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

一八九八年一月，就在法国为德雷福斯事件争执与“控诉”（左拉）的同时，美国的亨利·詹姆斯创作的《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ow）仿佛为我们窥见德雷福斯事件和未来更大悲剧等病态心理的一扇窗户。

《螺丝在拧紧》的女主人公出身于贫穷的乡村牧师家庭，年方二十，幸运地得到了在豪富之家担任家庭女教师的工作。这家的男主人，一位风度翩翩、魅力十足的绅士，委托她照顾自己年幼的侄儿迈尔斯和侄女弗洛拉。女教师来到孩子居住的布莱庄园，却发现在这座高雅浪漫的乡间宅邸中，竟有鬼魂徘徊不去。鬼魂想支配两个孩子，而她要拯救这两个纯真的小生命。小说中的女教师，这位以“我”自称的无名氏的自述，引领着读者参与这场与鬼魂惊心动魄的斗争。

既然斗争的对手是鬼魂，那么其登场亮相自然至关重要。可耐人寻味的是，它们并不像通常的鬼魂，如《哈姆雷特》中国王的幽灵，于夤夜的雾气中显露身形，在第一缕日光到来前匆匆遁走。《螺丝在拧紧》中的鬼魂大都在白天现身，且只有女教师才看得见。“我”首次撞鬼时正漫步于园中，在夕阳下，苦苦思念着英俊潇洒的主人。远眺古堡塔尖，看到一个人影，不禁一阵惊喜。但随即又认定那人影不是主人。不过，“我”一直都没有搞清那个人影是人是鬼，相貌如何。直到它几天后再度出现在餐厅窗外，“我”才在女仆格罗斯太太的帮助下，大致描绘出了形象，确认了“鬼”的身份。鬼魂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并不奇怪，但要是没有任何明确的意图和动作，也没有令见鬼者感到恐怖的具体细节，连出场的环境也平淡无奇，这鬼故事似乎也太不吓人了。

其实，亨利·詹姆斯对女教师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早就揭露了谜底。鬼魂其实是“我”的欲望和想象的产物，是自我的异化。人影从主人向陌生人的转化，根本是因为“我”维多利亚式的道德意识，压抑了对主人的渴望，将对主人的想象变成了陌生人。这个对象本质是“我”欲望的产物，所以不能完全消解它，而成了缠绕不去的鬼魂。格罗斯太太描述的已故男仆昆特淫邪放纵，“我”正好对号入座，给自己既怕又想、既压抑又渴望的幻想贴上“恶棍鬼魂”的标签。这个男鬼的“伴侣”，“我”后来遇见的已故女教师杰西尔的鬼魂，则是“我”既渴望成为、又坚决抵抗的形象，代表着“我”的另一面：她与“我”“竞争”布莱庄园女教师的位子，“漂亮得惊人，可是不正经”，与昆特有着“不能宣之于口之事”。鬼魂的想象，既是“我”欲望和排斥的对象，也是“我”的欲望，是遭排斥和否定的那部分自我。

既然鬼魂是“我”想要排斥和否定的自我，是邪恶的化身，那么留下的自我意识里，“我”自然是正义的代表。女教师始终强调自己坚守身份和义务。与鬼魂一样，“我”同样是在想象中刻画自己：正派得体、尽职尽责的女教师，不畏鬼魂、拯救孩子的女英雄。这样的善恶之别，其实都是主观的任意、抽象的标签，它们根本都是“我”的想象，是相互否定的二元对立。

小说中女教师这样的浪漫主义者，不是用经验和理性，而是用感觉和想象刻画世界。她与两个孩子相伴，为他们的美丽外表和文雅举止所倾倒，觉得做他们的家庭教师，“日日与美为伴，这工作怎能不迷人呢？”女教师口口声声责任和义务，却陶醉于自己的浪漫情怀，根本看不见真正的责任。不仅“我”自己和鬼魂的形象高度抽象和感性化，对任何人品质的判断，都只是飘忽的主观感觉。孩子是“好”还是“坏”，是“邪恶”还是“纯洁”，完全基于自己浪漫的激情和敏感。女教师的所谓照看和教育，不过是利用和享受孩子们而已。

既然孩子是“我”的宝贝，鬼魂又是“我”的对立面，那么当然它们要和“我”争夺孩子。小说中没有一处描写过鬼魂支配孩子的意图、与孩子的联络。可“我”就是心中雪亮，鬼魂为孩子而来，孩子也和它们早有勾结。女教师的道德意识要自己成为孩子的保护人，但真正目的是满足完全占有孩子的渴望。这种隐晦的欲望就落在作为“我”一部分的鬼魂身上。它们是女教师占有和支配欲的化身，与作为保护者和监护人的“我”争夺孩子。“我”既要与它相斗，又无法摆脱它。因为它们是光明的“我”的否定的镜像，黑暗的影子。

所以，女教师像看管东西那样来“保护”孩子。“我”和格罗斯太太寸步不离地“照顾”着孩子们，监视和控制着他们。生活在自己浪漫想象世界中的“我”，已丧失了同情和理解他人的能力，根本不知道孩子到底需要什么。被严密监视和控制的可怜的孩子们，只能用自己孩子气的小小“出格”，稍稍脱离“我”的看管，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迈尔斯在夜里偷偷溜出卧室，在楼前的草坪上等“我”，其实只是耍耍孩子气，闹出点小动静以求得大人的疼爱。而弗洛拉趁“我”和格罗斯太太的监视稍微放松的机会，独自驾着小舟，划到池塘对面的岸边玩耍，也只是想独立尝试下冒险的滋味而已。

任何缺乏根据的阴谋论，其实都是人高度主观和二元对立心理的自然结果。鬼魂既然是“我”的想象，那么只要这种想象持续，“我”就总是觉得焦虑和恐惧。鬼魂既然是“我”的否定镜像，是现实的阴影和黑暗面，非凭借想象无所显形，那么在焦虑和恐惧推动下，它就变成了表象背后隐藏的邪恶，一种无所不在又看不见的力量。不需要任何表象来证明它客观存在，相反，它的存在本身来自“我”坚不可摧的主观想象，反而足以证明所有的表象皆为假象。孩子表现得再纯真自然，也只能“证明”他们在隐瞒和说谎。任何不符“我”期望和要求的行为，都是在玩弄阴谋诡计。激情和想象在表象之外，创造出了与“善的自我的世界”相对的“恶的他者的世界”。“我”的使命就是运用一切力量摧毁那个世界。但既然那个世界始终与“我”的二元论想象相伴相随，那它就始终存在、不可摧毁。要做的只有坚持不断地斗争。受这种心态支配的人，表面口口声声捍卫正义，但努力追求和运用的其实只是权力。他们沉溺于自己的两个主观世界的斗争，真正做的事情却是照自己的想象去控制和支配现实世界。

想要现实完全服从自己的想象当然是不可能的。迈尔斯坦承希望离开庄园重返学校，无异于在“我”即将崩断的神经所紧系的螺丝上，又狠狠地拧了一圈。陷入崩溃的“我”，最终将控制孩子的绳索拧成了死结。女教师用尽办法，劝格罗斯太太和弗洛拉离开庄园，好让自己和迈尔斯单独待在一起，实现对后者最后的控制。既然鬼魂是无从消灭的想象，那么要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成了逼迫孩子向我“忏悔”，坦白“罪行”和“阴谋”。困囚在布莱庄园中的迈尔斯，像一只误入房间、不断在窗户上乱撞的小鸟，头茫然地抵着餐厅的大玻璃窗，呆望着那魅影曾经“显形”的窗外。这时，原本一直觉得被孩子和鬼魂联手排斥在外的“我”突然惊觉：

我清清楚楚地感到此时我并没给排斥在外。这种感觉在几分钟里越来越强烈，竟至令人一眼洞穿事情：给排斥在外的显然是他。那巨大窗户的框框面面是一种图像，对他来说，是失败的图像。我感到，无论如何，我见着他给关在里面，或者关在外面。

巨大的餐厅玻璃窗，分隔和反射着“我” 主观建构的两个抽象的想象世界，“我”和“鬼魂”是这两个世界的主宰。孩子徘徊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要么是被囚禁在“我”这边的纯洁天使，要么是被排斥在“鬼魂”那边的小小恶魔。但两个形象都是“我的”，不是他自己。最终迈尔斯屈服了，承认自己“太坏了”，接受学校和“我”的判决。而“我”也因迈尔斯的“忏悔”而狂喜，觉得孩子已完全顺从了，自己取得了这场与鬼魂斗争的胜利。但被“我”怀抱紧紧束缚的孩子，身体渐渐变得冰冷：“他那颗心，被夺走的心，已经停止了跳动。”

亨利·詹姆斯这部小说的伟大，不是扣人心弦的情节，也不只是叙述中包含的那种入骨的惊悚寒意，而在于向我们揭示造就这个悲剧故事的心理根源。他利用主人公的称谓和视角，巧妙地向我们暗示，那个自称“我”的无名女教师，也正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的“我”。由千千万万个高度主观的“我”构成的看似文明的现代社会，其内在的威胁，就在于一面制造萦绕不去的鬼魂幻象，一面以正义之名行威权之实。高度主观、想象和感性的浪漫式思维，强行用善与恶、邪恶与纯洁的二元抽象范畴看待事物。在对世界的浪漫想象中，将自己塑造成捍卫正义、保护弱者的英雄，揭穿隐藏着的邪恶与阴谋，和腐蚀纯洁的恶魔相斗争。但真正做的却是在民众中寻找替罪羊，让狂热的火焰吞没后者。他们监视和控制着人们，要求完全服从于自己的威权。在强迫人们不断寻找和忏悔“罪过”的过程中，陶醉于自己虚假的正义形象，暗地满足着支配和占有欲。当世界被人心中抽象教条的善与恶、邪恶与纯洁所割裂，服从于这个不断寻罪、悔罪和斗争的结构时，纯真也就迎来了真正的死亡。

德雷福斯事件只有一个无辜的受难者，但风起于青萍之末。二十世纪德意志第三帝国，掀起了这场捉鬼运动的最高潮，将成百上千万的生命席卷而去。不过，纵观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形形色色的捉鬼运动，又何止这一场呢？像小说中女教师一样体面的殖民帝国主义、用武器驱赶着“兄弟”奔向共荣明天的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发起一场场民族清洗的德国法西斯……对阅读《螺丝在拧紧》这部小说的我们来说，或许真正的痛心之处在于，小迈尔斯这个虚构孩子的死，只不过预言着后来在二十世纪命丧主观暴力魔爪的千千万万真实生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