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徐智川

灿烂独特的国画艺术

◎ 文/徐智川

墨彩华韵 书画同源

远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出现了画在丝织品上的帛画，最为著名的是《人物御龙图》和《人物龙凤图》，这些早期绘画已经体现出了后世中国画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本特征。与西方艺术相比，中国画的线条不仅具有造型功能，更具有书写功能，其表情达意的功能更为突出。中国的绘画与书法关系密切，历来有“书画同源”的说法。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记载：“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同源”这种说法一方面是由于书法和绘画使用工具相同，同为毛笔；另一方面书法的用笔是中国画极为重要的艺术语言之一，离开了书法的用笔，就很难言中国画。书法注重气势之美、意态之美、韵律之美、抽象之美。中国画则充分借鉴这种抽象手段，从而使自己具有了强烈的书写趣味，其线条、墨色等处处都透露着抽象之美，具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即使离开了具体物象，中国画中的一笔一划、一点一面，都包含着画家丰富的感情，都能使观众心醉神迷。这也是中国画为何有“写意”而无“画意”之说的原因之一。

国画的发展脉络

到了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使当时的绘画形成以宗教题材绘画为主、描绘历史人物、取材文学作品的绘画皆有之的局面。山水画、花鸟画在此时萌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绘画理论著作。东晋顾恺之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 等论点，为中国画讲求的意在笔先、以形写神，注重艺术形象的主客观统一，形象塑造不拘形似，以传达物象神态情韵和画家主观情感为主旨的传统奠定了基础。相传顾恺之画人物，多年不画眼睛。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意思是说人物形体的美丑和神妙之处没有太大关系，而真正传神之笔，就在画眼睛中！可见那时中国画就讲究不仅要画好形象，更要传神。后世齐白石提出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进一步深化了绘画不能拘泥于物象外在的形象，更应发挥艺术想象，融入画家的情趣思考，进而给人以“是这一物象又不完全只是这一物象”的广阔想象空间。

■ 宋 李公麟 《维摩诘》

■ 宋 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

隋唐时期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绘画也随之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人物画达到鼎盛，山水画、花鸟画发展成熟并成独立画科，宗教画出现了世俗化倾向，出现了一大批绘画名家和经典名作，比如隋展子虔《游春图》、唐周《簪花仕女图》、李思训《江帆楼阁图》等。

相传唐天宝年间，唐玄宗忽然想起蜀中嘉陵江风光秀美，妙趣横生，遂命吴道子赴嘉陵江写生。到了嘉陵江，吴道子漫游江上，将当时的体会与感受深深铭记在心上，却并没有绘制一张草图。当吴道子游览了嘉陵江的山水盛景之后回到长安，玄宗问他绘画的情况时，他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玄宗遂命他在大同殿壁上绘画。吴道子不是将嘉陵江山水简单罗列并置一番，而是把握住沿途景色引人入胜的精髓，将山川的壮丽优美与自然特色作高度的概括，潇潇洒洒一日而成，嘉陵江的旖旎风光便跃然显现，玄宗看了啧啧称赞。此前，李思训也曾在大同殿壁上以金碧青绿的浓重设色画嘉陵江山水，细入毫发，法度谨严，色彩繁富，画得也十分精妙，但却“数月方毕”……玄宗感慨到：“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从这个小故事也可以看到中国画注重意境，多将时间、空间在一幅画面中融合表现。在构图上则善于打破时空限制，把不同时空中的物象依照画家的主观感受和创作法则重新安排布局，以便构造出更能表现理想和意境的画面。在透视上它也不拘于焦点透视和近大远小，而是采用多点或散点透视法，以上下或左右、前后移动的方式，观物取景，经营构图，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也体现了中国画追求平面化和装饰效果的风格特征。比如后来南唐画家顾闳中绘制的《韩熙载夜宴图》便是如此。画家将发生在不同时间、地点的事件、人物巧妙地以屏风等进行分割，使画面各部分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分离；既独立成画，又是一整幅画卷，甚是巧妙。

五代两宋绘画又进一步成熟和繁荣，人物画描绘世俗生活，宗教画渐趋衰退，山水画、花鸟画渐跃居画坛主流。文人画的出现及其在后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方法。此类绘画多取材山水、花鸟、梅兰竹菊等，借以抒发“性灵”或个人抱负，画面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意境缔造。在创作中强调书画同源，讲求诗、书、画、印结合，并且通过在画面上题写诗文跋语，表达对社会、人生及艺术的认识和感悟。文人参与绘画，对中国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画的发展轨迹。

至元、明、清三代，水墨山水、写意花鸟和文人画得到突出发展并渐成画坛主流，诗、书、画进一步结合，画法新变，画家众多，画派丛起。代表人物有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清四僧（原济即石涛、朱耷即八大山人、石溪即髡残、渐江即弘仁）、扬州八怪（金农、郑燮、黄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罗聘、高翔、边寿民）等。

■ 现代 徐湛 《雀耀高枝唱丰年》

国画的特点

中国画讲究在生活中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在表现客观事物时又不仅仅是描摹对象，而是融入画家自身的感情和理想。即使在对山水、花鸟的观察、认识和表现中，也自觉地与社会意识、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相联系，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体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画家经常在画中题写诗句，以达到“诗发难画之意”，使诗书画交相辉映，进一步拓展画面意境的广度和深度。比如清郑板桥曾作过一幅墨竹，画中题画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时，画中的竹子就不仅是现实中竹子的“再现”，透过画和诗，使观众联想到郑板桥身为父母官，他从衙斋萧萧的竹声，联想到民间百姓的疾苦，说明他心中装着百姓。简练几句题诗使画中的竹叶有了形象的扩展，静态的画面在观众的脑海里变成了无限延续的故事，让人倍感作品中蕴藏着的深刻的思想。这样做既丰富了画面意境，又深化了艺术内涵，耐人寻味。

中国画发展至近现代，由于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更为广泛和深入，艺术家们得以充分吸收传统艺术的精华和西方艺术的特色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涌现了诸多名家，画法更是多有创新之处。比如于非闇的工笔花鸟从宋人钩勒入手，以工笔重彩手法绘制，画面富丽绚烂；李可染的山水画则由传统的线性笔墨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色为主，同时将光引入画面形成山水画的新面貌；唐勇力由壁画中斑驳剥落的效果而引发创新工笔画绘制手法等，都使中国画艺术达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境界。

总之，中国画以其特有的笔墨技巧作为描绘对象及传情达意的手段。“墨分五色”，水墨画以调入水分的多少、运笔的提按和轻重疾缓形成墨色的千变万化；以色彩为主的工笔画讲求“随类赋彩”，有时还大胆采用夸张且极具装饰效果的虚构色彩。中国画的笔墨和色彩既是状物传情的技巧，又是对象的载体，同时其本体又是有意味的形式，正是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画独特的审美价值。

■ 编辑：云霞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