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峰+秦佩

摘要：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座谈会，同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一样，必将开启我国文艺工作新纪元。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成果，必将指引我国文艺迈向崭新境界，获得更大的繁荣与发展。艺术理论界自觉学习讲话精神蔚成风气，艺术理论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对讲话精神和重要意义做了富有强烈现实感和理论深度的解读。与此相关，艺术界有关艺术构筑“中国梦”、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也是本年度重要主题。在这一大背景下，本年度艺术学理论研究清风拂面，气象为之一新。在延续艺术学升门以来关于学科构建讨论的同时，学界强调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中国特色，强调在汲取中华文化精髓中高扬中国艺术精神。在此基础上，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显著增长，研究深度广度也有明显提升。艺术批评强调重塑批评精神，在明确批评意识和介入当下方面均有切实推进。艺术史学科的学理探索和艺术管理、艺术教育研究也各有亮点。综观全年学科发展状况，2014年可谓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新变与丰收之年。

关键词：2014年;艺术学理论;艺术基础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艺术管理;艺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一、文艺工作座谈会引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新气象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1]。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与他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光辉愿景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一脉相承，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殷切希望和具体要求，必将引领未来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新气象。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在艺术学理论界产生十分强烈的反响。

仲呈祥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学习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阐发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这一重要思想。文章分析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一思想丰富的时代内涵及其对文艺创作重要的指导意义，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重要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人民性”，讲话“是在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南”。文章还指出，“讲话”极大地提升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意识，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业绩观，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基础和宏阔的世界视域，“讲话”体现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化建设理论“蕴含着新的丰富的时代内涵，形成了科学的文化建设思想体系”。该文最后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纠正了文艺界当前存在的脱离人民的倾向、做市场的奴隶的倾向、娱乐化的倾向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2]

于平《文艺工作者要做灵魂工程师》阐释了“讲话”强调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的深刻内涵。文章从几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内涵：“灵魂工程”提出的现实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功能是要发挥“鼓舞人民迈向未来”的作用;实现途径是优秀作品的创作;要避免的问题是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灵魂工程的实现者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他们是灵魂工程师，需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通过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来“铸魂”;“灵魂工程”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该文指明了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应担当的责任。[3]

张炯《牢记文学艺术的真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文艺与真善美、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三方面，对“讲话”揭示的文学艺术真谛做了深入解读。文章指出，“讲话”提出的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等观点，“对文艺与真善美的必然联系，对文艺传递真善美的重要作用，做出全面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特性、文艺的核心本质与功能”。对于文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讲话”指出了文艺本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要深刻理解这对关系，“重点就是要求文艺家要认清我们今天的时代，不仅要把握特定时代真实的历史细节，还要从宏观上把握时代的特征，把握时代的脉动，把握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人际关系的变化，把握时代前进的历史方向，从而也把握时代赋予文艺作品真善美的历史特色。”对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文章指出“文艺的主体应当是人民”，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文学艺术家之所以伟大与他们作品中深刻的人民性是分不开的。文章最后指出，在当今时代，文艺必然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必须反映这个时代的真、体现这个时代的善、创造这个时代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4]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丁国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重视和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论述中所提出的评判和鉴赏作品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是对文艺批评标准的新的定位，是对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继承和发展，是推动文艺批评科学有序开展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时代化、中国化，为今后我国文艺批评工作指明了方向。这四个标准的提出，使批评者有了批评的依据，创作者有了创作的理想，而最终所成全的必然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5]。

以上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讲话”内容做出了理解与阐释，对于文学艺术界深入学习“讲话”精神，落实“讲话”要求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

二、艺术创作抒写“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并深刻阐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构想。此后，习总书记在国内国际众多场合，从各种层面和维度，立体、系统阐发“中国梦”的具体内涵、奋斗目标、总体布局、实现路径等。“中国梦”成为激荡神州大地、承载亿万海内外中华儿女百年理想和重托的宏伟蓝图。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宏伟构想，在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共鸣、热烈探讨。2014年，艺术理论批评界将上一年密切结合文化艺术实际探索实现“中国梦”伟大愿景有效途径所做的理论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围绕艺术创作如何抒写“中国梦”这一中心主题展开广泛讨论，产生一批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思维成果。

2014年1月1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汇聚正能量抒写中国梦——文艺创作塑造中国梦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围绕“中国梦的历史视野与现实关怀”、“中国梦的理想维度与未来指向”、“文艺创作的中国价值与文艺评价的中国标准”、“文艺创作怎样抒写中国梦”等议题热烈讨论。一些著名艺术家、理论家、批评家的发言掷地有声，精彩纷呈。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的发言以《抒写中国梦想的努力方向》和《努力以文艺创作抒写中国梦》为题，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艺术评论》等报刊上，产生巨大反响。作者指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如何通过文艺创作抒写中国梦，是我们应当深入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中国梦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我们国家和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共同理想的全新阐释与形象表达。它把每一个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个人梦想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联系在一起，既充满崇高的时代情怀，又具有浓郁的人情味儿和现实生活气息。中国梦的提出，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敏锐地捕捉和反映其所处时代的精神内涵和价值理想，以文艺的方式抒写中国梦，表现人民群众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应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艺术创作追求的重要目标，是文学家、艺术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同时，它也是广大艺术理论工作者应予认真研究探讨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关于艺术创作如何抒写中国梦，作者从五个方面作了全面论述：

第一，应“从现实关怀出发，深刻剖析时代生活”。“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着历史性剧变，在这片充满挑战和机遇、充满矛盾和希望的沃土上，孕育着历史的诗意情怀、现实的生活故事和未来的崇高理想”，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大时代，“优秀的文学家与艺术家必应有所洞察和反映，必应勇于做历史的记录者，从现实关怀出发，深刻剖析现实生活，艺术地呈现当代中国人民追求梦想的现实实践，艺术地呈现当代中国历史所迸发出的时代精神。”

第二，应“打开历史视野，系统梳理传统资源”。“中国梦包含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夙愿。文艺创作体现中国梦，既要着眼当代，也要回望历史。……近代以来一切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进行的斗争和努力，一切塑造了我们民族近现代史的大故事，一切为此付出牺牲的杰出人物，都应当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内容和题材。同时，……文艺创作也应以自己的方式，回顾中华文明史上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给予其艺术的提炼与升华，挖掘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以生动感人的鲜活艺术形象，使今天从事共筑中国梦伟大实践的人们得到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的鼓舞和艺术感染。”

第三，要“积极面向未来，参与世界文化精神重塑”。“中国梦是对现实的不断改变，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国梦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因此，文艺创作塑造中国梦，首先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艺术表征，是以艺术的方式传达积极的精神信念，给人以希望、动力、温暖和勇气。当代中国需要具有未来感的艺术，需要以积极的审美理想塑造人、感动人、激励人，传达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梦想追求，以及对人类未来社会与文化模式的积极思考，表达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

第四，要“明确价值支撑，自觉表达价值判断”。“中国梦是有其特定的价值内核与价值支撑的，这就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因此，文艺创作抒写中国梦，就不能脱离开这个价值取向。”

第五，要“遵循艺术规律，提升艺术性感染力”。“从艺术的自身规律出发，充分遵循艺术的审美特性，这是文艺创作抒写中国梦的根本要求。文艺中的现实和历史、未来指向和价值内涵，都只有通过审美的形式，通过创作者的审美想象和情感转化，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6]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莫言《怎样塑造中国梦？》指出：“文学艺术不是在中国梦之外，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完整地编织和实现中国梦，缺了文学和艺术之梦，这个梦也是不完整的。”“我们不应该把文学艺术这种创造，仅仅作为表现中国梦、歌颂中国梦的一个工具，而它本身有自己的需求，本身也是在编织自己的中国梦。”他说：“我觉得中国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我认为写出或者创作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刻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心灵，丰富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当代生活，这样的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来实现文学艺术的中国梦？“毫无疑问，必须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生活——历史生活和现代生活，植根于中国人民编织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去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发展、人的丰富，人性越来越高尚和多样化的过程。”[7]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著名画家刘大为认为：“实现中国梦美术界有很多事情去做，起码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要去创造美术精品，充分表达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第二，要真正为实现自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努力。要下大力气去弘扬、去展示，让世界各国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了解我们的中华民族醇厚的历史。”著名油画家杨飞云强调了中国梦的抒写必须高扬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他说“中国梦让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理想。这个梦是国家的、民族的，甚至又是每一个人的梦。重要的是这个梦不是虚无的，不是大而空的梦想，而恰恰是具有非常具体的价值导向。这个理想的核心价值在目前中国的文化中也好，现实中也好，非常欠缺。核心价值的导向，是我们的根本价值，其在现实当中变得特别的重要。文化里若没有梦想和核心价值，那么那种文化就会让人堕落。”著名电影导演翟俊杰认为，抒写中国梦，必须“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是抒写什么;讲好中国故事，那就是怎样来抒写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他特别强调艺术创作应“力戒浮躁”。“从中国古代一直到现代，有许许多多可以讴歌的东西，很感人的东西，包括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好多好的事情，但是关键是怎么来讲，这里头也就是一个中国梦的形象表达和文艺表现的多样化。……所以只有一句话，从我做起，力戒浮躁。”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李树峰从近代以来中国影像中观察分析中国人精神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认为：“第一，塑造中国梦就是要以中国人为主体。历史影像里相当一批是西方人拍的，包括现在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偏见，这些影像起了很坏的作用。现在我们中国人要以自己高扬的主体性去拍我们中国发展的历史。第二，中国人是一个活性动态的过程，不是僵硬的概念。要创造条件到现实生活的第一线上去，要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各种各样的场景、面貌、人物精神性格，要让影像产生直击人心的力量。第三，必须要使我们的艺术跟科学的观念和最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创造中国标准。对于我们摄影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把中国标准给打造出来，这种技术的标准跟我们的文化精神、文化理念、文化传统紧密地融为一体，就会更好地传播，更好地让世界各国理解我们、接受我们。”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美术理论家吕品田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梦和理想的追求一直是推动人类前进、进步的一种心理力量和精神力量，在今天依然如此。关于理想问题的认识，会决定发展的整体格局。”他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创作中理想观的变迁轨迹，指出现在的艺术追求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只谈现实，甚至把现实主义这样一个问题降解为一种简单地写真实，包括心理真实和视觉真实。我们不加掩饰把社会的各种东西，包括犄角旮旯各种琐碎无聊的细节，都作为一种真实来追求，这是问题。”“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出在典型性。典型是什么？典型就是要通过真实的细节去表达一种社会的主流趋势，一种面向未来的主流价值取向，一种理想，它的本质实际是理想。所以像这些问题，由于我们在一些认识问题上的矫枉过正，以至于我们在艺术的基础理论问题上犯了错误。”为此，他主张在艺术追求上，应重提艺术的典型性、理想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艺术理论家李心峰主张应“以大写的艺术，抒写我们伟大非凡的时代”。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伟大辉煌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塑造中国梦，离中国梦变为现实最近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最适合于文学艺术表现的时代，充满了太多的戏剧，充满了太多的变数，充满了太多的机遇。我们常说艺术应该高于生活，但是艺术并不必然高于生活。文学艺术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辉煌的时代面前，常常黯然失色。这个时代正是文学艺术大展身手的大好时期。”艺术如何表现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作者倡导一种大写的艺术、开放的艺术观念。“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呢？我们这个时代要确立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艺术观念，我把它描述为大写的艺术，或者叫开放的艺术。过去有些陈旧、保守、封闭的艺术观念，不足以反映这个时代，不足以描述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今天的艺术家，一定要走出个人封闭的自我，走出纯形式，一定要有广阔的胸怀拥抱人类整个价值，用伟大的、悲悯的情怀来描述人生、描述时代，才能够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这种大写的艺术、开放的艺术，过去在鲁迅、郭沫若、茅盾身上看得到，在今天像莫言、吴为山、杨飞云、田黎明、何家英、翟俊杰、冯小刚这样一些有杰出成就的艺术家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祝东力在发言中，将中国梦与美国梦作了对比，强调“中国梦确实有自身的特点，具体内容表述了三个方面，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特点是由国家、民族、个人三个方面共同分享的社会理想。对照美国梦它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中国的国情，人均资源确实非常有限，再有它兼顾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可以说侧重集体和兼顾个人这样的理想。”关于文艺创作怎样表达中国梦，他认为，不应该把中国梦简单表达为单纯的对未来的憧憬，“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大国，尤其是近代以来，它经历了非常艰辛曲折的过程，所以习总书记也强调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梦想，所以它不是单纯、简单、单一的东西，它应该包含一些艰辛、沉重、厚重的内容。”[8]

2014年1月2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梦与当代文艺前沿问题”青年文艺论坛，也是集中讨论“中国梦”的重要会议，有近40名青年学者参加。这次会议从不同层面讨论了“中国梦”的内涵与外延、“中国梦”与当代中国现实的联系、“中国梦”与近代以来历史的联系、“中国梦”与“美国梦”的联系与区别、“中国梦”对当代世界体系的超越等内容，尤其探讨了“中国梦”的提出对当代文艺的影响及其理论价值[9]。会议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为文学艺术界进行思想整合提供了契机，对当前文学艺术作品缺乏梦想、纠缠于琐碎的现实等问题具有警醒作用，文艺需要有梦，需要有理想和未来，需要有想象国家未来的能力。

三、艺术学理论研究突出中国精神、中国特色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10]，反复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中国精神，注重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在这一系列讲话精神指引下，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新气象，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精神和中国特色，成为本年度学科发展的重点和趋向。2014年，在延续学科升门以来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讨论的同时，学界着重关注建设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学科，力求打通中西艺术学的不同系统，找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本土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之路。

仲呈祥《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认为这些讲话突出强调了中华文化的作用和力量，指出：“在当下时代背景下，艺术学学科建设须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高度重视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资源的发掘，以高度的民族文化、民族美学自信，强化民族学理思维。”[11]

仲呈祥还在《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简明地阐发了他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解：“与西方的美学思想、理论和精神的较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方法、思辨演绎推理特征、科学实证品格相区别，中华美学思想、理论和精神则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思维和民族学理标识。”这种独特的美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和谐包容理念”。先秦的老子、孔子、庄子“开了把文艺和审美放到整个社会文化、宇宙自然、人伦道德的大视野中加以观照阐释的好传统。如果说，老子的“道法自然”强调了天人合一，那么孔子的礼乐观和美善观就凸现了从个体的社会责任出发去观照人类的审美活动，而庄子的大美不言和逍遥至美则是从生命的律动来观照人类的审美活动。”“其次是既入世又出世的人间情怀。中华美学精神与西方美学精神不同之处在其既非科学实证的，也非宗教幻想的，它是植根在现世人生沃土中的。西方哲人讲灵魂的安顿在天堂，而中国哲人则主张在现世人生的人间情怀中体味精神美感。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畅快，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庄子的‘物我两忘的逍遥，实际上一以贯之，都是一种入世与出世的交融统一，是一种生命的坚守与情怀，是一种精神的虚静与高逸，是一种哲思的积淀和升华，也是一种真善美融会贯通的人生情致和审美旨趣。”“再次是营造意象的诗性与写意品格。与西方古典美学精神重写实不同，中华美学精神重写意。‘美在意象，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真谛。……强调写意的中华美学精神孕育出包括情、趣、境、气、韵、味、品等一系列具有民族学理特质的美学范畴。”[12]

为此，他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即“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为基础，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对于文艺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意义：首先，“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健康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其次，“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再次，“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为人类和谐安定贡献的东方智慧。”[13]

叶朗《美指向高远的精神境界》讨论了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美这样一个重大课题，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又成为一个需要自觉审视的观念。我想，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美，应该传承历史上中外文化经典的理念，体现一种精神性和神圣性。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美，应该具备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又回应着人类文明的普遍要求。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美，应该有助于人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有意义、有价值、有情趣的人生。我们的大学和人文学者，应该自觉引领这个时代的审美风气和精神追求。”作者着重强调应努力“发掘传统中的思想智慧，重视中国文化对美的贡献”。其中，“万物之生意最可观”（程颢语）所体现的生态意识便具有极大的价值：“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艺术家们大多认为，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和生意，这种生命和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中国艺术中所表现的自然物象，像中国画中的花、鸟、虫、鱼，“都是活泼泼的，是生意盎然的意象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态意识。这些宝贵的古代思想，既是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体现了可以被全人类普遍接受和赞赏的价值观念。”[14]

王一川《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15]认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是今日文艺创造的传统根基和立身之本，当下的文艺评论要深入阐发中国精神。

陈池瑜《艺术学理论创新与艺术学价值标准的建构》认为，我国艺术学理论的创新有三个来源：即我国古代艺术理论、西方近现代艺术理论以及从当前艺术创作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文章同时强调了艺术学理论与艺术价值标准之间的关系，指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应为中国艺术价值标准的构建和艺术批评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构建符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和时代潮流的艺术价值观念，引导艺术批评的开闸和促进艺术创作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当前艺术理论建设与研究的重要课题”[16]。

金雅在《加强艺术学理论民族学理的建设》一文中认为中国艺术理论具有和谐理念、人间情怀、诗性品格等基本特征，指出：“当前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应重视民族艺术理论的精神传统，在广纳中西滋养的基础上，重新打通民族审美与艺术精神的血脉，夯实艺术学理论的民族学理基础，推进建设既能与世界艺术理论对话又能切实解决自身问题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话语和学理体系。”[17]

张法《中国型艺术学理论：基本概念的困境与出路》[18]论中国型艺术学的基本特点——中国人民大学美学与现代艺术研究所所长张法访谈》[19]等文，从基本概念、文化语境等方面探讨了他所提出的艺术理论的“中国型”的若干问题。

除上述直接讨论当代中国艺术学如何体现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的文章外，还有一类文章着重挖掘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理论资源，寻找艺术理论的历史根脉，为当下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提供有益借鉴。文章主要有：[美]包华石著、王金凤译《中国哲学与艺术中“自然”与“自由”的共生》[20]，荆琦、凌继尧《庄子的艺术学思想》[21]，王建英《老庄玄学与邓以蜇艺术学的至高境界》[22]《艺术的至高境界在哪里——邓以蛰艺术思想的核心命题》[23]《滕固与邓以蛰艺术学思想比较研究》[24]，陈士部《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主体间性特质》[25]，张泽鸿《论宗白华的“艺术美学”思想及当代价值》[26]等。时宏宇《宗白华与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建设》[27]一书深入研究了“宗白华艺术学笔记及价值”、“宗白华艺术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及意义”、“宗白华艺术学的范畴研究及启示”、“宗白华各艺术门类的研究及价值”等。作者进而认为，从中国传统艺术学中汲取理论营养，从宗白华等先辈的思想中找寻艺术学的生命源头，是解决中国当代艺术学学科建设难题的重要途径。以上这类文章和著作从传统艺术理论着眼，力求打通古今传统，在历史逻辑的起点上推进当代艺术学理论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发扬的生长点。

此外，有关新时期以来艺术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关于当下艺术学理论发展的现状及问题的概括、分析、诊断以及有关艺术学理论未来发展走向的探讨，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1983年成立时开始，即把“艺术科学”作为“单列学科”，并在文化部成立“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规划、申报、评审、立项工作，对新时期以来我国艺术学的学科发展与学科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李若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辉煌发展30年——李希凡先生访谈录》[28]，围绕艺术学项目30年发展历程对著名文艺评论家、长期以来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李希凡先生做了访谈，记录下宝贵的口述资料。作为新时期艺术学学科从无到有、发展壮大、走向独立这一发展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李心峰《反思的旅程——我的学术探索的回顾》及秦佩《中国当代艺术学的不倦耕耘者——李心峰学术研究评介》[29]，通过对一位艺术学研究者30年研究情况的总结回顾，折射出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发展进程。

2014年9月20-22日，“学科升级与学科建设”暨“艺术创意与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云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北京、江苏、山东和云南等省市的专家以及一些文化企业的负责人、各院校的教师和研究生近200人参加了会议。在有关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凌继尧作了题为《艺术学理论：历史、现状和思考》的发言，他认为，目前国内的艺术学理论发展成绩很大，一些院校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但问题也不少。艺术学理论要接着讲，要从宗白华和马采接着讲。艺术理论和门类艺术理论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艺术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艺术一般或者艺术普遍。

李心峰则在《以学科的反思促学科的发展》的发言中指出，艺术学在当代能发展得如此快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学科反思在其中起到的显著推动作用。新时期的艺术学学科反思与艺术学学科发展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他倡导艺术学界开展更系统的艺术学学科反思，进行元艺术学的研究。他还就艺术学的学理与学科体制之间的关系发表了看法，认为对于目前刚建立起来的艺术学学科体制，应充分地尊重它，同时，还要保持一种清醒、超越甚至是批判的眼光，有某种超前的和反思的意识。各个艺术高校、艺术院所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继续突出自己学科的优势、突出自己的学科特点，各自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今后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呼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来进行艺术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而不应把既有的艺术学学科体制作为束缚自己手脚的枷锁。

此外，吴卫民《艺术学建设的生态环境思考》、李修建《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等发言也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观点和思路。该会议在艺术学理论建设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等问题上开展了深层次的研讨。[30]这些文章表明学界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自觉性在不断增强，这种自觉已经从对艺术学学科地位的自信，扩展到对学科升门后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的充分肯定，对学科自身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以及积极探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其中，有的学者提出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不深刻。但正是“爱之深而责之切”，学科反思被更多的学界同仁所认同，艺术学理论学科也必将在这样的反思中不断进步。

四、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的新变化

在党中央提出“文化立国、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在艺术学升门的学科背景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方兴未艾，与此相关，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人们的重新确认，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

2014年新年伊始，一篇学术访谈《加强艺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下的尴尬境遇凸显出来，引起广泛关注。在访谈中被访者重申了下述观点：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所包括的广阔范围内，“有一个处于核心领域的、基础性的研究内容，这就是艺术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狭义的艺术理论亦即艺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它的存在，是规定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之所以被命名为‘艺术学理论而不是其他什么学科的一个重要基础与支点。对于这一基础和支点，我们只能努力使之更加厚实更加坚固，而没有理由忽视它，削弱它。”“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要，我认为主要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在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与‘多的关系中，处于‘一的位置，能够为整个艺术学学科（包括其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等）的研究提供概念、范畴的基础与理论思考的范式、框架。其次，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具有‘元理论即理论的理论、研究的研究的理论反思、学科反思的意义，对于一门学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第三，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对于某个具体的学科领域或研究领域，往往能够提供一般的方法论的引导。第四，当一门学科面临着突破或变革，或陷于混沌迷惘甚至停滞不前的局面时，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某些基本概念、观念、观察视野、研究视角、思维方式等等的某种革新、突破或完善，往往会给一门学科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引起整个学科的变革、突破乃至革命。” [30]

艺术基础理论探讨的是关于艺术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艺术的概念与范畴体系、艺术的本质与功能、艺术的种类与风格、艺术的起源与发展规律等等。基础理论研究的厚实与否关系着学科本身的辨识度和认可度，艺术学科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2014年，学界对艺术基础理论的探讨呈现出研究体量增大、关注度提高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著述和论文增多，研究内容多样化、涵盖范围广。以关注的主题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对艺术基础理论的一些核心范畴进行讨论，如艺术本体、艺术原创、艺术边界、艺术语境、艺术伦理、艺术制度、艺术风格、艺术欣赏等。

周宪《艺术品的意义与产生阐释》肯定了“艺术语境论”的研究价值，重新阐释了艺术品的意义及其生产机制。作者认为：艺术理论中关于艺术品意义的阐释归结为“作者意图说”、“读者反应说”和“文本说”三种，但这三种解释均属于意义阐释的单因论，因而存在局限性。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应当求助于语境论，从单因论向发展系统的阐释模式转换。作者指出：“在这一转换中，艺术品的意义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过程性和生产性的，是主题与对象以及交互主体性的产物，其间充满了协商性和对话性。”[31]

有关艺术媒介与新媒体艺术的探讨，是本年度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艺术媒介在艺术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理解艺术品与艺术创作的最为重要的元素，但在过去并未得到应有的探讨。张晶2011年曾发表《艺术媒介论》，立足于艺术思维和艺术传达的关系，提出“艺术媒介将艺术创作的内在因素与外在表现连通为一个有机的过程。”主张艺术家用艺术媒介来看待世界、感悟世界，即“艺术家的全部内在思维活动，包括冲动、灵感、想象乃至构形，都是凭借某一艺术门类的特殊媒介来进行的。”关于材料和媒介的关系，作者认为媒介离不开材料，但媒介并不等同于材料，而是具有物性特征的统一形式。[32]该文成为有关艺术媒介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篇有分量的论文。张晶《艺术媒介续谈》是前者的续篇，体现了对该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进一步阐述了有关艺术媒介问题的几个观点，即“一是内在的媒介感在艺术家感悟、把握外在世界、引发创作冲动时的基本功能;二是艺术媒介与艺术家的审美情感的互动作用;三是艺术创作中的审美构形以媒介作为基本的凭借。”[33]这两篇文章从艺术媒介的定义与内涵、存在基础、功能与意义等方面，对艺术媒介这一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阐发，无论对艺术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艺术与技术向来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二者的关系也一直是艺术理论中的重要课题。技术的发展，往往决定了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外显状态。楚小庆《技术进步对艺术创作表征的影响》认为：“技术进步对艺术创作表征的影响主要可以概括为技术进步促使艺术程式随时代而变、技术进步导致艺术呈现形态的虚拟化、技术进步造就了艺术欣赏的随意化这三个方面。”在当代，“以技术进步为基础产生的新媒介，生成了能够促使社会大众产生视觉审美愉悦的日常生活化的符号和影像，并具备广泛的现实基础。”技术的进步催生了新的艺术类型和艺术作品的新形式，传统艺术因此被突破和超越，“技术进步的基础性拓展以此造就了实现艺术欣赏随意化的社会现实。”[34]

此外，胡智锋、刘俊《何谓传媒艺术》[35]，江哲丰、张淞《媒介在公共艺术中的作用与价值研究》[36]，高启光《传播学与艺术学视域里的新媒体与当代艺术》[37]，马凌燕《论新媒体艺术的文化实践》[38]等论文对艺术媒介、传媒艺术、新媒体艺术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此外，彭锋《意境与气氛——关于艺术本体论的跨文化研究》[39]，姜耕玉《艺术原创的生态性：味与魅力》[40]，朱志荣《论艺术的边界》[41]，向丽《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制度问题研究》[42]，廖明君、谢建明《艺术伦理的张力与研究路径的突破——谢建明博士访谈录》[43]，张兰芳《艺术风格的内涵与形成》[44]，吴彦颐《试论艺术欣赏的原因、内容与方法》[45]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一些艺术基础理论问题和艺术范畴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讨论。

第二，从我国古代艺术理论和中西方近现代艺术理论中汲取营养，进行理论创新。

主要有祝东力《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两个组成部分》[46]，张利群《论延安文艺制度建设的价值意义——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文艺制度思想阐发》[47]等一系列文章，讨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内涵及当代意义;郭建平《版本学、校勘学与中国古代艺术类著录研究——基于中国古代艺术类著录题跋、序跋的整理》[48]，罗云、钟璞《民族艺术生成和表现的文化属性》[49]等文章挖掘我国传统艺术理论资源，讨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民族性和文化特点;郭文成、王廷信《艺术与历史的奠基——论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思想》[50]，杨和平、吴远华《亚里士多德文艺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内核》[51]两篇文章，前者以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的视角，讨论了艺术与历史的生成关系，后者探讨了亚里士多德建构的文艺美学体系，为当下艺术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有关西方艺术理论的译文，如：[荷兰]范丹姆著、李修建译《早期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52]等。

在挖掘中西方传统艺术理论资源的工作中，由周宪任总主编的一套四卷本《艺术理论基本文献》值得重视。该套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四卷分别为：“中国古代卷”，分卷主编为童强。该卷以中国古代丰富的艺术实践为基础，按照时间顺序，对历代艺术理论名家及其艺术思想进行梳理，选录了重要的艺术理论文献，较为完整地概括了从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国艺术理论的发展进程，为读者鲜明地展现了一幅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画卷。“中国近现代卷”，分卷主编是李健、周计武。该卷立足于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发展轨迹，收录了30余篇具有较高学术史价值的艺术理论文献，从不同维度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语境中的艺术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其身处的历史时期均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它们既清晰可辨地勾勒出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理论的问题谱系及其独特面貌，也成为推动当代艺术理论继续发展的重要学术资源。“西方古代—近现代卷”，分卷主编是殷曼楟。该卷共收录西方古代至19世纪艺术理论文献30多篇，它以西方艺术理论的历史发展为序，以现代艺术体系的建立、艺术史叙事、视觉主义的萌芽、审美现代性的开端四个主题为中心，既完整又主次分明地展现了西方重要艺术理论流派及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西方当代卷”，分卷主编是周宪。该卷收录20世纪至今具有代表性的西方艺术理论文献27篇，主要涉及艺术理论基本问题、现代主义与先锋派、艺术与其社会语境、艺术史及其社会体制、艺术的符号与风格等五个方面。囊括了现代西方艺术思想领域较为重要的主题，展现了一幅西方艺术理论发展的现当代图景。

第三，对符号学与图像学的关注。代表性论文有：[法]胡伯特·德米斯基著、郁火星译《符号学与图像学》[53]，李荣有《图谱图像学与书籍文献学的古今关系》[54]，王东《抽象艺术“图说”（Ekphrasis）论——语图关系理论视野下的现代艺术研究之二》[55]，时胜勋《中国艺术美学的符号体系与国际审美共识》[56]等。

五、艺术批评呼唤重塑批评精神

艺术批评作为“运动的美学”，运用艺术基本原理对当下艺术创作、艺术思潮、艺术现象进行即时的描述、阐释与评价，是一种融感性与理性于一身的话语体系和沟通艺术学、艺术理论与艺术创作的桥梁，是艺术活动的重要一翼。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习总书记关于文艺批评的这一重要指示，强调了文艺批评在文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了文艺批评必须遵循的原则、标准，在艺术批评领域产生巨大反响，整个艺术批评领域发生一种显著的变化，重塑批评精神成为批评家们的强烈共识。

文学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重塑批评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镜子，是疗治不良创作症候的良药，是引导文艺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繁荣文艺创作，离不开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纵观近年来的文艺批评，成就当然不容否定，但问题同样不容轻视。重塑科学、健康、锋利的批评精神，是文艺批评建设的当务之急。”文章针对近年来文艺批评中出现的“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标准，度量中国文艺作品，阐释中国文艺实践，裁剪中国文艺审美”这种不甚健康的风尚，提出艺术批评应“尊重和遵循民族审美标准”，认为“中国的文艺作品，是在中华民族的审美体系中建构起来的，对它的评价和阐释必须以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规律为标准。削足适履，套用西方理论，作家、艺术家不买账，人民大众也不接受，这样的批评一定是无效批评。”针对“一些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选择，不是从艺术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商业的立场出发，……用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的现象，指出：“文艺作品的商品性是以艺术性为前提的，艺术性是第一位的，商品性是第二位的。……与普通商品不同，文艺作品的使用价值恰恰是它的艺术性。正是这种艺术性，给人以温暖和力量，让人得到美的熏陶、心灵的洗礼、精神的慰藉。丧失了艺术性，一部文艺作品就毫无价值，当然也就无所谓商品性。就此而言，没有艺术性就没有商品性。”“面对市场，批评家的责任是培育和引领，而不是迎合和屈就。以批评家的良知和担当，坚持思想和艺术标准，在大量潮水般涌来的文艺作品中披沙拣金、去粗取精，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集中的精品佳作淘选出来，推介给人民大众，造就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积极健康的时代风尚，才是批评的价值所在。”针对“当下一些批评家批评精神缺失、批评锋芒消退，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沦为表扬和自我表扬，甚至是庸俗化、工具化的吹捧和造势”的现象，指出：“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必须对得起批评家的身份和责任，经得起品格和底线的考验，在褒贬甄别中体现对文艺，对社会和受众的担当。”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批评应具有批评的精神和品格，强烈呼吁要“重塑批评精神”，指出：“批评的精神是为文艺负责、为大众负责的精神，是批评家淬炼自我、与人民共进的精神。重塑批评精神，正确的文艺思想和方针才能真正成为主导，文艺批评才能重新找回失却的地位，文艺的成长才能蓬勃向上。”[57]

2014年，我国艺术批评领域有两个重要团体宣告成立，这被看作是批评界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这对于重塑批评精神、深化文艺评论工作必将产生重要影响：2014年5月30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仲呈祥当选首任主席;11月22日，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张江担任会长。有评论指出：“这两件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被看做评论界重塑批评精神的重大举措，将对加强文艺评论队伍建设、促进文艺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创作与批评本是文艺活动同等重要的两个方向，向来有‘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之喻。繁荣文艺创作，离不开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但纵观近年来的文艺批评，虽有成就，问题亦多多。戏谑为上，民族审美标准缺失;人情泛滥，批评成为脸颊表扬;批评锋芒消退，判断标准混乱，文艺批评面临边缘化、公信力缺失的问题，文艺批评队伍也有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之忧。在此背景下，这两个评论学术团体的成立，可谓应时而生，人们期待文艺批评重归应有的轨道，重塑科学、健康、锋利的批评精神。”[58]

本年度，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的举办引人注目。2013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以“转型年代、青年与中国故事”为主题，与会代表、资深学者、青年批评家各抒己见，取得良好反响。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以“探索文艺评论的新方向与可能性”为主题，2014年6月26-27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论坛主要围绕“新时期以来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反思”、“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与当代文艺评论”、“当前文艺评论的现状与前沿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了文艺评论的重要性，指出：“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辨别优劣，通过选择、分析、评判，使文艺创作优胜劣汰，形成良性循环，保持良好生态，这是评论所应尽到的责任。”为此，文艺评论“要关注新的文艺现象，也要有大的历史视野，要深刻把握新时代的特征”。他强调文艺批评工作者“应该引导作家、艺术家认识到当前的时代特征，并与他们一起发出中国的声音，讲述新的中国故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融入自己的力量”[59]。李准、吕品田等资深文艺评论家和一些中青年批评家在论坛上发表了各自富有建设性的见解。

针对当前文艺理论界难有集中、深入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讨论和争鸣这一现象，李准认为，有必要组织力量为集中讨论和争鸣创造条件，因为这直接关系着创作、理论研究和文化事业管理发展的方向和前景。为此，他提出了当前评论热点和难点的五个课题，即“文艺的本质属性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普世价值与坚守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文艺创作中的时代精神与‘人性深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主要支撑、思想资源和新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当代建设”[60]。吕品田重点讨论了批评立场问题，认为：“批评立场，是一个关系体的基础，也即构成这个关系体的利益追求的共同点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明确指出：“担当批评家的角色就是要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和为主流思想立言，就得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价值判断的绝对依据，并以相应的批评话语来实践对社会的制约、引导或规范。”[61]此次“青年文艺论坛”对当前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做出了回应和深入讨论，对于重建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美学特色的新型文艺评论、加强批评意识的自觉、重塑批评精神起到推动作用。

六、艺术史研究注重学理建构

相比往年的艺术史研究，2014年度有关艺术发展历史本身的研究成果较少，但学界有关艺术史学科的学理探索与建构却多有亮点，成为本年度艺术史研究一大特色。这些探索多集中在艺术史学是否可能、如何存在，以及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关系，建设中国艺术史的范畴、方法、路径等问题展开，呈现出渐趋深入的态势。

艺术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和艺术理论或其他理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艺术史受不同理论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研究结果，艺术史家普罗恩曾用“the history of art”和“art history”来区别以艺术为主旨的艺术史研究和以历史为主旨的艺术史研究。

周宪《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紧张》一文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艺术史研究是以艺术为主旨还是以历史为主旨？艺术史的审美理性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如何协调？该文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了艺术史在百余年发展中的形貌，阐明了艺术史与艺术理论之间融合、抵牾和紧张的多种关系，是思考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关系的一篇重要文章。

文章首先介绍了艺术史论学科在国内外高等教育中的建制情况，进而“从历史描述的角度，对艺术史研究的两次理论‘入侵展开分析，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艺术理论对艺术史的塑形，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种种激进理论对艺术史的重构”。以这两次理论“入侵”为对象，作者深入分析了艺术理论与艺术史之间的多重关系，认为：“艺术史与理论的紧张，一方面体现为作为经验科学的艺术史与作为阐释学科的艺术史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呈现在艺术史的审美理性主义范式与理论的政治实用主义范式之间的抵牾。艺术史离不开理论，但它又不可避免地抵触理论。”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艺术史研究的某种发展趋向：“从审美理性主义到政治实用主义，艺术史的研究范式经历了巨大的转型，理论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一转型极大地改变了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但是，作者同时认为，这两种研究范式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得到缓解，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关系尚未得以理顺，艺术史的方法多元化、趣味和价值也日趋多元化，“各说各话已成为相当一段时期艺术史的现状”[62]。

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本以文学理论为主的核心期刊《文艺理论研究》在第3期和第4期分别设置了由周宪主持的“艺术理论研究”专题和由王一川主持的“通向中国式艺术史学科”专题，颇为引人注目。王一川主持的有关艺术史的专题，共收录3篇文章：王一川《艺术史的可能性及其路径》、彭锋《艺术史的界定、潜能与范例》、张慧喆《通向艺术场域史：一种开放而中立的艺术史书写》。

艺术学在2011年成为独立学科门类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下属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合法性发出质疑，这种质疑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艺术史学科。就此，王一川认为，“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问题恰是制约目前整个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一个短板或关键性症结”[63]。《艺术史的可能性及其路径》一文，认为：“艺术史学科虽陷入质疑，但随着学科体制的确立和运行，其可能性及路径已然敞开。”王一川指出，应该首先厘清中西艺术史概念的纠缠和混淆，进而跨越艺术史概念的中西之别，探索中国式的艺术史学科路径。作者提出了四个层面的艺术史研究构架和路径，即“普遍性视野中的单类型艺术史、多种类型艺术史观念比较、两种类型艺术史比较和跨类型艺术史整合。还可形成不同艺术院校环境中的艺术史学科特色差异：单科宽厚路径、学科群内通路径、全科综合路径和艺文综合路径。”文章最后，作者以北京大学艺术史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走向为例，认为：“北京大学艺术史学科可寻求宽厚人文视野及跨学科综合视野下艺术史现象的个案分析或打通分析，其四条路径已初现端倪：实地调查与纵深分析汇通、艺术观念思考与艺术家作品体验汇通、文化史与艺术史贯通、跨国艺术史比较研究视野”，进而指出综合大学艺术史学科“可自觉追求其学科特色：跨学科贯通、多种类型艺术史通串、独到的史家见识和独特的史家个性”[64]。

彭锋《艺术史的界定、潜能与范例》一文，聚焦了“艺术”与“美术”两个概念的混用问题。作者进而主张：“遵守艺术与美术在现代汉语中约定俗成的用法，有助于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混乱。美术专指造型艺术或者视觉艺术，艺术通指全部艺术门类。由此，我们可以将艺术批评与美术批评区别开来，将美术哲学与艺术哲学区别开来。”[65]作者通过对黑格尔《美学》和李泽厚《美的历程》的分析认为，既然中外均有艺术史研究的成功范例，那么一般艺术史既有存在的可能，也有必要。张慧喆《通向艺术场域史：一种开放而中立的艺术史书写》[66]一文则尝试用“艺术场域史”来探索新的艺术史编撰可能性。

李倍雷《史境求证：中国艺术史建构的基础》一文认为，“史境”是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历史政治与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交流环境等的综合，要在“史境”中对“史料”进行甄别和鉴定，“‘史境求证是研究与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一项基本工作”[67]。在《中国艺术史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一文中，作者指出当前建立中国艺术史学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者强调，“中国艺术史学的体系、结构、体例，包括对艺术的理解与阐释，必须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演变与发展逻辑，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框架与路径，代替不了也不符合中国艺术史学的发展与演变规律”[68]。此外，黄厚明《艺术史研究的守界与跨界》[69]、吴衍发《中国艺术史上情与理、情感与程式的演进关系论略——兼及中国古代艺术的历史分期问题》[70]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谈到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观念、方法、路径、程式及分期等重要问题。

除上述有关艺术史的理论研究外，本年度艺术史学科在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建设上有了新突破。2014年3月13日，教育部《关于公布201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2014〕1号）文件下发，清华大学、吉林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八家院校申报的“艺术史论”专业通过审核。至此，“艺术史论”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在此之前，我国艺术史学科在高等教育中普遍没有艺术史系科和专业的设置，已有的艺术史研究几乎都是对具体门类艺术史的研究，如美术史、音乐史、戏剧史等，且这类专业基本设在专业艺术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专业学院里。在西方，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多设有艺术史系，对艺术史的研究也源远流长，学科专业的建制对理论研究的推进意义重大。我国这次“艺术史论”专业在本科招生层面的突破，无疑为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夯实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基础，也必将对未来艺术史的研究甚至整个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七、艺术管理学开拓新境

2013年12月30日，“国家艺术基金”（CNAF）成立。该基金为公益性质，重点围绕创作生产、宣传推广、征集收藏和人才培养四大方向进行资助，其中艺术创作是基金支持的重点。这是我国艺术管理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表明我国在管理、资助、扶持与引导艺术事业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又有了一个新平台、新渠道、新机制。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蔡武在成立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家艺术基金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正当其时，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举措”，“是我国艺术资助评审体制转型的里程碑”，“是完善文化投入模式的新探索”[71]。2014年是国家艺术基金正式运行的第一年，在项目立项和资助上迈出重要一步。“本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共受理各类申报项目4256个，其中4124个项目通过项目审查，最终394个项目获得立项资助。通过立项的项目，根据项目性质不同，可获得几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的资助额度。获得资助的既有国有院团，也有民营机构和个人。”[72]

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也带动了相关理论研究的开展，这成为本年度艺术管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段运冬《“资金支持”到“政策转型”——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执行力的挫折与重构》一文，以中国学者的问题立场和文化视角考察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的历史，考察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对美国艺术全球影响力的促动作用、由信任危机引发的“文化之争”以及美国联邦政府为化解危机而重建其执行力，进而促成美国国家艺术政策范式的转换和更新。作者做此考察的目的，最终指向“一个在全球文化生产机制下，中国艺术如何立足自身文化价值，通过艺术政策的修整，在激烈艺术权力的博弈下，展现自身文化的问题”[74]。松雨《中国国家艺术基金模式探析》和刘立明《时代的选择，历史的责任——国家艺术基金治理体系的举措》两篇文章，是针对我国国家艺术基金的设立、运行状况和发展走向等问题开展的应用型对策研究。前者分析了国家艺术基金具有公益性、引领性、广泛性和科学性等几个特点，并指出其今后的发展应在“建立独立的监事部门”、“加大对社会资本的吸纳力度”、“完善评审机制”等几方面予以完善[74]。后者阐述了国家艺术基金在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上的现代化水平，“国家艺术基金在创新组织管理上大胆探索，设立了理事会、管理中心、专家委员会。在基金管理中，实施‘决策、协调、执行、监督四个环节，适当分设、相辅相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符合现代治理体系的一般原则”;“和其他同类政府基金相比，艺术基金打破了体制、系统、行业的局限，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的特点，面向全社会，国有、民营、机构和个人都可以申报”。文章阐述了国家艺术基金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起到了促进作用。“国家艺术基金引入文化治理理念、方式、手段，以维护公民文化权利为重点，以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着力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出贡献”[75]。文章分析了传统的政府直接管理的公共文化财政体制导致经费使用效率低下的几种情况，指出艺术基金作为改革策略的工具性价值以及国家艺术基金将在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推动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郭晓《国家艺术基金：为艺术教育护航》一文，从国家艺术基金对我国社会艺术教育、学校艺术教育和个人艺术创作三方面将产生的影响做了深入分析，并认为：“国家艺术基金将会强力推进文化体制创新的步伐，促使社会艺术教育大发展大繁荣;将会极大丰富艺术理论实践领域的成果，推动学校艺术教育大发展大繁荣;将会更加活跃当前艺术生产创作的热情，推动个人艺术创作大发展大繁荣。”[76]

如果说“国家艺术基金”主要对艺术实践活动有针对性地进行资金支持，那么，在艺术研究领域，则长期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进行资金支持。本年度关于该项管理工作的研究，有一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章值得提及：李若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辉煌发展30年——李希凡先生访谈录》。访谈中，李希凡先生对他自1986年开始担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主持全国艺术科学“八五”、“九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等工作做了回顾，对历时30年、凝聚了全国数万文化工作者智慧和心血完成的4.5亿字“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历史做了披露。该访谈对这些我国艺术学科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和学科发展史的轨迹的梳理及反思，对于今天的艺术科研管理乃至建设艺术学学科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李希凡指出，若是梳理经验，有几个方面需要认真思考：“一是需要加大经费上的支持力度，很多重点项目没有大资金的投入是无法开展的，这个问题现在似已解决;二是基础理论研究太少，尤其是对传统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太欠缺，这很不利于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因为它是中国理论体系，是中华艺术;三是要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和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27]

在本年度的艺术管理研究的其他领域，学界的思考也更为深入和实际。有关艺术管理的作用、分类，以及面临的困境和出路等问题都是学界关注的对象。这里的代表性论文有：仲呈祥《艺术管理以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文，指出文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建设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要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就必须将艺术管理学置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艺术管理一定要牢记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艺术积淀和审美优势，走出一条独特的艺术管理道路。”[77]

田川流《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艺术管理分类研究》一文中提出艺术管理分类研究的三个维度：“其一，艺术管理的主体研究，可分解为国家与政府的管理、社会与行业组织的管理、艺术企业的管理;其二，艺术管理的客体研究，可分解为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艺术管理、文化产业中的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艺术管理;其三，艺术活动种类的管理，可分解为演艺活动管理、美术活动管理、设计艺术管理、影视艺术活动管理、新媒体艺术管理等。”[78]

彭锋《从艺术体制理论看艺术管理》一文赋予“艺术管理”以新的含义，分析了当下艺术生产中“管理因素”日益突出的现象，探讨了艺术家作为管理者的问题。认为：“艺术管理既不是艺术作品的形式，也不是艺术作品的内容，但它是决定形式和内容是否为艺术作品的因素，它就像一种非外显的氛围在艺术界中弥漫。艺术家不再是在工作室里潜心创作的老大师，也不是走向街头的革命者，而是井然有序的管理者。”“与前卫艺术家以极端激进的方式介入社会不同，今天的艺术家多采取温和的方式。无论是老大师的清高还是新大师的激进，都将自己从社会中孤立出来而无法介入社会。前卫艺术的激进的革命式介入在今天终结了，当代艺术也并没有退回到老大师时代，事实上只有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才能更好地介入社会，而这种方式就是管理和商业。艺术家通过商业活动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关系，通过管理活动驾驭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种意义上，成功的艺术家已经不仅是艺术界的范例，而且是整个社会的范例。”[79]

李凤亮、宗祖盼《艺术学理论视角下艺术管理研究的困境与出路》认为，由于“艺术管理”的独特学科属性，“使其面临着学科难以界定、研究对象难以统一、人才培养体系难以构建等多重困境”[80]。文章主张以当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建设为契机，从艺术管理研究的当代社会语境出发，对艺术管理这一艺术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方向如何建设提出了应对办法：第一，必须遵循艺术管理研究应建构在艺术学体系之上的原则;第二，在学科建设方面，需要厘清艺术管理研究内外部的各种逻辑关系;第三，在人才培养方面，应注重学科意识培养，提高准入门槛，突出艺术管理的实践性质，教学相长，师生共勉。

八、艺术教育研究虚实并重

艺术教育作为艺术学理论中的重要一环，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学科以来愈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艺术教育既包括有关艺术教育原理、艺术教育学的学科建构问题，也包括艺术教育实践中提出的各种对策性、应用性问题，包括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的问题等等。2014年，在艺术教育研究中，学界自觉借鉴中西方艺术教育传统资源，结合当下艺术教育的需要，努力体现现代教育理念，对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多维度的探讨，可谓务虚与务实并重，为当前的艺术教育提供了新思路，使本年度艺术教育研究领域呈现出新气象。

王一川《教师之乐在于从游》探讨了一个在教育学上颇为重要的问题，即“教师快乐观”的问题，也即是要探讨“教师之乐究竟在哪里”的问题，涉及到教育的意义、价值，主要是教育主体即教师进行教育活动的意义、价值问题。作者以现代教育理念发挥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孔子的“从游”教育观：“教师的教书育人过程，就是孔子式的‘从游路上不断‘问津的过程，要携弟子去共同寻觅通向未来人生之路，为其成长成才找到妙策、良方。”此外，作者所谓“从游”，不只包括教师“施教”之乐，而且包括教师“受教”之乐，以及与学长、友朋、同学间的“从游”。“简言之，教师之乐在于从游之乐，这是教师在其一生中与自己的师长、友朋和学生的相偕游学问津的快乐。”作者引用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以“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的比喻，并加以引申，特别补充了“中鱼传感”的环节，“以突出现代大学人才培育过程中那些介乎老师（大鱼）和学生（小鱼）之间的中介性元素的有力作用，例如友朋、学生及教学体制、机制等，它们实际上都对学生个人成长与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由此，作者“沿着孔子的‘从游传统，把梅贻琦先生的八个字同‘中鱼传感四字融合起来，构成从游式教育的如下新系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中鱼传感。”作者还认为：“这个由大鱼、中鱼和小鱼三元素组成的新的从游式教育系统显示，让小鱼在大鱼引导下借助中鱼的传感作用而成长为自己想象的大鱼，正是现代大学从游式教育的核心精神之所在。”作者结合自己施教的“与小鱼之乐”、合理开发与利用中鱼元素的“与中鱼之乐”及受教的“与大鱼之乐”的生动而丰富的实践，对作者所倡导的这种现代大学从游式教育的理念、目的、效果、实现途径等作了富有启示意义的注解。文章的最后，作者将此种从游之乐与现代教育所推重的“生物圈”意识联系起来，揭示二者之间的契合：“这种从游过程所建构起来的相偕畅游方式，在当今这个越来越注重‘生物圈中的‘分享的时代，或许有一种奠基的意义。”“如今的教育目标将不再是仅仅追求超越他人、出人头地或独占鳌头，而是集中致力于全体公民的‘生物圈意识的培养，养成其普遍同情心、同理心或怜悯心，养成‘分散式合作的习惯，共同分享人生意义。”[81]虽然作者此文所讨论的从游式教育并非只是针对艺术教育，但却必然包括艺术教育在内，甚至可以说只有在艺术教育中才能更充分地得以实现。而作者将孔子开其传统的从游式教育理念予以现代性转换、赋予其现代教育的内容，这种教育观念上的探索对于今日的艺术教育的意义值得我们关注。

艺术人才培养质量，关系着艺术学整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未来学科能否健康发展的长远大计。艺术学学科升门后，已有的艺术人才培养方案必然要有所改变和突破。如何在认清问题的前提下实施有针对性的举措？这是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各高等院校已经面临的现实境遇。夏燕靖《对我国高等艺术院校人才培养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对该问题作了深入考察。该文探讨了当前我国艺术人才培养诸问题的表现，分析了问题形成的根源，并对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提出了设想。作者认为，当前高校艺术人才培养问题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社会发展变迁造成的必然影响，表现为各层次艺术人才培养有明显的衔接脱节、艺术专业扩招政策带来的教学质量等问题;二是艺术院校没有充分尊重艺术教育规律而引发的教学问题，表现在课程结构设置不尽合理、艺术人才的培养目标不够明确、忽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等方面;三是部分艺术院校对于自身的社会角色和功能职责认识不足造成的教育指向性问题，主要表现为因地域差异造成的我国艺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一些艺术院校忽略自身优势而一味贪大求全。作者以云南艺术学院为成功案例，指出要改变这些现象、解决这一问题，“推进高等艺术院校分层分类发展是必由之路”。从长远看，“要深入推进和实施好艺术教育，培养出色的艺术人才，必须从教育体制上深化艺术教育改革”[82]。

艺术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不仅要密切关注当下艺术教育的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而且需要认真研究中外包括教育方法、教学方式在内的丰富珍贵的教育思想与传统，以作为改良和完善今日艺术教育现状的有益借鉴。李心峰《艺术学需要“习明纳尔”——关于艺术学教学方式革新的思考》[83]分析了在国外高等教育中广为运用的习明纳尔教学方式的特点、优长与效果，着重探讨了艺术学教学中引入习明纳尔教学方式的必要性和具体实行方法。针对国内艺术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填鸭式”传统教学方式，该文呼吁改革和完善艺术学的教学方式，积极尝试引进“习明纳尔”这种注重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思考、主动参与的独特而有效的教学方式。秦佩《费孝通的“席明纳”及其对艺术学的启示》[84]追溯了费孝通引入和践行席明纳教学方式的过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并认为费孝通晚年提倡“跨越文化界限的‘席明纳”即在一个更广阔的思想平台进行跨文化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已将席明纳提升到新的境界。赵义堃、程军《西方艺术教育经验及其借鉴意义》[85]，刘竞艳《论墨家的艺术教育思想》[86]等文章挖掘西方艺术教育经验与中国传统艺术教育思想资源，探讨其对我国现有艺术教育的借鉴意义，也值得予以关注。刘菲《论教师群体开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87]描述了当下教师群体令人堪忧的生存质量现状，指出其人文精神缺失、社会性不足、身心健康不容乐观三大问题，探讨艺术教育对于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价值。作者分析了教师群体艺术教育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为教师的艺术教育的开展提出一些具体的对策建议。这种关注现实问题的学术探讨值得提倡。

回顾2014年，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各个方面都有新进展和新成就。学界的理论自觉不断提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艺术学理论中国学派的建立也日益成为学界共同努力的方向。不过，在如何挖掘我国古代艺术理论资源，弘扬中国艺术精神、阐发艺术理论的中国学理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应该说，自2011年艺术学升门以来，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方兴未艾，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者，我们在这块充满朝气和希望的田野上，依然大有可为。（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有：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系统阐释传统文化与中国梦;2014年9月25日，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时指出“丢掉思想文化，国家立不起来”;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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