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

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二○一一）中，阐述了一个或许已经不算新鲜的观点，在秦汉时期发生了“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这在那些深受韦伯影响的汉学家们看来并不是新鲜的观点。不过从这种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以“王朝”来划分历史的方式未必是纯粹的不科学，而恰是政治发展与衰退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固然受制于经济和社会条件，却又有着政治自己的逻辑。

“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汉朝与后世王朝不同，不是亡于外来者，也无法说是亡于国家的割据分裂。在死亡前的一瞬间它都仍然保持着集权的形态，核心统治区已经实质统一，边缘地带也仍然将天子视为自身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它以自愿的形式将合法性完整地移交给后来的曹魏，汉帝禅位诏书是这样表述的：

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髃凶肆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三国志·魏书二》）

这段文件清晰地阐释了曹魏代汉的正当性，那就是“天命……归有德”，“天命”是儒家对制度核心价值的言说，而“有德”的依据是“拯兹难于四方”的治理业绩，来自代汉的曹丕之父曹操“揽申、商之法术”（《三国志·魏书一》）的法家政策。代汉手续上更创造性地复活了“禅让”这一知识分子心目中神圣而又和平的政权交接仪式，可谓同时兼具程序和实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