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床上绽放的乌托邦之花<br/>——论《怎么办？》

血床上绽放的乌托邦之花
——论《怎么办？》

2015-07-16北京李建军

名作欣赏 2015年31期

关键词：乌托邦生活

北京李建军

血床上绽放的乌托邦之花
——论《怎么办？》

北京李建军

《怎么办？》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它在伦理态度、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本文从极端性和乌托邦想象等方面入手，以文本分析为依托，通过梳理围绕这部小说展开的争论，回答了这些问题。

极端性人性乌托邦社会乌托邦新人阐释

……他将看见/一颗心是怎样爱到末了，/同时它又是怎样恨到无限，/无论苦行僧的镣铐还是僧帽，/都不能把我们的痛苦减少。//他将看见那些人的坟墓，/他将穿过他们的墓志铭，/他将把当年的无稽之谈/视为生活中的实话真情，/却不曾想，在这个地方/爱恋过的心早已经腐烂！……

——莱蒙托夫：《黄昏时分在我的眼前》（1830）

家常亲切是一种很重要的美学品质。一个成熟的读者所欣赏的，通常是贴近大地的低调文学，而不是云端起舞的高调文学。克制的低调文学，往往具有朴素而蕴藉、适度而自然的美质；它聚焦于人生的苦难和生活的伤口，以批判的态度关注人的自由和尊严，能在巧妙的反讽中，表现出批判的勇气和令人着迷的诗性魅力。

相反，高调文学则态度矫抗，锋芒外露，缺乏必要的节制和含蓄。高调得近乎歇斯底里的文学，往往难免虚张声势，欲益反损，显得既不真实也不自然，既不可爱也不可信。高调文学也是将人物无限拔高的文学，其中的主人公大都高尚得虚伪，雅致得庸俗，聪明得离谱，能干得出奇，无论在什么样的“烂时代”和“小时代”里，他们都能成为“高大全”或“高富帅”式的“时代英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就属于少见的高调文学。固然，它是真诚和高尚的，但也是极端和任性的，甚至，还有点幼稚和浅薄。它热情而又冷酷，执着而又疯狂，善良而又粗鲁。它试图以乌托邦性质的浪漫主义叙事，探索生活前行的方向，点燃人们改造生活的激情，甚至会给你造成这样一些错觉：生活原来如此容易，问题原来如此简单，前途原来如此光明。然而，随着马齿渐长，志念渐深，你不免会陷入深深的困惑：生活的好梦，果真可以这样来做吗？爱情的困境，果真可以这样轻松地摆脱吗？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产生了这样的困惑，难免会让人由最初的亢奋归于冷静，甚至会让人嗒然若丧，茫然不知其所往。

是的，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还没有一部小说像《怎么办？》这样，既让人振奋，又让人沮丧；既让人产生“愿得与俱”的冲动，又让人深感从善如登的无力。到最后，你会被它乌托邦性质的浪漫主义叙事搞得晕头转向。它以异乎寻常的道德主张和道德精神，考验并折磨着普通人的心灵。它是一部高尚而极端的压迫性文本。它会使人产生强烈的道德自卑和道德焦虑，会使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为自己的怯懦和鄙俗而惭惶不已。

约瑟夫·弗兰克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于最终导致俄国（十月）革命的进程所提供的激情动力，远远超过了马克思的《资本论》。”①这个判断，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它也说明，《怎么办？》是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是一部值得认真研究的作品。遗憾的是，关于这部作品，我们的阅读和解析，至今仍然停留在非常低级的水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拂去厚厚的时光之尘，重新打开这部曾经让许多青年为之疯狂的小说吧。

极端心理与极端行为

俄罗斯民族本来就是一个爱走极端的民族。就连安·兰德这样生活在美国的俄裔理性主义者，都很难彻底摆脱文化基因里的极端性格。她认为“新知识分子”将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而为了创造这种文化，“他们将不得不极端和激进：因为‘极端性’才意味着‘根本性’。在智识上维护正统、老一套和现状的代表，如今的巴比特们，都是集体主义者。让那些确实还关心未来，那些愿意实现完美的社会而战斗的人们认识到，新的激进派就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战的斗士”②。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和哲学家别尔嘉耶夫，都曾深刻地批评过俄罗斯民族的极端性格。利哈乔夫说：“在俄罗斯民众中善与恶之间的摆幅特别大。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善良的巅峰临近邪恶的深渊。因而俄罗斯文化常常被战胜其文化中善良的‘平衡’所压倒：相互敌视、专制、民族主义、狭隘偏执。我再一次注意到，邪恶追求破坏文化中最珍贵的东西。”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小说《怎么办？》，简直就是为利哈乔夫的判断下了一个漫画性的注脚，提供了一个极具典型性的样本。

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两个极端点上观察人和生活，他看不见处于中间状态的那些正常而寻常的人们。《怎么办？》中的人物，大都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普通人。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他们的性格和德性，都是单线条的，都只有一个向度：任性而偏执。他们对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感兴趣，对现在和过去也不感兴趣。他们讨厌平淡的日常生活，热切地幻想一种异常的生活，而且，固执地渴望生活在属于茫漠未来的世界里。

《怎么办？》里的人物，要么庸俗和粗野，要么无私和高尚，但其共同本质却是一样的：极端化和不真实。骗子、妓女、酒鬼、跟姘夫饮酒作乐的无耻的厨娘、拿女儿当牟利之具的狠毒的母亲，这些人物，全都按照“老法”过着一种无意义的生活。作者极不真实地让韦拉的母亲玛利亚·阿列克谢夫娜，一个文化教养并不高的、性格乖戾的泼妇，对自己时代的生活下了无情的判断，做了严厉的诅咒：“你们书上还写着：要不这样生活，那末一切都得重新安排，按照今天的习惯，就不能按书上的嘱咐去生活。可是为什么不按新法安排一切呢？唉，韦罗奇卡，你当我不知道你们书上描写的新法是什么吗？我知道它好，不过你我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了，老百姓太愚蠢了，有了这样的百姓，哪能采用什么好法子！我们只好照老法活下去。老法是什么？你们书上写的有：老法就是抢和骗……”④就是这样一个经常对丈夫恶言恶语，骂他“蠢驴”“笨猪”，甚至一个接一个地扇他的耳光，揪扯他的头发的女人，竟然像思想家一样，思考着那些沉重而严肃的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这样毫无节制地、不真实地将一种极端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理念，置入了几乎所有人物的内心世界。

玛利亚·阿列克谢夫娜的女儿韦拉的行为也是极端的。她渴望摆脱母亲的控制，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她对洛普霍夫说：“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不向任何人请示，不向任何人要求什么，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我希望这样生活！”⑤在塑造韦拉形象的时候，作者采用的是同描写玛利亚·阿列克谢夫娜一样的极端方式。事实上，我们在妓女朱莉小姐身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极端人格。作者把她当作工具，当作自己诅咒“上流社会”的传声筒。你简直难以置信，从她的嘴里，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别相信我对你说过的话，我的孩子，我在教你堕落，我多痛心！我简直不能接触一个纯洁的人而不玷污他了。躲开我吧，孩子，我是个卑鄙的女人。别想望上流社会！那儿都是些卑鄙的家伙，比我更坏。有懒惰的地方就有邪恶，有奢侈的地方就有邪恶！躲开吧，躲开吧！”朱莉既辱骂自己，也诅咒上流社会，可是，这样粗野而极端的话语，不可能出自一个心理正常的人之口。尽管作者有时把她写得极端粗俗，“开起玩笑来连某些浮浪子弟也要脸红”，有时，又把她写得异常高雅，像一位“从来没有听过一句粗俗话的公爵夫人”⑥，然而，这种复杂性并不证明人物的真实性，而是让读者看到了作者在塑造人物时的随意和任性——这样的人物，简直就是作者极端理念和随意想象的产物。

然而，最极端的事情，还不是这些发生在庸庸碌碌的普通人身上的事，而是见之于那些杰出的“新人”身上。作为平民知识分子，这些“新人”，与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奥勃洛摩夫、安娜·卡列尼娜和卡拉玛佐夫兄弟等贵族身份的“旧人”截然不同。他们有着全新的道德和理想，信奉“合理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不再为爱情而痛苦和焦虑，更不会为它而决斗或自杀。为了成全妻子与朋友基尔萨诺夫的爱情，洛普霍夫慷慨地放弃婚姻和家庭，勇敢地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他先是制造自杀假象，然后远走他乡，去了美国。拉赫梅托夫就更极端。他在生活上采用一套“独特的原则”：他滴酒不沾，不接触女人。他如此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如此“走极端”：“我们要为人们要求充分的生活享受，但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我们要求这个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不是为自己个人，而是为所有的人，我们说话只凭原则，不凭爱好，凭信念，不凭个人的需要。”他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生活方式。他只吃优质的牛肉。但是，很奇怪，在自己家里，他吃的东西却很便宜：只吃黑面包，他“一连几星期不吃一块砂糖，一连几个月既不进一只水果，也不进一块小牛肉或肥母鸡肉……每逢别人请他吃饭的时候，他在自己家里不肯吃的许多菜肴，他也会吃得津津有味，但还有些菜肴他在别人家照样不吃”⑦。他读书极为挑剔，交友同样如此。他只跟那些对别人有影响的人结交。如果不是“权威”，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休想跟他谈一次话。他不理会那些区区小事。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他甚至采取比斯巴达式的训练更残酷的方式来折磨自己。有一天，他的房东大娘阿格拉费娜·安东诺夫娜惊讶地发现，拉赫梅托夫身上沾满了血，床上的毡条和床下都有血：“原来毡条上扎着几百枚小钉，钉帽在下，尖端朝上，从毡条中露出将近半俄寸长，拉赫梅托夫夜里就睡在这些小钉上。”⑧这种骇人的自虐，固然很浪漫，但也很疯狂，很幼稚。在血床上绽放的浪漫主义之花，本质上是乌托邦性质的话语幻象——它也许会“惊听回视”，给人留下“细思恐极”的印象，却既没有芳香，也不会结出果实。它是注定要无声凋谢的谎言之花。

然而，作者却将这些“新人”看作俄罗斯的拯救者，并对他们大加赞美：“他们人数虽少，却能让大家畅快地呼吸，没有他们，大家就要憋死。正直善良的人比比皆是，这种人却寥寥无多。可是他们在那一群当中好比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那一群人的力量都来自他们。这是优秀分子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⑨然而，拉赫梅托夫这等人，作为文学形象来看，是理念化的、苍白的，作为实践者来看，是鲁莽的、不理性的。在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一点儿让人觉得亲切和朴实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不是在写世俗世界的常人，而是在写幻想世界的超人。他忘了文学与教义书的区别，于是，不知不觉地写起了替上帝布道的“使徒传”和佛祖弘法的“苦行僧传”。就道德准则来看，这种以极端的方式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的道德，其实就是安·兰德所批评的“巫医的道德”，本质上是病态的和不道德的，而从功利的角度看，这种道德也是非生产性的，无法给人类带来切实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有一天，这种极端性质的浪漫主义者，果然有机会按照自己的理念来主宰世界，那么，他们必然会将这种极端的道德原则和生活方式，强加给所有的人，而人类的生活，也将随之陷入巨大的混乱状态和可怕的灾难之中。安·兰德说：“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或许利他主义最污秽的传统就表现在他们将使用暴力以及将某人的牺牲视为人类社会一个正常和必要的部分，当作公理接受下来，表现在他们拒绝考虑人与人之间非牺牲性、非强制性的共存、合作的可能性。”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所确立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精神，就属于这种极端性质的“利他主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过度强调了“牺牲”的作用和力量，甚至赋予那些牺牲行为以崇高的性质，然而，到最后，结果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和幻灭。

乌托邦想象

乌托邦建构是《怎么办？》的一个核心内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乌托邦想象有两个向度：一个是向内指向人心的人性乌托邦，一个是向外指向生活的社会乌托邦。

所谓人性乌托邦，就是对人性的完善和完美，抱一种不切实际的态度，相信人性会在某一刻发生彻底的变化，从此人性中的恶，将被彻底克服，随之就会产生一种道德上一尘不染的“新人”。他们脱离了“旧人”的低级趣味，是几乎毫无瑕疵的纯粹的人和高尚的人。他们有着强大的理性意识，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嫉妒、恐惧和贪婪等消极的心理冲动，而且，能解决任何可能导致毁灭和灾难的复杂矛盾。因为具有近乎超人的品质和能力，所以他们值得人们无条件地信赖：“他们每个人都很勇敢，不动摇，不退缩，能够承担工作，只要承担下来，就会紧紧抓住它，使它不致从手中滑掉；这是他们的特性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每个人都诚实得无可指责，您脑子里简直不会发生‘能不能在任何事情上都信任这个人？’的问题。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正如它用胸部呼吸一样。当这个胸部还在呼吸的时候，它又热乎又忠贞，您大胆把您的头搁在上面，紧靠着它休息吧。这些共同的特色十分突出，一切个人的特征都给冲淡了。”⑪这种对于人性完善必将最终完成的美好想象，从根本上讲，不过是一种幼稚的浪漫主义幻想而已。无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罗普霍夫的通过自杀来“让妻”的慷慨行为，拉赫梅托夫的圣徒般的自虐和利他主义，都超出了正常人性的边界和正常逻辑的法则。作者无疑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才在小说中站出来，以直突突的议论性话语，为人物的“人性乌托邦”进行辩护：“如果我不亮出拉赫梅托夫这人物，大多数读者都不会了解我的小说中的几位主角。我敢打赌，大多数读者一直念到本章的最后几节，还会觉得韦拉帕夫洛夫娜、基尔萨诺夫和罗普霍夫是英雄，是秉性最崇高的人，也许竟是理想化的人，也许竟是，由于他们过于高尚的气度，现实中不可能有的人。不，我的朋友们，我的恶毒的、粗俗的、可怜的朋友们，你们想错了，不是他们站得太高，而是你们站得太低。现在你们看到，他们只是站在地面上，你们之所以觉得他们在云霄中飞翔，只因为你们坐在地狱似的火坑里。他们站立的那个高处，是人人都应该能站上的……谁若比他们低，谁就是低劣。”⑫这样的议论，态度执拗，语气忮苛，充满了独断论式的自负和浅薄——它对事实的蔑视，对普通人的鄙夷，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事实上，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非个人”性质的“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必然会“在我们身上强加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道德负担”，而且，因为“把所有人都合并为一个人，把所有人的欲望都合并为一个人的欲望”，所以，这种功利主义也必将破坏个人的“完整性”⑬。

《怎么办？》中的人物，即使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不像寻常人那样，会兴奋和冲动，会表现出自己的情绪变化。他们永远是理性和冷静的，不，比这还要过甚——他们简直是按照数学公式来说话和交流。比蒙特，也就是假装“自杀”后从美国归来的罗普霍夫，跟波洛佐娃的恋爱，根本就不能叫作恋爱，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情感表达。作者说他们用不着“疯疯癫癫的”，但是，立即，他就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写是有问题的：“可是他们之间的冷淡态度毕竟使我感到不安，我与其说为他们害羞，不如说为我自己害羞：难道我这个小说家的命运，就是在高人雅士面前给我的那一切女主人公抹黑吗？他们中间有的爱吃爱喝，还有的又决不平白无故地发疯，多没意思！”⑭这一段文字，费明君先生是这样翻译的：“我与其说是为着他们，还不如说是为着自己，对他们底（的）疏淡的交际，有些感到迷惑。在作为小说家的我底（的）才能上，我在有好的教养的人们底（的）眼前，该是不能把自己底（的）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的一切创造出来的吧？有的人饮食，另一些人若是没有理由就不会兴奋。是些多么没有趣味的人底（的）集合啊！”⑮比较起来，费译似乎更好理解一些。显然，我们从这段文字中，看见作者自己在人物的塑造上的忐忑不安。他根据常识，对自己所虚构的不家常、不真实的爱情描写，不自觉地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他却永远不会认识到这样一点：这些人物业已沦为作者自己的僵硬的“人性乌托邦”理念的牺牲品。唔，对啦，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然而，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在《怎么办？》里，作者竟然又自我拆解地宣扬起了“唯物主义”的“利己主义”，而他笔下的人物，则忽然从道德的云端，滑落到了低谷。一向在道德上高调的罗普霍夫，竟然这样向韦拉解释起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一个唯物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也果然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没有诗意的、高雅的美梦，只醉心于适合一个粗俗唯物主义者的爱情的幻想。”因此，他就认为韦拉抛不开“牺牲的念头”是“不好”的。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和行动原则是：“我一向不是肯牺牲的傻子，但愿远远不是。怎样对我好，我就怎样做。我不是一个肯牺牲的人，而且这种人是没有的，谁也不肯牺牲。‘牺牲’是一个虚伪的概念，是胡说八道。人总是怎样痛快就怎样做。”⑯在去基尔萨诺夫房间的路上，他这样想道：“这本来就完全正确：我总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从自己想起，以自己结束。我从这一点想起：‘牺牲’是欺人之谈；说我似乎放弃了科学家的令名和教授的地位，真是胡扯！我反正要照样工作，照样获得教授的地位，照样为医学服务。一个做理论家的人看到利己主义如何在实践中支配他的思想，是很愉快的。”⑰他也曾这样“劝告”韦拉：“劝告只有一个：盘算一下什么对您有利。只要您依从这个劝告，我都赞成。”⑱显然，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甚至自私自利的道德主张，与作者大力宣扬的充满虚幻色彩的“人性乌托邦”，产生了一种尖锐的冲突，甚至构成了一种互相拆解的消极关系——它不仅消解着罗普霍夫“让妻”的真实性，而且从根本上瓦解了《怎么办？》的“人性乌托邦”想象。唉！这样的人物，简直就是一群道德上的怪物。

把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断然分开，否定它们之间的任何关联，将“过去”贬得一无是处，说得一钱不值，同时，“未来”的生活图景，被描绘得无比美妙——这，是社会乌托邦想象和叙事中常见的策略，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例外。过去的一切，都是坏的、没有希望的，男男女女都不过是“活在世上虚度光阴的好人”；现在呢，“正派人”的人数却逐年增加，越来越多了，而且，将来的情况会越来越乐观，因为“所有人都成了正派人”⑲。在美好的乌托邦社会里，一切都是和谐而完美的：不再有穷人，不再有爱情上的嫉妒和冲突，不再有道德上的堕落。洛普霍夫对韦拉说：“这是我的秘密，费佳没法告诉您的。我完全赞成穷人的愿望——但愿不再有穷人，这个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因为我们迟早总会好好地安排生活，使世界上不再有穷人。”⑳小说作者认为生活应该带有牧歌的性质，并且呼吁人们将这种“牧歌风味”置于其他一切生活情调之上。显然，他这里的“牧歌”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在他看来，这种生活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还是一定可以实现的：“要建立这样的生活一点也不难，但不是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是为所有的人建立它。”㉑

在小说中，作者让韦拉扮演了“乌托邦社会”建设实验者的角色。她摆脱了颟顸而自私的母亲，也不愿意从此只做一个家庭妇女。她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改变妇女们的命运。她阅读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并按照它所提供的方案，办起了缝纫工场，引导别的妇女走向自由的新生活。随后，她又有了新的梦想：做俄国的第一名女医生。在乌托邦主义者的心里，凡是设定的目标，无论多么不切实际，都不仅“一定要达到”，而且“一定能够达到”。所以，韦拉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了第一个女医生和社会活动家。

《怎么办？》中的乌托邦社会的建设者，虽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想象，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也表现得犹豫不决。基尔萨诺夫对洛普霍夫说：“我们知道，黄金时代一定要到来，但那还是将来的事。铁的时代正在过去，差不多过完了，可是黄金时代还没有到临。”㉒这里的话语，充满了一种几乎不为人觉察的内在紧张：它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诅咒。正因为是诅咒，所以，就缺乏理性深度，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将来”有多远？“黄金时代”何时到来？他们其实也不能确知和确信。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只有无量的热情和浪漫的幻想，由于缺乏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成熟的理性意识，这些社会乌托邦的宣传家，永远认识不到社会建设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也永远不可能理性地认识到这样一点：一切美丽的乌托邦幻想，最后都要毫无例外地破灭掉。

阐释的战争

所有的劣作都是相同的，而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却各有各的缘故。有的作品著名，是因为它在艺术形式上是完美的，在伦理精神上是伟大的，而有的作品的知名度，却来自于它的极端姿态和异常品质，甚至来自于同时代的寡廉鲜耻的无良批评家的吹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巨大影响力，就与它所表现的极端形态的道德主张和伦理行为，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作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高调文学的先驱，《怎么办？》标志着俄罗斯文学叙事的重大转向——它一改俄罗斯文学叙事中惯见的苦难意识、忏悔精神和感伤倾向，赋予人以上帝才有的拯救能力，将乐观的态度和行动的勇气，灌注到自己的事象体系里，从而产生出一种巨大的精神裹挟力量。虽然，就利他主义的牺牲精神来看，它仍然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现象，但是，就乌托邦想象来看，却是法兰西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因而，它又可以说是反俄罗斯的。

一切极端的事物，通常都会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引发两种观点的尖锐对立：极端的喜爱和极端的厌恶。巴纳耶娃说：“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长篇小说在读者中大受欢迎，可是在文学界却引起了永无休止的论战和争吵。”㉓作为一个极端主义的叙事文本，《怎么办？》在俄国引发的争论，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就是一场激烈的话语战争。

激进知识分子几乎全都为《怎么办？》的出版欢欣鼓舞，他们像解读《使徒传》一样解读《怎么办？》。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怎么办？》在艺术上的优点“是不大的”㉔，但是，尽管如此，在俄国文学中，几乎没有一部著作在对于国家的道德精神发展的影响上，能与《怎么办？》这部小说媲美。普列汉诺夫激动地写道：“谁没有读过和反复读过这部有名的著作呢？谁没有迷恋过它，在它的良好的影响下谁不变得更纯洁、更好，更有朝气和更勇敢呢？谁没有被主角们道德上的纯洁所打动呢？谁在阅读了这部小说后不思考自己的生活、不对自己的意图和嗜好加以严格的检查呢？我们全都从这部小说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和对美好将来的信心。”㉕在这样的阐释里，《怎么办？》简直就是净化灵魂的圣水，简直就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圣经》。这样的评价，爱而忘其丑，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完整的。

“基础英语+行业英语”的课程结构体系：“1”代表的是一年级的基础英语阶段，侧重日常情景下语言应用能力培养，以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为主，贴近学生学习、生活，强调英语语言的通用性和人文素质的教育；“X”代表的是二年级的行业英语阶段，行业英语阶段侧重于学生未来岗位相关的语言交际能力培养，与产业和学生未来职业需求对接，侧重职场情境下通用型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职业道德规范、职业操守、心理健康等的教育。

卢那察尔斯基将评价《怎么办？》当作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他要反驳“唯美派”加在“伟大的小说《怎么办？》”上的“一大堆恶毒、鄙薄的评语”。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千千万万的先进读者认为《怎么办？》是‘自己的福音书’，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评论界竟不同意他们的热烈赞扬，却偏偏去附和自由资产阶级阵营和保守阵营中对《怎么办？》加以猛烈批评的人”㉖。他以“阶级论”为批评的圭臬，认为“我们”在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的时候，之所以会出现尺度上的偏差，就是因为站错了立场，“我们把贵族作家为自己树立的标准当作绝对的东西了”㉗。所以，“积极的、战斗的、实事求是的阶级如无产阶级，相比之下恐怕宁愿要这种同样积极的、战斗的、实事求是的文学。讲究优美高雅的阶级当然会对这类作品嗤之以鼻”㉘。这种打群架式的态度和“亲不亲阶级”分的立场，显然是偏激的、狭隘的、不科学的，根本无助于人们客观地解读和评价任何一部文学作品。

作为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别尔嘉耶夫受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所以，一方面，他对《怎么办？》及其作者的评价，抱着理解的同情，从道德品质的角度高度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他创造了“道德财富”，是“最优秀的俄国人”，“几乎是个圣徒”，而他对妻子的爱，则是男女之爱“最了不起的表现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尖锐地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是“毫无价值的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而他的生活是苦行僧式的，他的气节是高尚的，这二者之间是不协调的，这种不协调、不适应，损害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事业”㉙。在他看来，“《做什么？》（即《怎么办？》）这部乌托邦式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没有成就，作者在写作上没有才华。通过薇拉·巴甫洛夫娜之口所阐述的社会乌托邦主义也完全是肤浅的。书中所描绘的合作社的缝纫工场现在不会使任何人惊奇，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热情”㉚。在《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中，别尔嘉耶夫再次谈到了《怎么办？》，在指出它的艺术上的“平庸”和它以“毫无价值的和微不足道的哲学”为基础的同时，表示自己在社会上和伦理上“完全赞同车尔尼雪夫斯基”㉛。

然而，在“斯拉夫派”和“自由知识分子”眼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不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且，在美学上，也极度贫乏，几乎一无是处、一钱不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内的“激进民主派”格格不入，对他们深恶痛绝。他在回答“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能给我们提供什么”这一问题时说：“他们不要最崇高的上帝之美，他们唾弃这种上帝之美，一个个都自私自利得令人厌恶，他们都恬不知耻地动不动就生气，他们都骄傲得狂妄，以致令人难以理解：他们信赖什么？谁会跟他们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们是干脆谩骂俄国，并且露骨地希望它垮台。”㉜他准备写一部《大罪人传》的长篇小说，想塑造一个“庄严的正面的神圣人物”，并且声明这个人物“不是罗普霍夫们和拉赫梅托夫们”㉝。他在《作家日记》中谈到《安娜·卡列尼娜》的“特殊意义”的时候说：“深藏于人类之中的恶远比社会主义者们的这些医师所认为的要深，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摆脱不掉恶，人的心灵会依然故我，不正常现象和罪恶都渊源于它本身，人的精神的规律还如此不为人知，如此不为科学所窥测，如此不可确定和如此隐秘，以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良医，不可能有什么终审的法官，而有的只是他，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只有他一人知晓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和人的最终命运。”㉞所谓“社会主义者们的这些医师”，无疑是将车尔尼雪夫斯基包括在内的。他从“深藏于人类之中的恶”的角度考察问题，无疑比那些“医师”们更深刻。这是宗教“原罪论”与社会“进化论”的冲突，是现实主义的人性论与乌托邦主义的人性论的冲突。

事实上，如果撇开政治和文化上的问题，单从艺术方面看，《怎么办？》也是一部问题严重的小说。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读者，会在艺术上赞赏它。俄国著名小说家尼古拉·列斯科夫（1831—1895）说，从艺术方面看，它“完全不值一提，简直是可笑的”㉟；法国的与泰纳齐名的布吕纳读了《怎么办？》的法文译本之后评价说：作为艺术作品，它“平淡无奇”，“不是小说，而是一本政治经济学”㊱。高尔基则批评拉赫梅托夫这一人物形象说：“正如各位看到的，这不是一个‘人’而是‘木雕泥塑’。这是用所谓‘良心’的那种俄罗斯污泥相当拙劣地塑成的生灵；良心又加上天真和基督教的禁欲主义。”㊲话说得重了一些，刻薄了一些。但是，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中的人物，的确很难说是真正有个性、有生气的“人”。在《文学遗产》上，著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费特（1820—1892）发表了一篇题为《〈做什么？——关于新人的故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怎么办？》在艺术上的失败：“描写底（的）冗长，创造性底（的）缺乏，无限的重复，笔调的故意底（的）生涩，以及文字底（的）十足的啰唆，把这部小说底（的）教训变成一种难解的、几乎令人不能忍受的东西。”㊳他甚至认为，这部小说不会有任何的成功，“因为俄国的现实里，没有任何可作为社会主义的宣传的土壤”。

作为一个鉴赏力很高的人，在对自己文学才能的认知和评价上，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有着自知之明的。在《怎么办？》里，他一开始，就这样告诉读者：“我没有一点艺术才能，连文字也不大会用。但是这毕竟不算什么，读下去吧，最憨厚的读者！读一读不是毫无益处的。真实性是个好东西，它能弥补一个为它服务的作家的缺陷。因此我要对你们说：如果我没有预先告诉你们，你们也许以为这部小说写得挺够艺术味，以为作者拥有丰富的诗才。可是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说我并没有才能。现在你们该知道了吧：这篇小说的全部优点只在于它的真实。”㊴他的话说得也不全对。他的态度固然是真诚的，但是，这种主观态度上的真诚与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从人物塑造、小说修辞、真实效果和美感效果等艺术性的角度看，《怎么办？》是一部完全失败的小说。作者放弃了对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客观描写的技巧，放弃了对人物活动的环境和氛围进行诗意描写的技巧，也放弃了多种多样的结构情节和展开叙述的技巧。作者赤膊上阵的直接介入，完全消解了作者与小说的距离感，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叙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作者常常情不自禁地大段大段地说教，人物也像作者一样，说起话来，既冗长乏味，又缺乏内在深度。饶舌，太饶舌了，作者的说教和人物的唠叨，严重破坏了叙事的趣味性，严重降低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人物全都成了作者思想的容器，而不再是有自己个性和思想的人。就连他们的梦，都做得那么理性而虚假。韦拉前后做了四次梦，但每一次都像哲人的思想录和高台上卟啦卟啦的演讲。就此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实在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化叙事的鼻祖，而《怎么办？》则因为着力塑造“新人”，因为表现对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而标志着俄罗斯文学向苏联文学的转变。

总之，从文学转型和文学传承的角度来看，《怎么办？》是俄罗斯古典文学最后一缕暗淡的余晖，也是苏联文学最初一道熹微的晨光；它是对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没有感伤的告别语，它是对即将诞生的苏联文学的热情洋溢的欢迎辞。然而，无论从价值理念方面来看，还是从文学经验方面来看，它提供给我们的，都是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而不是令人满意的经验和答案。过去，这些矛盾和问题，曾大量地见之于我们的文学创作，今天，在某些中国作家的主观而虚假的“消极写作”中，依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子——这也是我们重读和重评这部小说的一个原因。

2015年10月4日，北京平西王府

①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2页。

②⑩安·兰德：《致新知识分子》，冯涛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第64页。

③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④⑤⑥⑦⑧⑨⑪⑫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㊴车尔尼雪夫斯基：

《怎么办？》，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第65页，第30页，第256页，第262页，第266页，第185页，第289页，第409页，第118页，第119页，第83页，第52页，第64页，第207页，第232页，第9页。

⑬姚大志：《利他主义与道德义务》，《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

⑮㊳N·G·车尔尼舍夫斯基：《做什么？》，费明君译，泥土社1950年版，第800页，第891页。

㉓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蒋路、凌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页。

㉔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汝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㉕福米娜：《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汝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0页。

㉖㉗㉘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74页，第176页，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