明确谄媚。

最能够体现市民社会欲望消费特质的，是明清时期大量涌现的情色小说。这类小说，不仅在明清小说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数量，而且就艺术性来说，也同样达到了更高的水准。性，作为文化和消费的权力，在这些小说里得到了普遍的书写；小说家也期望借此延伸其更进一步的文化思考。对于性行为和性趣味的偏好，固然使得这些作品有淫书的嫌疑，但是很显然，这些赤裸露骨的描绘，事实上正好是市民趣味的一部分，另外，从中也可以得到足够的性学方面的资讯。至少，很多性学家的研究，就是有赖于明清小说中的性内容。当然，数量巨大的情色小说在艺术性上往往鱼龙混杂，有些作品只是流于拙劣的肉体宣泄，粗鄙不堪，不忍卒读，丝毫没有阅读的美感可言。即使某些在小说史上非常有名的作品，也往往令人失望。比如清代情色小说的代表之一《肉蒲团》就有这种嫌疑。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未央生”的男子在改造自己的阳具并使之变得昂大之后，在风月场上纵横驰骋、阅女无数的故事。虽然作品中肯定男女情欲，但是对于男性性能力的过分炫耀，难免显得夸张和无聊，其内里蕴藏的其实是男权社会的一种施虐欲望以及某种程度的心理自卑。小说中的众多女性显得模糊滑稽，千人一面，都在渴望完全的肉体快感，永远处于性饥渴的情境，只剩下简单赤裸的本能，个性和形象却丧失殆尽。而未央生作为主角，也不过是一个不断重复其性活动的木偶。因此，与其说《肉蒲团》是一部小说，还不如说是一本关于性变态的使用说明书。但是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于，这样一部手法粗糙的小说，却拥有大量的阅读者，在文学史上名噪一时。它是否是李渔所作，至今还有争论，不过它能够广泛流行，至少是利用了李渔的声名。另一部篇幅较短的小说《灯草和尚》走的也同样是这种路子。一个会变法的红婆子，以灯草变出一个小和尚，送给深闺寂寞的汪氏母女及丫鬟暖玉，于是他们整日狎欢，享受肉体之乐。汪氏通过灯草和尚，对于自己的肉体实现了完全的、不受束缚的放纵。小说家其实也颇为欣赏汪氏的风流放浪，个中的笔墨简直就是欣然铺陈，丝毫不觉得龌龊下作。汪氏一生行淫，但是并没有像别的小说一样，受到因果报应，而是生活美满，寿尽而终，这一点当然很有意味。其实更有趣味的是灯草和尚的形象。他以灯草变成，似乎非人非妖，但有极为高超的性能力，还会随心所欲变大变小，虽然也经历过尸首分离的惩罚，但是居然还可以再生。他淫欲无度，别无所求，只靠吸吮妇人“生门”的液体就可以延续生命。显然，灯草和尚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实际上是中国文学形象里的一个隐喻。因为在古典小说里，和尚、道士、尼姑往往就是淫乱的代名词，是很多情色故事的始作俑者。这些作品中的性描写，比《金瓶梅》要夸张、粗鄙很多，而要是在艺术性上比较，前者远远不能望后者之项背。

有一些小说则采取了与此完全相反的手法。比如晚清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就是一部非常雅致的小说。小说里的主角是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嫖客和妓女，整部小说就是叙写他们之间的情欲爱恨的，但是与别的风月小说不同，这部小说的叙述非常含蓄，往往绵里藏针，深藏不露。娼妇的奸猾、嫖客的虚伪，都掩藏于日常生活的风雅往来之中，非有大手笔不能为之。小说之所以不能广为流传，显然是因为它整篇使用吴语方言，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一部相当成功的长篇小说。现代作家张爱玲对于它的嗜爱简直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认为它超过了《水浒传》《西游记》，可以和《红楼梦》媲美，事实上张爱玲的海派风格就有《海上花列传》的痕迹。当然，如果从性描写的角度来判断，《海上花列传》几乎没有狎亵之词，干净风雅，实在算不上是情色小说，在此举例的用意，无非想说，同样是涉及风月男女，有些作品可以十分暴露，而有些则可以把情欲写得非常优美。这和现代文学理论中提出的“怎么写”的见解有相通的地方。

从我个人的趣味和立场出发，以下几部明清小说是值得阅读与讨论的：《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浪史奇观》《灯月缘》。它们具备情色小说的大部分特征，既有露骨的色情描写，又有艺术手法上的可取之处，另外就篇幅而言，这几部小说其实都属于短篇小说。

《如意君传》成书于明代，在《金瓶梅》之前，因为欣欣子在《金瓶梅》序言中就已经提到了这部小说。“如意君”说的是能够满足女性性欲的男子，在中国艳情小说里，常常特指那些阳具雄伟和性能力强大的人。“如意君”的典故出自哪里，似乎已经无法考证，冯梦龙在“三言”里提到苏东坡和王安石曾经翻阅一本名为《汉末全书》的典籍，其中有两只好色的狐狸和一个善于采战的男子的故事，该男子被称为“如意君”。在《如意君传》里，获得这个称号的是唐代的一个美男子薛敖曹，他高超的床上功夫令武则天大为喜欢，于是封其为“如意君”，并且说要在第二年改年号为“如意”——武则天执政的时候，的确有“如意”的年号，不知道是否真与她的性生活有关系。事实上，这本名为《如意君传》的小说主要记述的是关于武则天的风流野史。它把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留下“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度，同时也因为整饬国事的残酷和不留情面而引起巨大争议的女性形象完全颠覆了，武则天成为一个纵情声色、肉体的欲望特别强烈的荡妇形象。从她主政之后，便开始大肆搜罗天下“大阳之人”，她的宠臣们也投其所好，不断选取那些肉具雄伟的美男子来满足圣上的肉体之需；但是一直到“肉具壮大，美姿容”的薛敖曹出现之后，武则天才得到了完满的鱼水欢愉。于是，他们在后宫里百般淫乱，享受到前所未有、惊心动魄的肌肤之乐。武则天还公开赞美薛敖曹的阳物说：“壮哉，非世间物！吾阅人多矣，未有如此者。”因而起名为“麈柄”——后世小说里称男子阳物为“麈柄”，就是从武则天的这句“口谕”开始的。

小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描绘武则天和她的那些情人们的交合过程的。在不同的情色环境里，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感受、性动作、性嗜好，小说几乎用了工笔和铺排的手法对于这些过程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武则天皇帝的身份消失了，她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潘金莲那样大胆追求情欲之乐、毫无羞耻之心的放荡女人。她的坦率和无所顾忌一方面令人吃惊，另一方面则由于她言笑晏晏的生动姿态而构成了文学中的“形象真实”。事实上，小说家的确是以记录历史的名义来描绘这些事件的，因为他在其中穿插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用以表明这些记述是基于真实事件之中的。是否确有其事其实并不重要，就文学层面来说，《如意君传》的确塑造了一个不同往昔、有血有肉的武则天形象。而就情色小说来说，《如意君传》虽然有过分宣淫的倾向，但是其描绘手法之从容、语言之优雅、场景布局之整齐有序，都可以作为情色小说的代表。后世的许多小说里，都可以见到模仿《如意君传》的痕迹，比如著名的《金瓶梅》中，一些性描写几乎就是从《如意君传》里照搬而来。在一些色情小说里，通常有这样的场景：一位或数位闺中怨妇，在思春之时，就会以阅读《如意君传》这样的作品来打发漫长时日，可见其在市井中流传之远。《如意君传》用浅近文言文写作，书中还有旁白和诗词，其风格接近于宋元间的文言话本，而其编年体的格局，又带有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痕迹，因此，可以认为《如意君传》具有小说文体从文言向白话过渡的文体意义。

《痴婆子传》是明代中期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个叫阿娜的女子，情窦初开之际，对于男女之事心向往之，于是向“善于风情”的邻家少妇请教；这少妇便向她详细讲述了男女之间的大部分知识，包括性器官的不同、生育的奥秘、男女交合的基本内容和动作要领，当然，主要的方面在于交合时候的性感受以及如何体味到性的愉悦。应当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性启蒙讲座。在彼时，出现这样一位性知识丰富的少妇，确实令人惊奇；而阿娜能够遇到这样高明的老师，也是她的幸运。两性的肉体愉悦既然可以如此美好诱人，阿娜顿时就有了“欲得一人以少试”的渴望。她先是和到她家里做客的表弟初试云雨，尝得个中滋味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起来，寻找新的性爱对象成为她生活里的主要内容。在三十九岁之前，她先后与包括其丈夫在内的十三位男子发生了性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她采取了主动挑逗对方的姿态。阿娜对于情欲的热爱和追求大胆疯狂，毫不隐晦自己在性活动中的各种细节和心理感受，很难让人想到她曾经是一个独守闺阁的淑女。实际上，类似于阿娜这样的女性在明清小说里并不少见。许多年轻的寡妇本来打算在平静中度过漫长的余生，但是在偶然的一次春游或者祷告活动中，却被一个貌美英俊的风流秀才或者一位惯会风月的和尚所勾引，她采取了拒绝的姿态却无济于事，最终失身于对方。她不免感伤于自己的贞节付诸东流，但同时也在带有暴力气味的肉体逐欢中感受到异常的喜悦，曾经的戒备之心便迅速转化为热烈的迎合和大胆的追求。她在肉欲的狂欢里放纵不羁，寡廉鲜耻。另一些温文尔雅的少女没有春色久旷的遭遇，但是当春花烂漫之际，也难免生出白昼漫长、夜晚寂寞的情怀。她们更重郎才女貌的浪漫气味，只是因为对于风月懵懂无知，而一旦初尝个中滋味，则往往比寡妇更加疯狂。于是，道德上的约束在无边春色里脆弱不堪，感官的狂欢令她们如醉如痴。相较于今天的情欲生活，这些女性显得更为疯狂，因为她们的社交范围非常有限，所以在道德上容易出现更大的风险。比如阿娜，其性伴侣大部分都是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包括她丈夫的哥哥、弟弟和父亲，她的表弟，以及她家里的男性佣人等。而少女和表哥表弟偷情的故事往往是一般小说里固定的模式。

但是《痴婆子传》在叙事上却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小说在语言上相当流畅自然，情节铺排上也颇为讲究。最重要的是，它是以女性的口吻来讲述故事的，这应当算得上中国传统小说里的异类。中国传统小说里的叙述者绝大部分都是男人，不管如何怜香惜玉，总免不了有欣赏和猎艳的窥探气息，《痴婆子传》中的叙述要温和细腻得多。还有，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在讲述具有非常私人的性体验和性心理过程中，第一人称显然比别的人称要真实得多。这种叙述视角，在传统小说里可谓凤毛麟角。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小说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在开篇，本书的作者遇到一个七十岁的老妇人，她沧桑的气度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于是就和她交谈起来。老妇人也认为作者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于是就开始讲述起她三十九岁以前的风流历史。等到她的故事讲完，她便对自己放浪荒唐的人生表达了悔恨之意，这显然是明清小说里的一贯套路。但是从结构上而言，这样就完成了小说的叙述功能。很多学者曾经认为倒叙的手法应该是近代西方文学里的产物，《痴婆子传》则对此做了有力的反驳。

《绣榻野史》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好色的扬州秀才想找一个貌美的女子做妻子，这之前他找了一个俊美的后生做他的龙阳。后来他终于娶到漂亮的夫人，不料他的妻子和他的同性恋人互相有了情意，这扬州秀才为了讨好后生，干脆就将老婆送于对方享用。那二人如鱼得水，百般淫乐，身边的丫鬟也一并被小后生享用了。接着又用春药，导致秀才老婆的下体受伤。这秀才于是有了报复之意，转而去勾引后生的母亲，也是百般淫乱。后来两个女人因为纵欲过度而死，后生遭受瘟疫也死了，这秀才于是明白了色欲的害处，出家为僧。

从艺术性上来说，这部小说并无可取之处，不过是大量性事略显夸张的描绘，在情节安排上匆忙凌乱，很多地方匪夷所思，而且文采平平，缺少美感。但是它具有较为典型的小说类型意义。它自明代问世之初，一直到清代，都被认为是“淫书”的代表，其在市井的流传也很广泛。有些学者甚至拿它和《金瓶梅》比较，显然是刻意逢迎之举。这也许和本书作者的名气有关。《绣榻野史》为明代戏剧家吕天成所作，虽然是名士手笔，但是名家未必就字字珠玑，《绣榻野史》就是一个例子。幸亏有学者考证说，这部小说是吕天成少年（二十岁之前）时的游戏之作，也就难免“文殊不称”了。这和《肉蒲团》托名李渔的情形很相似，其实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倒也不足为奇。

但是作为情色小说的许多固定和流行的元素在《绣榻野史》里都可以见得到。比如性乱，在许多小说里，往往是父子、母女、夫妇共用同一个情人，夫妇也可以建立同盟关系而去勾引另一个人，三人可以一起淫乱而不觉得羞耻，有时候身边的丫鬟和男仆也参加进来，形成一种十分混乱的关系。《绣榻野史》中的扬州秀才为了讨好龙阳而将自己的老婆拱手送出，也是这类小说常见的套路，而对于春药药理的作用，以及女性的好色无度，则过分夸大和依赖。传统的道德秩序被情色小说过分渲染的宣淫气味彻底掩埋，而这种极端的姿态对于文学未必没有益处，但同时它又提出了新的道德难题。

《浪史奇观》的成书要早于《绣榻野史》，至少在明万历年间就已经刊行。和后者一样，这部小说同样因为过分宣淫而闻名遐迩，而且在情节结构方面大同小异，艺术性上也流于媚俗和乏味。小说记述了一个钱塘秀才梅素先的风流历史。他相貌俊美，善于风情，而且有伟壮肉具，床笫功夫也超乎常人，令许多绝色女子痴迷。这些美艳女子，纷纷为浪子脱衣解带，玉体横陈，而浪子则因此得以不断享受肉体盛宴。到了小说的末尾，浪子居然同时拥有二十个美女作为他的妻妾。较之《绣榻野史》，这部小说显示的性关系更为混乱不堪，小说里对于纵欲的人生简直是采取了公开的赞美态度。许多情节荒唐至极，比如浪子的一个朋友铁木朵鲁，因为看破红尘要外出访道，在临行之前，他竟然很可笑地把一帮妻妾交付于浪子，任凭对方去肆意享用。小说的作者甚至对于乱伦也表现出异常的喜好。比如在小说里，浪子的妹妹听说自己的哥哥阳物昂大，居然请自己的情人设计，让自己和哥哥交欢；又比如浪子的一个情人赵大娘在与浪子勾搭之后，竟然去劝说自己的女儿和浪子上床；而且更为不堪的是，她还要在一旁兴味盎然地观赏浪子与其女儿交合的过程。很多小说的末尾，对于这样纵情声色的男子，总会有一些惩戒，以此来实现劝诫之意，比如《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最终免不了纵欲而亡的下场；但是在《浪史奇观》里，浪子不仅没有得到报应，反而得道成仙，倒是他的几房老婆，因为荒淫而得到死亡的报应。的确，小说里的众多女性，同样的美貌，也同样的好色而缺乏羞耻感，她们的名字和身份各不相同，但是裸露的肉体和气味以及床笫之间的呻吟，却都如出一辙，毫无二致。听说有一类作家写作的意图是为了弥补自我生活里的不足和失意，正好这些娇媚和唾手可得的肉体可以满足作家的想象。而男人尽管放荡，却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和道德上的风险：他一生荒淫，最终却做了神仙。

《灯月缘》是清代小说，作者署名“烟水散人”，据考证是明末清初的浙江才子徐震。徐震编写或者校注过很多才子佳人小说，除了《灯月缘》广为流传，他创作的情色小说还有一部《桃花影》。这两部小说在题材、手法、结构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写一个英俊风流的才子和数位美貌多情又懂得诗词书画的女子之间的风月往来的，作家对于他们的肉欲逐欢过程也是不惜笔墨，条缕毕现，其间杂以民歌风味的诗词俚曲，使得感官的角逐带上了某种浪漫的味道。而且就语言来说，相当通畅流利，写景状物、摹写神态颇为传神，较之《绣榻野史》《浪史奇观》，文笔细腻老道了许多，所以在艺术性上颇有可取之处。如果以此作为案本，认真考察明清小说的演变痕迹，应该会有很多发现。《灯月缘》也是有名的淫书，在清代，和前面提到的那些小说一并作为“流毒无尽”的作品而被加以禁止。但是一旦成为禁书，反而会引起读者更强烈的好奇心，也在事实上加速了作品的流传，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虽然也仍旧免不了性取向的变态和猎奇，但和明代的情色小说相比，《灯月缘》和《桃花影》显示了作家的某些新的嗜好。首先，作家对于男性肉具的兴趣明显减少，而对女性的下体兴趣浓烈，往往在描绘的时候不厌其烦，辅以许多淫艳比喻，使得那里成为一个美妙绝伦的天堂；而原本善于诗词的女性，在肉体裸露之际，其浪漫的爱情理想和作为淑女的身份就全部消失了。女性对于男子的感官渴望比往昔更加强烈，而曾经隐藏于男性内心的自卑感则渐渐消除。还有，小说里表达了对于窥探的认同和欣赏，一些不谙风情的男女，通过偷窥别人交合的景象，而获得了春情勃发、尝试男女之事的机会。对于偷窥者的心理，作家的描绘相当细腻。从小说文本来说，当然更显得成熟。另外有学者认为：这类小说虽然涉及淫秽，但仍旧属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分支，研究者视其为狎亵小说，往往忽略了其应有的文学意义，这种见解应该是有道理的。

性是最大的权力。明清情色小说中对于性欲望毫不掩饰地书写和赞美，固然下流、不堪和病态，但是，它实现了对于传统道德的一种反动，而且事实上重建了某种文化消费形态，在更多的方面催生了文学景观的繁荣。正统文学看上去稳定完美、无懈可击，但是它显然也形成了有序之后的平庸呆板，以及附着其上不断滋生的文化寄生品。对于文化和文学的专制主义传统而言，某些看起来极端和变态的书写样式，也许就是较好的药剂。它当然不是最为对症的，但也不是最坏的；而且好像也没有比它更好一些的。仅仅从艺术性上来看，大量的明清情色小说也同样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其中值得我们阅读和借鉴的地方俯拾皆是。不过，现今的阅读风尚已经表明，很少有人愿意花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样的问题了。因此，文学境况的尴尬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但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书写者自己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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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尔雅，本名张哲，《兰州交通大学学报》副编审，甘肃政法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电影文学及明清文学研究。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