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舜臣，王静，树成军，殷冉

(1.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46；2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各省(区)由于自然条件、要素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不同，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区位特征[1]。相对持久的粮食生产区位特征诱致的粮食产需结构和粮食贸易格局相对稳定[2]。随着20 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农户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他们逐步优化自身资源配置，改变了原有的粮食生产区位特征[3,4]。

从目前已有的粮食生产区位特征相关研究看，研究重点多集中在粮食生产区位特征变动及其内在机制方面，对因粮食生产区位特征变动带来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中国不同区域间粮食生产条件和人口分布存在差异，粮食生产区位变动往往会导致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匹配程度发生变动，带来粮食产需的新变化，给区域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粮食生产区位特征变动带来的不仅仅是粮食生产地理区位的转移或集中度的变化，更会进一步影响到粮食的产需格局。伴随着生产区位变迁下产需匹配结构的变化，粮食贸易也呈现出由“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转换[5-7]。在粮食价格相对偏低和省长负责制背景下，粮食调运的变化会对区域粮食安全带来负向冲击，影响区域粮食安全[6,8]。基于此，笔者拟以产需匹配变化为依据，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区位变迁进行规范考量和评价。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从中国粮食生产的区域角度看，2003年之前，中国还不存在明确的粮食生产布局发展战略。2003年12月，财政部下发《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概念，划分了13个综合生产能力强的省份作为主产区。自此，粮食主销区与粮食平衡区的范围也相应确定。根据以上指标选择和区域划分，笔者将以2 种地理区域概念作为分析基础：选择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基本单元，选择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作为研究单元。主产区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主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平衡区包括山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目前，区域差异研究的方法主要有极差、变异系数、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9-12]。其中，泰尔指数能够从信息量和熵的概念出发，以某一指标为依据，研究不同指标间的匹配程度，且能把总体差异分解为各部分间差异和各部分内部差异分别进行考察[3]，因此，笔者选择泰尔指数作为区际粮食生产差异的度量指标。

指标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T 、xT 、pT 分别是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的泰尔指数；1T 、2T 分别表示区域间和区域内粮食生产差异的泰尔指数。T 为反映全国粮食生产差异的总泰尔指数；D 表示用于计算粮食生产泰尔指数的某权重指标，iD 表示第i 省该指标总量占全国该指标总量的比重，cD 、xD 、pD 分别代表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该指标总量占全国该指标总量的比例。iQ 为第i 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cQ 、xQ 、pQ分别表示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

从上面的计算方法中能够看出，笔者选用的泰尔指数能够反映不同权重指标跟粮食产量之间的匹配程度，匹配程度越高，则泰尔指数越小；相反，泰尔指数越大。考虑到粮食自给率是衡量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该指标中的粮食需求量一般以区域人口与某一标准下的人均粮食消费量的乘积得到[14-16]。因此，笔者选用人口指标作为粮食需求量的替代指标，将其以权重的形式带入考量粮食生产差异的泰尔指数方程中，用以分析全国及不同区域粮食产需差异及变化情况。

研究所选用的1978—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年末总人口及粮食产量数据，均来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三、计量结果分析

伴随着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过程的深入推进，中国粮食流通政策先后经历了“统购统销”、“双轨制”的过渡，粮食市场逐步放开[17]。1992年中国提出“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来，粮食购销体制开始由“双轨制”向“市场化”转轨。2001年推进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突破了“区域自足”的观念，进一步用局部市场化应对资源配置和农民增收问题[18]。2003年后，国家又针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粮食政策，政策因素对区际粮食生产差异影响的重要性逐步提升[18,19]。与制度和政策的阶段性变迁相对应，区域粮食生产也可能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尤其是2003年后国家实施的差别化区域粮食政策，在带来粮食生产“十一连增”的同时，也可能会对粮食生产的区域差异造成影响。笔者运用泰尔指数方法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1．粮食生产的泰尔指数分析

从图1 中总指数变动趋势可以证实前面的推测，1978年以来，人口权重下的粮食生产总泰尔指数总体呈现两阶段特征，第一阶段为1978—2000年，该段时间内不同省份粮食生产差异呈现低水平徘徊，说明粮食区域自给依然占主导地位，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产需结构保持较高的一致性；第二阶段为2000—2012年，粮食生产的总泰尔指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该阶段显示了粮食生产区域分工的扩大，同时在人口权重下该指数的上升也意味着部分省份粮食产需结构差异逐步拉大，不同省份间粮食自给能力差异化程度增加。

图1 人口权重下粮食生产总泰尔指数及其分解项变动趋势

为进一步分析粮食生产泰尔指数的内外部差异，比较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以下简称三区)的区际和区内粮食产需匹配的变动情况，笔者采用公式(4)和(5)进行计算，所得结果如图1 中“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走势。可以看到，三区层面看区域间和区域内泰尔指数走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区域内差异呈现出一定的平稳性，具备稳中上升的趋势；区域间差异则在经历了2000年前的相对平稳后呈现明显的快速上涨趋势，且在同年超过区域内泰尔指数，之后两者的泰尔指数差距逐年扩大。结合图1 中的三条曲线走势能够得出，2000年之后，区域间差异成为总泰尔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即区域间粮食产需匹配差异成为全国粮食产需匹配差异的主要原因。

2．粮食产需分区泰尔指数贡献率对比分析

参照康晓娟等[10]的方法，将方程(6)变为

方程两边同除T 得：

表1 中国粮食生产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分解

从表1 可以看出，跟对图1 的分析相一致，以2000年为界，粮食产需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成为总差异的主要组成部分，且与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差距逐年增大。区域内差异中，主销区和平衡区差异贡献率较小，且总体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主产区内部差异是导致地区内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其贡献率长期保持在20%左右，且相对稳定。主产区内部结构差异较大表明了主产区内各省粮食产需的分化倾向，原因可能是部分主产省粮食产量比重的降低或消费比重的上升。粮食生产方面，由于部分产粮大省本身就是经济大省，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一方面占据了大量耕地，另一方面相对劣势的种粮比较收益影响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粮食消费方面，经济发达的主产区省份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更多的流动人口，粮食消费相应增加。主销区和平衡区贡献率较低，说明它们内部的各省份粮食产需差异不大，产需结构比主产区有着更高的一致性。

四、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区域差异呈现一定的阶段性。这跟国家粮食相关政策的变化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总趋势看来，全国粮食产需匹配差异以2000年为界分为平稳期和上升期两个阶段。粮食生产总泰尔指数的扩大，一方面标志着市场化推进下中国粮食区域分工的不断细化和完善，区域比较优势不断得到释放；另一方面，人口权重下的差异扩大也一定程度标志着粮食产需缺口的加大和粮食安全保障难度的提高。从区域间和区域内贡献变动看，区域内贡献总体呈现平稳，近几年略有上升，说明中国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生产内部差异相对稳定，区域内部的粮食生产区域特征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2]。然而，从区域间差异看，2000年后三区差异变动上升明显，说明在区域粮食政策差异化背景下，不同区域间产需匹配差异逐渐扩大，区域粮食生产专业化明显。通过对粮食生产区域总体差异的分解，从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产需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角度进行分析发现，主销区和平衡区内部省份产需结构差异不大；主产区内部不同省份粮食产需匹配程度呈现差异化发展。尽管主产区粮食生产占比逐年升高，但主产区内部部分省份粮食产需呈现紧平衡甚至需大于产的特征。从变化趋势看，随着主产区内部省份差异化的进一步发展，部分主产区省份会逐步失去其原有的主产省粮食保障能力。因此，国家区域粮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要考虑到区域的差异性，还应该注意到区域内省份间的异质性变化，在区域内部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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