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异常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大敌当前，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必须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必须坚持国共合作。但国民党、蒋介石在合作期间始终不忘“溶化”和消灭共产党。另一方面，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共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特别是1937年12月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在中共党内一时占据统治地位。

面对王明提出的“所谓的新方针”，毛泽东归纳为：“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曾讲过：王明回来后，“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1]513

在日本侵略者的战略进攻阶段，面对全国人民团结抵抗，国民党也表现出相当积极的一面。为此，邹韬奋在其遗著《患难余生记》中写道：“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如把政治的进步当作‘曲线图来看的话，那么可说这‘曲线是开始逐渐向上升，取径尽管迂回曲折，而渐渐上升却是事实。”“1938年是‘曲线的最高峰。1939年便很不幸地渐渐下降了，至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的数月间降到最低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