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我忽然接到了大学同学顾健的电话。当时我刚上完课，正坐在同济三叶草咖啡馆临河的露天座椅上休息。这天太阳很好，虽然只是初春，却让人有一种夏天已经来临的感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久违了的各种植物温暖的气息，特别是从岸边的樟树上散发出的那种芬芳的味道，让咖啡杯里飘出来的香气黯然失色。不时，就会有几片越冬的树叶从高大的樟树上无声地掉下来，这些树叶已经泛黄，可似乎还有一线生机，在水面上随着微风起伏，荡漾，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坐在我对面的几个外国留学生已经迫不及待地穿上了T恤、短裤和人字拖，一个红头发的姑娘戴着墨镜，在明亮的阳光下用英语手舞足蹈地在说着什么，时不时引起一阵哄笑声。在他们身后，不断有背着双肩包抱着书的学生经过。

尽管我已经和顾健失联多年，但作为我们大学同学里的成功人士，他的消息却总是能传到我耳边来。顾健和我都是焦作人，可与循规蹈矩一直在学校里教书的我不同，他大学毕业不久就辞去了郑州的一所中专学校的教职，借钱加盟了一家美式炸鸡店。因为价廉物美，他的炸鸡店竟然在肯德基的眼皮底下分得一杯羹，并获得了“啃得鸡”的美名。而他就是依靠这家炸鸡店捞到了自己事业上的第一桶金。之后，他又陆续加盟了一家快捷酒店和一个咖啡连锁店，同样获利颇丰。据说如今在他名下的各种加盟店已经有几十家，遍布河南以及周边省份，他也已然成为商业巨子。可想而知，这个家伙找我能有什么事。

“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什么话，老同学想你了，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不行吗？”顾健装腔作势地说。

“你这家伙脸皮还真厚，算算有多久没和我联系了。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哈，还好，我们也就五六年没见。不过，今天我是有个事情要麻烦你。”

“快点说，我还有事，你要再啰嗦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假装有点儿不耐烦。

“哎，别急，我这就说，但我只能先说个大概，详细的我等会儿让秘书发个电子邮件给你，记住等会儿把你的信箱发到我手机上。”

顾健还真有事。我没有吭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你可能也听人讲了，最近我在焦作发起了一个关爱抗战老兵的活动。我本来定好了明天上午要到上海去看看一个焦作籍老兵的，可是我在南阳的一个快捷旅店突然出了点儿事，现在我必须马上从郑州赶往南阳去处理，所以想麻烦你替我去看一下。”

“这个……”我感到这件事有点儿突然，犹豫了一下。

“别这个那个了，这个老兵姓康，叫康力耕，已经九十多岁了，现在全国像他这样的抗战老兵已经没几个了。我想既然答应了老人家要去看他，无论如何不能失信。可我实在分不开身，想来想去，在上海，就你去最合适。一来你也是焦作人，你去看老先生，到时候拍张照片什么的，他也不会反感;二来，你好歹也是个大学教授，虽说现在教授名声不好，可再不好也比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好吧？”

“好了，好了，别再瞎扯了。明天我就代你去一趟好了。”

这时，那几个留学生又哈哈大笑了起来。可能是从电话里听见了他们的吵闹声，顾健以为我真的在忙，说了声再见就挂掉了电话。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咖啡已经变凉，只剩下了一点儿苦涩的味道。老实讲，虽然我知道顾健不会无缘无故地找我，但却没想到是为了这样一件事。关于那些抗战老兵的消息，近年来我也从网上还有报纸杂志上看到过一些，所以，我明白顾健说的“抗战老兵”并非指所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而仅指那些国民党老兵。如今，随着国共两党的恩怨消散，他们多年前抗战卫国的事迹也逐渐被现在的人所发掘、承认和肯定。但遗憾的是，由失败者所书写的历史总是来得太晚，那些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抗战的最年轻的国军士兵即使能活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大多已届九十岁的高龄，而这个年龄能活在世间的人本就不多，更不用说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老兵了。在经历了各种政治磨难后，他们早已所剩无几，并且，正因为此，劫后余生的老兵们大都晚景凄凉，所以，近年来，有很多民间人士开始发起各种资助老兵的活动，以图改善他们晚年的生活。不过，此前这些情况我只是从媒体上略知一二，并未觉得与自己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可今天顾健打来电话后，我突然觉得和自己也有了关系。我把我的电子信箱发到顾健手机上，很快他就回了个谢谢。我端起杯子，把剩下的咖啡一口喝掉，起身离开了座椅。那几个留学生还在大声说话，特别是那个红头发的姑娘，忽然放声大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

晚饭后，我没有像往常那样马上到小区里散步，而是打开电脑上了网。果然，我立即看到了顾健秘书发来的信件。我原以为顾健只是让我对康先生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即可，可没想到事情还挺复杂。他的秘书首先告诉我顾总已经与康力耕先生联系好，明天上午九点由我代表他去老人家里探访。其次就提醒我拜访时需要完成的几项工作，如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对这位老兵的身份进行核实，如不仅要他回忆自己的履历，还要说出自己当时服役的部队的长官等。还有就是调查一下对方是否需要经济补助。而且，附件里还有个表格，让我拜访完后逐项填写。最后，还没忘了加上一句，此行所有费用都请保留发票以备报销。看来，顾健这些年来的成功绝非偶然，他虽然说话还像过去在大学里那样油腔滑调，但办起事来却是有板有眼。我回了封信，让这位秘书转告顾总放心。然后，我在网上检索了一下抗战老兵的资料，准备稍微了解一下老兵们的情况，这样明天我去拜访康力耕先生时不至于无话可说。

可我在电脑前坐下来后，却很长时间没能站起来。因为那些幸存至今的国民党抗战老兵们坎坷的经历实在令人同情，我知道自己是没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的，我应该讲是难过才对。有一个曾参加过滇缅抗战的浙江远征军老兵，1949年后先被劳改了好几年，“文革”中又被当成国民党特务轮番批斗，最后被打断了一条腿，因为没条件治疗，他从此变成了个瘸子。他今年已经93岁，依然住在一幢破旧的百年老屋里，里面仅有几件简陋的家具。当那些关爱老兵的志愿者找到他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说自己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承认他曾经打过日本鬼子，不是什么坏人。而让人遗憾的是，他的经历也是绝大多数抗日老兵的经历。还有一个和他同龄的参加过长沙会战的老兵因为受国民党士兵的身份连累，在1949年回乡务农后，本来已有的婚约也被女方解除，一生未能结婚，所以无子无女。近年来，他因为年龄太大无法再下地劳动，只好靠村子里的人施舍维生，经常饱一顿饥一顿。而我看到志愿者拍摄的那些胡子拉碴牙齿脱落面容悲戚总是透出小心翼翼的神情的老兵们的照片，也不禁徒生伤感。他们有的甚至还穿着上个世纪的破旧的蓝黑色中山装，就像是生活在另一个尘封已久的世界的人。尽管事实上也是如此。现在即使是街头的乞丐都比他们穿得要像样子得多，当然，也理直气壮得多，他们伸手要钱时几乎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就像你一生下来就欠了他们的债似的，不给就缠着你决不罢休。可那些老兵们却没有这样的勇气，也许，他们虽然知道这个国家亏欠了自己，但却不知道该向谁乞讨。

不过，又看了几则老兵们的资料后，我忽然对明天去看望康力耕先生感到有点儿犹豫。我并不是担心与他在沟通上有什么问题，而是在网上看了这么多老兵的痛苦经历后，我已经不想再在现实中看到一个生活在困苦中的老兵了。我重新打开顾健的秘书发来的那封信，仔细看了看里面用醒目的黑体字标出的康力耕先生的地址和联系电话，这才注意到他就在五角场附近，而且离我住的小区不远。这让我多少放了点儿心。这些年来，随着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原本位于东北城郊的五角场也被政府和各路房地产商眷顾，在他们无所不能的魔棒挥舞下，五角场仿佛就在一夜之间被彻底翻新了一遍，那些低矮陈旧的老房子如今只能从发黄的黑白照片和早年颜色失真的彩色照片上去寻觅了。而康力耕先生既然能住在这里，想必生活也还过得去。我把他的地址和电话输入到我的手机里，关上了电脑。

可是，虽然我把电脑关上了，但我自己的思绪却怎么也关不上。我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比较晚了，可我还是决定到楼下去散一下步，以让自己平静下来。到了外面后，我觉得身上有点凉，相较白天，晚上的气温明显下降了很多。不过，这也应该是这个时候正常的温度。我从小区两侧停满汽车的道路上走过时，依稀还能闻到白天闻到过的那种樟树在春天里才会散发出来的香气。旁边楼房的很多窗户都变黑了，只有一侧的路灯还在亮着。一路上，除了偶尔有一两个遛狗的人牵着狗绳跟着自己的爱犬走过，已经没有什么人在外面瞎晃了。我顺着道路走到小区的露天停车场，感觉就像是从一个甬道中钻了出来，豁然开朗。天上的星星既高又亮，一架飞机的机翼闪烁着红色的灯光无声地从夜幕中缓缓滑过，让人觉得不像真的，直到消失很久以后，我还感到它仍然在眼前闪烁。

第二天，我按时起床，在准备早饭的时候，放在桌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我以为是顾健打来的提醒电话，可拿起手机后却发现是本地的一个陌生的电话。我想这么早不大可能是房地产公司的推销员打来的，就接通了电话。马上，我耳边就传来了一个女性柔和的声音，问我是否是张生老师。我说了声是后问她是谁，她很客气地对我说她是康力耕的女儿。我立即反应了过来，向她问了声好。她说给我添麻烦了，她等下会在小区的大门前等我。我告诉她我就住在附近，知道他们的那个小区，所以不用在大门口等我，我直接到他们家就行了。

“喔，没关系，我爸爸今天老早就起来了。他已经催我好几次了，要我到大门口等你，我不去，他不高兴的。”

“你告诉他不用等的，我认识的。我还要过会儿才能去。”

“这个你不用急的，刚好早上我也要锻炼身体的，我就在门口等你好了。对了，我穿件灰色的两用衫。”

“好吧，那就辛苦你了。”

昨天晚上，我曾在网上看到那些老兵们都非常孤独，非常渴望有人来看望自己，康先生大概也不例外，否则他女儿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所以，我放下电话，赶紧吃了点儿东西，就出了门。虽然还是上班高峰，但我很顺利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只是路有点堵，十几分钟的路走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害得司机一个劲儿地说脏话骂娘。其实，他骂也没用，这个时候哪里都堵。

出租车停在康先生小区的大门对面。我一下车就看到，大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灰色两用衫，头发灰白，身形略胖的老太太，正抬起胳膊在左右摇晃着身体。今天是阴天，有点儿冷，她脖子上还围了个大红的围巾。不用说，她就是康先生的女儿。我穿过马路，向她打了个招呼，问她是否是康阿姨。可能她刚才也注意到了我，立即热情地向我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对我能来看自己父亲表示感谢。然后，她就带着我边聊边往小区里走去。这个小区我以前来过，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政府建造的动迁房，建筑物的外墙已经有些陈旧，水泥道路也有些坑坑洼洼，可楼距很宽，绿化也不错，路边的香樟树很粗，间或看到有几棵玉兰树已经开花，白色的花朵花瓣很大，似乎有香味飘出来，草坪里杂草丛生，可却绿意盎然。

康阿姨显然是个开朗的人，一路上她说个不停，以至于我都考虑是否还有必要再去拜访她父亲了。她退休前是个小学语文老师，大概出于职业习惯，也把我当成个懵里懵懂的小学生了，所以事无巨细都告诉了我。原来，是她在网上看到关爱抗战老兵的消息后，主动联系的顾健，而非她父亲的意思。她很小就知道自己父亲是参加过抗战的，因为她母亲就是在抗战胜利那年与他父亲结婚的。她母亲说那时候他父亲是远征军的中尉，从云南前线凯旋归来，穿着一身美式军装很神气，而且人也长得帅，在一次舞会上认识后，就拼命追求她。那时候她母亲在一个小学里当老师，人漂亮，又有气质，家庭背景也不错，追求的人也很多的，可她是个爱国姑娘，觉得她父亲是抗战英雄，不能让他打光棍，就嫁给了他。

“很感人啊。”我被康阿姨的心直口快逗笑了。

“可我妈没想到，解放后，她欢喜的英雄却一下子变成了劳改犯，到她死我爸都没有翻过身来。”在楼梯口，她回过头提醒我：“慢点儿，这里有个台阶，我们这种老楼，楼道采光不好不说，电梯也没有的。”

“没事。我住的地方也没电梯的，经常爬五楼的。”

“我们也住在五楼。再高点儿，我也爬不动了。”

但我注意到，这只是康阿姨的谦词。进了大门后，尽管楼道昏暗狭窄，堆满杂物，印满各种小广告的水泥楼梯看起来也有些高低不平，她却如履平地，在我前面一步两个台阶噔噔噔地一口气爬到了五楼。到了门口后，她按了一下门铃，我以为她的孩子或者保姆会来开门，可没想到门打开后，却是一个驼着背穿着厚厚的棕色毛衣的老人站在我面前，他戴着一个红色的绒线贝雷帽，脸圆圆的。从他身后的房间里射出的光很亮，我一下子没看清他的脸，只看到两道粗粗的眉毛。

“爸爸，这就是顾健先生的朋友张生先生。他今天特地来看你的。”康阿姨侧身看了一下我。

“喔，谢谢，谢谢，我对顾先生讲不要叫人来看我了，可他非要找人来，真是麻烦你了。这都怪我女儿不懂事。她从小就很任性，非要把我的情况在网上告诉给顾先生。”他笑着看了看康阿姨，伸手让我进屋。他讲着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立即听出来里面的焦作口音。

“没事，我也是焦作人。”

“我知道，顾先生已经对我说了，我们是同乡。”

门廊很窄，我怕不小心碰到他，就坚持让他先进去。康阿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门。这是那种老式的房子，结构很紧凑，进门左侧就是厕所，然后是厨房，另一侧是个不大的客厅，再往前走就是两个房间了。看得出，房子还是在很久以前装修过，墙上的银灰色的墙纸已经发黄，细木条方格花纹的地板的颜色也都被磨掉，露出了木头的原色来。但是，一切都很整洁。客厅不大，连着一个阳台，阳台的门开着，一个木架上摆着一盆仙人掌和一盆吊兰，靠墙是一圈布质的沙发，中间摆着长方形的玻璃面的茶几，上面摆着一只有盖子的白瓷茶杯和一个金色的铁皮茶叶筒，几张报纸和一副老花镜，还有一个很干净的玻璃烟灰缸，旁边是一包没有拆封的美国的骆驼牌香烟。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老人抽骆驼的。但更让我惊讶的是，在沙发对面的墙上竟然挂着一个足有半面墙那么大的平板电视，让人感到很不协调。

“这个电视谁看啊？这么大。”我忍不住回头问。

“我啊，我喜欢看电视，每天我都看的。对了，这还是我孙子送给我的九十岁大寿的礼物呢。”他从茶几上拿起那个茶叶罐对我说。

我这才发现，他的右眉毛没有眉梢，却有一道很粗的疤痕。

“好了，我说，你等张老师坐下来再讲好吧。”康阿姨指着旁边的沙发让我坐下来，然后从康先生手里拿过了那罐茶叶，又把茶几上的那个白瓷茶杯拿了起来，“我去给你们泡杯茶。”

“别客气，我刚才在家已经喝过了。”等康先生坐在大沙发上后，我也坐了下来。沙发很软，我坐上就深深地陷了下去，看来这个沙发也用了好多年了。

“这个茶叶是今年的新茶，很香。对了，我爸耳朵不好，你讲话时声音要大一点。我马上去烧水。”看到我们坐下来后，康阿姨转身进了厨房。

“我女儿很啰嗦的，你不要介意。你抽香烟吧？”他从茶几上拿起那包骆驼烟准备去拆封口。

“不，谢谢，我不抽烟。”我摆了一下手，“已经戒了很久了。”

“喔，是吗？我过去也抽的，现在不抽了。我女儿不让我抽了。”他向我眨了眨眼，朝厨房看了看，“要不，你抽支玩玩。”

“好吧，我就抽一根试试。”我顿时明白过来，他是希望我抽一支，好在旁边闻闻烟味。

我笑了笑，接过他递过来的烟和打火机，点上后吸了几口就平放在烟灰缸上。看到香烟的烟雾飘出来，康先生忙低头凑近用鼻子吸了一下。

这时，康阿姨从厨房里端来几个装有糖和瓜子的小碟子，还有一盘削好的苹果，放在茶几上。我怕她怀疑，就把香烟拿起来抽了一口。

“水马上开，你们先吃点瓜子和水果吧。”

“好的，谢谢了。”我点点头，等她转身又去厨房后，把香烟放到烟灰缸上。康先生立即对我会心地笑了起来。

“你怎么会喜欢抽骆驼？这是外烟，很冲啊。”我顺口问他。

“还好，习惯了就好。我最早抽的烟就是骆驼。当时我们都抽这个牌子的。”

“当时？”

“是啊，好多年了。当时是1943年的春天，我们在昆明的步兵训练中心受训。休息时，美国教官就把他们的骆驼烟分给我们抽，然后大家一起聊天。我就是那时候学会抽烟的。”

“别讲你抽烟的事了，还是对张老师讲点重要的，人家来一趟也不容易，不是为了听你讲这些鸡毛蒜皮的事的。”

“没关系的。这个也很好。”我忙解释。“没想到，那个时候康先生他们就开始抽骆驼了，很时髦啊。我还以为骆驼什么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从美国进口来的。那时我刚读大学，很流行抽美国烟，有骆驼、万宝路、希尔顿什么的，不过都是走私进来的。”

康阿姨把白瓷茶杯放在他面前，递给我一只一次性杯子。我接过来，茶叶果然很好，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你不知道，我爸抽香烟的事讲出来要笑死人的。就讲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刚允许国外的人回来探亲，我爸在美国的一个老朋友写信来说要来看看他，问他想带点儿什么。这下可好了，别人家总归是要带录音机电视机啊什么的，他坚持要带一条骆驼香烟。你说滑稽吧。”她笑着看了康先生一眼，“把我妈妈都气坏了。”

可能是女儿提到了自己的爱人，我注意到，康先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温柔的笑容。

“后来，你妈妈不是也同意带骆驼了嘛。”

“我妈妈就是这样，这一辈子都把我爸爸当成个英雄来崇拜。不管跟着我爸爸受了多少苦都不抱怨。我刚才对你讲了吧，我爸爸在刚解放没几年就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弄到安徽劳改，一直到80年代初才放出来，二十多年时间我们家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撑着。”

“这说明你爸爸真的是英雄啊，否则你妈妈不会对他这么好的。”我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对康阿姨笑了笑。我现在有点儿相信刚才在门口时康先生说的话了，是她而不是康先生本人希望我来拜访的。

“哈，没办法，在老婆眼里我是英雄，在女儿眼里我可是个狗熊。”康先生看着我摇了摇头。

“哪里，在我眼里我爸爸也是英雄。可你不知道，小时候，在我们邻居眼里，还有同学眼里，我爸爸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国民党反动派。后来，我工作了，甚至在单位同事和领导那里，我爸爸也都被看成是个坏人。还好，我爸爸命大，今天还活着，不然，他这辈子真是冤枉透了。我妈活着的时候就说，早知道他这么倒霉，还不如当初去台湾了。”

显然，康阿姨把我当成为他父亲落实政策的领导了。事已至此，我也只好冒充一下了。

“不过，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抗战老兵，是民族英雄，是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否则，我今天也不会来看望你爸爸了。”

“这倒是的。那你们聊吧，我还有点儿事要做，不耽误你时间了。”康阿姨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儿多了，转身向里面的房间走去。

“别在意，我女儿就是这样，和她母亲一个性格，刀子嘴豆腐心。所以，我有时候干脆假装耳朵聋，听不见她的话。”等我回过头，康先生不无幽默地对我说，“其实，她们不知道，我这样的人就是去台湾了，也不一定有好日子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