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爽

1

四十五岁生日我过得索然无味又了无意趣。这是可以预见的场面。老婆崔莺莺比平常早回来一个多小时，买了肉，特意多炒了两个菜，还开了瓶酒。做这些的时候，她没有一句话，寡瘦的脸上有一种难得的红扑扑颜色，样子比往日悦目多了。

孩儿们也提前赶回来了。儿子说：“看我妈给您开的这酒，是您最喜欢的‘百年富贵，这酒名取的，就好像是给您量身定做的一样。”

我拿起酒瓶，禁不住笑了。我平时很少笑，因为笑起来样子不好看，一笑就露出了我招牌性的大板牙和半截暗紫的牙床子。

这酒确实像我的私人订制。我的名字就叫富贵，“百年富贵”的富贵。事实上，我姓苟，这姓不好，但名字叫富贵。我爸爸念过两年小学，他能把我们姓苟的没叫成“狗剩儿”“狗不理”，而取名“富贵”已经很难得了。

儿子学习一般，初中毕业念的是“三加二”。女儿学习还不错，去年考了个三本。两个孩子每年将近三万元的学杂费，已经让我负债累累;崔莺莺愈加沉默寡言，本来就黑瘦的她越来越像根干柴棒了。她还在东风镇给人搞装修，她的合伙人还是彪子。两个孩子用的钱几乎全出自崔莺莺铲墙皮、刮仿瓷、刷涂料一分一分攒下来的血汗钱。

女儿红着脸给我夹了一箸菜，吭哧了半天，说出这次回来的真正目的，她想要个笔记本电脑。

儿子也替他姐说话：“爸，就给我姐买一个笔记本吧，人家大一都用笔记本了，就咱家比别人差？”

儿子说话的口气，有点像我，这一点我挺喜欢这小子。他把我的酒杯倒满，还用刚才的口气说：“我和我姐一样，我们宿舍也是六个人，不过，我们还用不上笔记本……宿舍的五个人，每个人用的都是苹果，就我用的是诺基亚，现在您满大街去看看，谁还用诺基亚？”

“苹果多少钱……一只？”

“和一个笔记本差不多，好一点五千多吧！我想要那种最流行的土豪金。”

五千多！女儿夹的那口菜还没咽下去，就差点被儿子倒的这口酒噎死。我把酒杯往桌上一蹾，说：“你们吃了我得了。我没钱。一分钱没有。想要那些玩意出去找你妈要去。”

听我这样一说，女儿把身子一扭，真出去找她妈了。儿子也开了腔：“你没钱，你前些年干装修挣下的钱花哪里去了？不会都扔西厢那条胡同去了吧？”

儿子的话等于在我千疮百孔的肺管里开了一枪，我一时傻在那里。等明白过那话里的恶毒时，想用手和脚同时回敬这个忤逆不孝的儿子，他却先我一脚蹿到屋外去了。

那一刻，院子里满是白花花的阳光，那些白花花的阳光就像无数把钢针，让我有一种瞬间失明的痛感……

2

“生活就像个婊子。一个无情寡义的婊子。不管你多么气宇轩昂，不管你多么优秀无双，只要你手中没钱，她同样毫不犹豫地把你抛闪一旁。”这是多年前我在北京搞装修时，趴在冰冷潮湿的地下室床上写的一首诗。我当时很为自己写出这样的诗句高兴，甚至想把这首诗拿到黑孩的报纸上去发表，结果遭到了拒绝。但发表不发表又算得了什么呢？一点都不妨碍我对它的喜欢。现在，当我有机会再次重温这首诗时，它仍然犀利得像一根冰针，让人有一种彻骨的冰凉。

本来，我在东风镇还有一份工作，可就在生日的前一天，被狗日的老板正式辞退了。

我在镇政府每月拿六百块钱的工资，已经干满三年。钱虽然少得可怜，可我从没动过要离开的念头。我贪恋的不是那份工资，而是那份体面……表面看起来确实足够体面，如果你不多嘴，外面没人知道你拿的工资还不够人家的四分之一。如果不喝酒不碰到女人，我在外面本来就像个哑巴，我不是个多嘴多舌的人，对于我这样的人，钱多当然很重要，钱少也算不得什么。我又不是没挣过大钱。钱对于我来说可有可无，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但没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就在一个星期前，黑孩打电话告诉我，我那本小说集《狗男女》就快出来了，让我准备好剩下的一万块钱，尽快给他们打过去。我在电话中嗯嗯啊啊答应着，心里却在想上哪儿找去。

我这本书的名字叫《狗男女》，我觉得这名字非常好。当初黑孩和那家出版公司的编辑和我讨论是不是换个书名，说这名字听上去是不是有点那个了？我说不换，坚决不换，千金不换。我喜欢它！它亦庄亦谐，亦褒亦贬，可哭可笑，可夺眼球。我告诉他们，世上人事，无非男女，而世上男女，又有多少是狗男女？何况我本名姓苟，我喜欢狗，也喜欢狗男女，觉得有他们的存在，这世界才如此生机勃勃和妩媚妖娆……在我的坚持下，小说集最终还是定名《狗男女》，他们也睁一眼闭一眼不再说什么。他们能说什么呢？我是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出书！为这本书，我已经花掉了从北京逃回来时手里硕果仅存的两万块。现在又有同样一万块的窟窿等着我了。

说到《狗男女》就不得不说黑孩，他是我的老乡和同学。黑孩本名叫顾全顺，因为自小长得又黑又丑，又喜欢自嘲，又喜欢写文章，就用黑孩做了笔名。大学毕业后，黑孩到了北京，因为写了篇吹捧某文化高官的报告文学而声名鹊起，十几年后成了《华夏艺术报》的副总编。

在北京那几年，我没事了就去编辑部找他玩，他当时工作在一座有玻璃幕墙的20层高楼的一个狭小房间里，每次见他不是写就是画。每次我去，都问我他写的字画的画怎么样。说实话，他的字很丑，初中时的钢笔字还写得一塌糊涂，更别说毛笔字了;他的画更一般，有一次看他在一张宣纸上用粗毛笔画画，我不知那算不算画，照我看，那画就像个鸭蛋，丑陋的圆石头，更像坏孩子作文本上被老师狠狠圈上的大零蛋。看到他的画我就笑了，我说你画的是个啥，是个“笨蛋”吗？我跟他说话从来不客气。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苟富贵啊苟富贵，你知道你为什么不长进吗？这才叫文人艺术，现在流行这个。说完，他把那幅画慷慨地赠送给了我。虽然觉得黑孩的字画真不好看，可他每次送给我的字画还是一张不扔地保留起来。

三年前，我抱着黑孩送我的书画走进了东风镇党委书记邱大成的办公室，从此成了东风镇的一名编外工作人员。

可三年后，就在我生日的前一天，狗娘养的邱大成却要辞退我了。

那天，邱书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小李给我倒了一杯冒着芬芳香气的花茶，还亲自把一根软中华递到我手上。他先说了段开场白：“富贵呀，实在对不起了，现在上边风声紧，政府机构改革可能要玩真的了，我只好忍痛割爱了，你是个人才，可我也实在没福气留你了。”接着他就告诉我立刻回值班室收拾一下，说他已经和镇上会计打了招呼，让他们多开我一个月的工资。最后他说：“富贵呀，明天你就不用来镇上了，好好回去搞你的创作吧。”

邱大成真是个浑球，几句话就把我打发了。浑球书记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始终没看我，而是盯着自己宽大办公桌上的一份文件。难道那文件是个人见人爱的婊子？是刚为我沏茶倒水的小李丰满诱人的裸体？我觉得一股气在心中蒸腾。我很想骂几句什么。事实上，整个过程我屁都没放一个，只是手指微微哆嗦着，慢慢地吸那根很贵很贵的软中华，是他妈的软中华啊，一根就要好几块钱呢。

浑球书记说完，见我还没走，冲我挥挥手，他想挥挥手就把我轰走？像轰狗一样轰我出去？可我不想走，不想就这样走。我应该说点什么，硬气地说点什么。可说什么呢？说浑球曾经答应过给我一个编制？说浑球曾经要把我的工资涨到一千？说浑球一个月前还满口答应在他调走之前要把我弄到西厢县文体局去编县报？说浑球曾经拿过我多少黑孩的书画？现在，我送给他的那些装裱好的书画被他挂在墙上，被他附庸风雅地摆在书柜，被他参差不齐地竖在一个青花瓷的大瓷瓶里。就连那个青花大瓷瓶也是我给他买的呢！

浑球书记见我迟迟还不出去，本来和颜悦色的脸上不大好看了，就好像我是一泡赖在他屋里的臭狗屎。老子虽然姓苟，但绝不是狗屎。我想我必须证明这一点。

我说：“邱书记，我的小说集《狗男女》就要出版了……”

“你那本书，我听说了，我不明白放着好好的英雄的东风儿女你不写，偏偏去要写什么道德败坏的狗男女，看来镇里那么多人向我建议让你走是对的。不走，不知道你要给我惹出多少麻烦来……”他厚嘴唇一直嘟嘟着，脸上那种厌恶的表情一直飘散不去。

这时候，浑球办公室里的电话突然婉转地唱了起来。他拿起电话嗯嗯哈哈，久久不肯放下，却再不肯多看我一眼。我傻站了一会，走到青花大瓷瓶前，在那里我沉默了三十秒，然后我双手抱住那个大瓷瓶，像大力士一样举过头顶，朝那个已经秃顶的浑球书记狠狠砸过去，青花瓷瓶呈爆炸状粉碎，浑球的脑袋像开了染坊血花四溅……

当我抱着两卷书画蹑手蹑脚贼一样溜出浑球的办公室时，我确信眼角的余光看到了那个仍然傲然挺立的青花瓷瓶和毫发无损的浑球书记，此刻他鲶鱼一样的目光正越过瓷瓶瞥在我的身上，就好像瞥在了一个叫花子的身上，瞥在一堆臭狗屎身上，目光里毫无怜悯，有的只是不屑和鄙夷。

3

揉着脑袋从床上爬起，屋里屋外没一个人，空空荡荡，院子里也不见一个人影。阳光慢吞吞地爬到了院墙根，正和那里的倭瓜藤和丝瓜架纠缠不清。崔莺莺和孩儿们都走了。崔莺莺肯定开着那辆响声雷动的三马子到火车站送他们了，三马子开动的声音那么大，怎么就没吵醒我？

脑袋更疼了，像一根无形的钢针正顺着脑壳的缝隙往里钻，顺着这个缝隙，外面的风像一群被人追杀的小鬼纷纷拥入，它们吵哄哄闹嚷嚷地动来动去，用它们锋利的牙、尖利的喙和锐利的十指，疯狂地撕扯着我的血肉和神经。疼痛如此汹涌，我有点黯然神伤。他们是多好的一对孩儿啊，闺女平时很少张口，儿子的手机也是三年前买的。可问题是，我现在真没钱，我手里仅有一千两百块钱，他们不知道这是我在东风镇最后两个月的工资。

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像被谁在里面安了个定时起爆器，正在倒计时。这是这几年酒后新添的症状。

我翻箱倒柜找去痛片。原来正屋里的抽屉里是有的，那里常年备着各种廉价的药片，包括整盒整盒的去痛片，现在那些盒子还在，可里面的去痛片却一粒不见，难道那些去痛片都被崔莺莺吃了？她这两年，吃去痛片像吃糖豆，干活一累就吃这种药，一吃就是一大把……

药没找到，我又回到床上。双手高举过头顶，腿则耷拉到床的一侧，脚上的一双皮鞋挂在脚趾上，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如果此刻房顶上有一双眼睛，她一定能看到我的样子：像一具沉重的尸体。我现在躺的床上，曾经躺过瘫痪的父亲，五年前他躺在这张床上死了;还躺过得了脑梗半身不遂的母亲，两年前她也死了，就是在这张床上喝的药水。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死，而且居然选择喝药水去死，好像受了谁多大冤屈。而更早的时候，这个床还躺过我弟弟，一个壮实得像黑车轴一样的小伙子，但他后来也死了，不是死在这张床上，而是死在一个水泥搅拌车的轮子下……想到某一天自己也会死在这张床上，我就变得特别绝望，没有人能体会到这种绝望，崔莺莺也体会不到，她现在就想着装修，钱，儿女。她想过她的丈夫某一天也会在这张床上死去吗？

一个人躺在这张床上，仰望着屋顶，想到死去的一个个亲人，他们的影像就像黑白电影里的画面一样，一张张地在屋顶上无声滑过，我想着他们，眼泪不由自主地从眼睛里涌出来，大颗大颗的眼泪，感叹号一样连缀在脸上。

4

现在去西厢真是太便捷了，中巴车，不到十分钟就有一辆。奇怪的是车次越多，车上碰到熟人的概率就越低，这很好，唯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很多班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还是会第一眼把我认出来。

“末代皇帝又要出巡了？”我刚上车，那个胖胖的女售票员就和我打招呼。她居然叫我“末代皇帝”！这还是第一次被人当面叫我末代皇帝！记得有一次，她指着我“啊啊”半天，说真像，你长得可真像电影里的一个人……到最后她也没能说出我像谁。她不说，我自己也知道。我高高瘦瘦，眼睛大大，还戴着圆圆的黑框眼镜，确实和那个倒霉的末代皇帝酷似。

“又去西厢？有阵子没见你坐我们这趟车了。”她是个饶舌的胖子，是不是所有的胖子都这么饶舌呢？

“听说西厢的房价又涨了，你准备在西厢买房了？”她为什么问我西厢的房价？难道我看上去像个准备在西厢买房的人吗？我才不会在西厢买房，在东风镇我都不会买，何况西厢？我在四顷地有个大院子，有坐北朝南的四破五大房子，还有东西厢房，我老婆是装修队的老板，我是个名声在外的……文化人！我为什么要在西厢买房？在四顷地生活多好，在四顷地我生活得更像是个皇帝。

看我一直没搭腔，她又奇怪地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个怪物，好像过去我曾许多次和她故意搭讪而这次却故意装作不理她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不奇怪，她倒是个奇怪的人。

“头疼。”没等她再次开口我赶紧说。我不能不理她了，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中午喝多了，不想说话。”

“那以后少喝点。酒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她突然来了句，样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妩媚。正当我琢磨她缘何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的时候，她已不再理我，掉头和闷头开车的司机聊起“汽车站那条胡同”的事，说昨晚那里又有几只鸡被警察抓了。

“那就像西厢的一截烂肠子，早该治理治理了。”女胖子售票员愤愤地说。

她的话在我听来像是一种暗示，更像是一种警告。她是在暗示谁又在警告谁？是我吗？

西厢班车站前一如既往的热闹和狼藉，各种廉价的五颜六色的出租车排在站前广场，黑车司机像苍蝇一样见到有人下车就嗡嗡嗡地围了上来。我嫌恶地从那些嘴里冒着烟臭蒜臭韭菜臭的司机中挤出来，又往前大步走了十几米才肯停下来喘口气。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的西厢县城没什么变化，如果说变化，也只是变得越来越脏越来越乱，那些突兀之间冒起来的高楼大多在城西。沿山而建，逐河而居，高大的广告牌子上写着：山水宜居，西厢福地。我站在站前广场遥望着那些一簇簇拥挤着的高楼，看着广场附近那些低矮无序像野蘑菇一样生长的小房子，感觉那些楼群更像是建立在一堆即将废弃看着却是百废待兴的垃圾场上，在我的角度看，那些楼多像一群身躯过分发育的衣衫褴褛的拾荒者啊。

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走向了“那条胡同”，走向那条被胖子售票员形容成“一截烂肠子”的胡同。那是一条倾斜的街道，不宽，左边是棚户区一样低矮的民居，右边是错落开去的一栋栋楼房，二层以上是住户，一层是商铺，各种商铺混杂，百货店、洗头房、小吃铺和各种面目不清的小旅馆，整个街道散发着一种古怪的味道，确实像一截烂肠子。不过，我喜欢这里。这么多年了，我现在还数不清西厢到底有多少条街道，可对这条胡同却了如指掌。街道的中央，靠左，就是西厢二医院。当年，我父亲住院，我母亲住院，都在这里。那些年我在医院陪床，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在医院待得烦了，我就跑出来到胡同里透口气。去百货店买包烟，去吃桂林米粉或杭州小笼包，或者干脆去洗头房做个干洗和按摩。这里的洗头房通常有小姐出没，不过我不喜欢在洗头房里和她们做爱。我喜欢的去处是那些小旅店，什么春红旅店、梅香客栈，这些旅店都很小，小姐也乏善可陈，最大的一个叫站前旅馆，打通了上下两层楼，是一个外号叫黑玫瑰的东北女人开的，她今年已年过五十，人胖身壮，看上去就像一朵妖娆绽放的大丽菊。

我就是在那些年迷上这条胡同的。准确点说，是迷上了这条胡同站前旅馆里的春色。那时黑玫瑰手里有两个头牌姑娘，一胖一瘦，一白一黑，一热辣火爆，一沉静如藤，因为她们，黑玫瑰的站前旅馆终日客流不断，来此寻欢作乐甚至要提前预约。当然，她们的价格也是西厢最贵的。那时我没少往这里跑，那时我在北京还有个小装修队，装修队还雇着几个工人，手头上还有些活钱，那些钱砸在医院里也是砸，砸在这里也是砸。怎么说呢，那两个头牌姑娘的身段、长相乃至做爱的技巧都各有千秋，属于冰火两重天，但都同样让人着迷。

站前旅馆的兴衰好像和这两个姑娘联系在一起，也好像和我有着某种隐秘关联。后来这两个姑娘一个去了深圳，一个回了东北，站前旅馆一度冷清下来。那时我在北京的装修队也出了事，一个油漆工在三楼的住户装修时，鬼使神差般地从窗户摔下来，摔断了一只胳膊一条腿，我把他送到医院躺了两个月，就再也不敢去看那对每次见到我都要流眼泪的苦命夫妻了，然后我一个人揣着仅剩的两万块钱偷偷跑回了四顷地。

他们一直没找来过。那个油漆工是安徽的，他老婆在工地上帮忙。他们一直感谢我收留了他们。或许他们也会恨我吧？或许他们也想找我而没找到？谁知道呢。我在外面一向谨慎。

我还是到站前旅馆来了。旅馆里相当冷落，登记处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寡瘦女人无精打采地看了我一眼，她不认识我。一个月前，这里登记的还是一个脸上长痣的姑娘。

“住店吗？”

“不住。”

“不住？”

“嗯。不住。”我看着她。她被我看得有些不知所措，她这样子不像四十岁的女人，倒有点像刚刚出道的小姑娘。

“大姐——”她把脑袋探出来，向里面喊了一嗓子，“有人。”

又过了会，黑玫瑰就略显疲沓地出来了。她站在走廊里，像打量牲口一样看了我一眼。然后过来，故意用颤抖的肉身撞了我一下：“稀——客呀！”

一个月不见她老相多了。她把我带到一间客房，刚进门，她就把我推坐到床上，然后在我身边像一只白面口袋一样轰然躺下，把身上的裙子大幅度向上一撩，露出雪白的肚皮和阴森的小腹，她裙子里什么都没穿。

“来吧，我知道你喜欢这口。”

我笑了：“今天不行，有事。”

“你能有屁事。”她一把抓住我，过了会儿，确信那里毫无反应，才佯装生气地拽下裙子，“怎么的，又被哪里的姑娘抓去了？”

“想哪儿去了，我现在是个穷光蛋。姑娘见了我都躲着走。”

“穷光蛋来我这里干什么。”

“我想过来看看，最近有没有人到这里找我……”

“你是说那个叫什么芬的女人？”黑玫瑰冲我翻白眼，“没有，一次都没有，就那一回，后来连个影子也没见。”

把贝多芬约到这里确实很荒唐。她现在早已不是二十五年前的那个纯朴的姑娘了。她穿的衣服，手上拎的皮包，以及她开着的那辆红色马六身上我都闻到了一种别样的陌生气息……

看黑玫瑰不悦，我把一张五十块钱的钞票拍在她的双腿之间，然后站起来。我可不想给黑玫瑰留下一个爱占小便宜的印象。

从站前旅馆出来，前行不到500米，有一间“四通八达”网吧。网吧名四通八达，其实很小，是一间改造的小三居，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旧电脑。我在最里面一处位置坐下，伸了个懒腰，我的心就踏实下来了。

贝多芬的头像还是黑的，我再次给她留言，最近一段时间，我已多次给她留言，她从没回复过。我告诉她，此刻我正在西厢，在鸿运大酒楼。我是特意这么写的，鸿运大酒楼是西厢唯一的三星级酒店，我写下鸿运大酒楼时，突然感到刚才去过的站前旅馆是那么污浊不堪，难道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经常出入鸿运大酒楼吗？最后，我还强调性地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了出来，明知道这样有些画蛇添足。

画蛇添足就画蛇添足吧，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见到这个女人。

5

剩下两个小时，我一直在微博中浏览。我这个微博关注了很多人，他们有网络大V，有当红的影视明星，著名作家，报刊编辑，崭露头角的文学作者……我喜欢在微博上面看这帮家伙每天在干什么说什么，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有个编辑发了篇长微博控诉他所在的编辑部，这个编辑我没见过，却是我的一个恩人，几年前他“力排众议”发了我的小小说《狗男女》，让我从此浪得虚名。我就是通过这个小小说获得了全国小小说银鸽子大奖，还靠这个小小说出了我的第一本集子。现在我的集子都快印出来了，没想到他却被单位给除名了。之前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正式编辑，没想到他和我一样是个临时工，而且有好几年每月只拿四五百块钱的工资……还不如我。

网吧上网的人，差不多都是孩子，都像是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戴着厚厚的耳机在打游戏，好像只有我一个在刷微博。我把微博最小化，打开了自己的私人文件夹，开始翻看这些年和女人激情视频时截下来的图片玩。

当初我随手复制下这些照片，纯粹是觉得好玩，没有任何目的。照片上的女人也并不是一个。保留在电脑中的照片不会发黄，没有留下岁月的丝毫痕迹，现在翻看仍有一种人在面前的镜头感。里面有几张贝多芬的照片，这个女人和另一些照片上的女人完全不同，她看上去有些拘谨，有些羞涩，她的一双手好像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置，不是用一只手抱住自己的胸，要不就是把一只手无望地遮在小腹上。照片上的人好像有些害怕，有些迷茫，好像即将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也有一种对未来一无所知毫无把握却又心生向往的纠结。只有一张，她像个健美教练那样叉开双腿，看上去有一种凛然和放荡的妩媚。

贝多芬那些照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她好像在冬天被迫向人展示出她的裸体，脸上都是一副怕冷的神情。其实那是个夏天，是个火热的夏天。那个夏天，我母亲用整整一瓶的农药把自己弄死在家中那张老式木床上，那个屋里的农药味道整整弥漫了整个夏季。整个夏天，我都躲在东风镇的一间值班室内，我不敢回四顷地，怕那些过分热情和悲恸的乡亲们提到她，他们抹着眼泪，或者面带微笑地问我，她好好的为什么会死呢？为什么要喝农药死呢？他们问得多了，我会害怕，就像我是一个漏网的杀人犯，好像母亲是被我杀死的一样。

我没法回答他们，母亲为什么会死，这对于我是个同磨盘一样沉重而巨大的疑问，让我喘不过气来，让我头疼，我就是那时患上头疼毛病的。我回避它，可有时候我也禁不住对自己发问。我在东风镇政府值班室对着空虚的墙壁和雪白的天花板，一遍又一遍地发问。

多亏东风镇的值班室还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不然我会发疯的。后来我就迷上了电脑，迷上了网上聊天。我觉得网络真是个神奇的玩意，如果不上网，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没人管没人理也没人关心，但一上网就不一样了，自从有了那么多不知从哪儿咕嘟咕嘟冒出来的网友，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思多了。

这感觉改变了我对网络的认识，觉得网络并不是虚拟的、冷漠的，而是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最起码比东风镇那帮自以为是的孙子们强多了。

东风镇也有很多女人，那些女人在我面前都高傲得像仰着脖子走路的野天鹅，和这些势利的女人相比，网上的女人就可爱多了。她们不但和我聊天，还和我视频。那些女人我都不认识，之前从未见过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再见，正因如此，我们才完全没有了距离感，不用多久，我就会和其中一个或几个打得火热……这一切发展得如此之快，有些让人猝不及防。网络这玩意真是新奇，而网络和欲望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光是新奇还让人上瘾了。最早出现的是个东北女人，她在视频中的样子很像站前旅馆的老板黑玫瑰。她起码有五十岁了。我确定是这个老妖精勾引了我。她的挑逗是赤裸裸的，没聊两天就开始给我发淫秽的图片，还说那些图片都是她自己的，是她和别的男人聊天时自己截下来的。然后她问我想不想看。然后就开始脱自己。

和那些女人激情视频时我说的话有限，那些话短促、干脆，不像是绵绵情话，更像是一个国王对他的女仆在发号施令：

脱！

快脱！

往下脱！

结果她们就真的脱，脱，脱，直到她们完全脱光自己。

我已经忘了贝多芬是如何出现的了，QQ上的好友好几百人，有些人加进来后就从没说过一句话，更不可能知道是男是女。直到有一天我无聊地翻看那些好友的名单时，发现有个叫“贝多芬”的头像在亮着，我们才有了第一次对话：

你好音乐家。

我不是音乐家。

你不是贝多芬吗？

谁说贝多芬就非得是音乐家？

那么说你也不是个聋子了？难道你不知道贝多芬是个失聪的天才音乐家吗？你不知道贝多芬全名叫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生于1770年死于1827年，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我在一个陌生网友面前滔滔不绝地卖弄自己的学问。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学问这件事已经难不倒像我这样的聪明人了。

“我也知道你。”贝多芬说。

“你知道我？知道我什么？”

“我知道你叫苟富贵，你博客名字叫花开富贵，是著名的小小说作家，全国小小说银鸽子奖得主，省作家协会会员，柳河市东风镇宣传部部长……”

我哈哈大笑，没错，这些都是我，是我写在自己博客首页的自我简介。

“你真是东风镇的宣传部部长？”

我又哈哈一乐，未置可否，否定什么呢？那不过是我杜撰出来的一个职位。事实上，东风镇并没有这样一个部门，东风镇也没有多少宣传工作让我去做，我在东风镇更像个打杂的。最初镇里派给我的工作是在政府办帮忙，往各科室送报纸，偶尔写点材料，我总是把那些材料写得比文学作品更像文学作品，文采斐然、字词优美得让领导们无处下嘴。后来他们干脆连材料都不让我写了，就让我坐在办公室接电话，晚上替人值个班什么的。这工作更像个打更的，但我喜欢。因为没有具体工作，我大多数的白天都无事可做，躺在值班室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喝茶，看报，累了就蒙头大睡，直至黑夜降临。而东风镇的黑夜却是诱人的。机关干部早早下班回家，只留下几个值班的人幽灵一样在空空荡荡的办公大楼外面晃荡。他们很少搭理我，我在他们眼中就像个吃闲饭的懒汉，这样的懒汉又有谁喜欢搭理呢？不过，我才不管他们呢，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待在值班室里，太阳一落山我就兴奋，就开始蠢蠢欲动，我在值班室叼着根烟走来走去，等着外面的走廊彻底静下来，等着外面的夜彻底黑下来。这期间我会用别人的茶叶给自己沏一杯滚烫的茶水，等茶水凉下来，我就拉上窗帘，打开电脑，像个耐心的渔夫一样等着那些女网友像一条条贪馋的鱼儿来咬钩。对于新来的，比如像贝多芬这样的，我多少要做一些“功课”，需要点耐心和时间，而对于那些熟客，我甚至连简单的铺垫都不需要就直接命令她们：脱！

那可真是件过瘾的事。

6

贝多芬和她们不一样，她叫我苟老师。

“苟老师，你忘了二十五年前那次笔会了吗？”

“二十五年前的笔会？”

“是啊，二十五年前，笔会，西厢招待所，那个下大雪的冬天，你真的忘记了吗？”

西厢招待所？大雪？记不得了。我坦白。自从八年前开着三马子把一个老人撞下路基后，我也受到了刺激，记忆力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靠谱了，许多事情都要人提醒几次才有印象。

“对啊，就是那次笔会，我们十几个人住在那里，但吃饭都去街上的饭店。那次笔会是《西厢报》主办的，《西厢报》的主编姓杨，叫杨天晴，是个北京下放知青，他是《西厢报》主编，还是县文联主席，这些……你都忘了吗？”

我恍惚想起来了，西厢、招待所、会议室的暖气坏了，很冷。杨主编一口的京腔京韵。一场突然而降的大雪。十几个人跑上街头，天越来越黑。灯火通明的饭店。热气腾腾的火锅。

“……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火锅？”

“对。终于想起来了。还不错，还记得火锅。”她开心地笑了，“不过，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你不是贝多芬吗？”我坏笑。

我还是想不起来她是谁。二十五年毕竟太遥远了，遥远得就像一个梦，那天的大雪也像个梦。那天东风镇有两个人参加了西厢笔会，黑孩和我，我们坐在一辆颠簸得特别厉害的破公共汽车上，汽车上冷得哈气成冰，可我和黑孩因为第一次参加笔会而特别兴奋，两个人张着嘴大笑着说了一路。后来我们到文联登记，被安排在招待所后面的一排平房住下。每间平房可以住四个人。我和黑孩和另外两个男人住一个屋，那两个男人是谁，来自哪里，又叫什么名字，我早忘了个干干净净，那么贝多芬又是谁？

“我知道你早把我忘了。那次会上就我和倪姑两个女孩子。倪姑是城里的姑娘，又那么漂亮。你不会把倪姑也忘了吧？”

“倪姑？”我想起来了，一个梳辫子的漂亮姑娘，冷漠得就像具石膏像。我和黑孩给她起了外号叫“尼姑”。

“对，是倪姑，她当年还在西厢一中读高三，你那时可坏了，吃饭时故意过去喊人家‘尼姑，你还说自己是‘和尚，说和尚和尼姑坐在一起才有意思。你还想和我换座儿，当时我就坐在倪姑边上。我还真给你换了座。我那时的样子是不是特别傻？特别不起眼？是不是特别容易被忽视？”

“……真忘了，时间太久了。”

她发了个大哭的表情。“可我一直没忘，永远也忘不了，那天，你就坐在我的边上。你和倪姑说话，人家不理你，你就和我说话，你和我说话却显得那么正经，你说，你怎么穿得这么少，穿这么少你会感冒的。你还问我叫什么名字，问我写什么东西，问我干什么工作，你的话那么多，像是被倪姑冰冷拒绝后的无聊的反抗，可我却一点没觉得你无聊，还觉得你那么温暖。那天我也喝了点白酒，我记得你和我说话时，我的脸一直红着，越来越红越来越烫……”

“那你真实名字叫什么？”

“笔会开了三天，第二天倪姑就不来了，人家正忙着高考冲刺。倪姑走后，笔会上就剩下我一个女的，我显得可有可无，好像是你们那些人的陪衬，开会时听你们高谈阔论，喝酒时看你们吆五喝六，可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孤单。真的不孤单，我特别喜欢和你们待在一起，和你们这些西厢的才子们待在一起，哪怕自己变成个哑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说，光听你们说就是幸福的。我那会刚当上代课老师，也不会写什么东西，是杨老师鼓励我，才在县报上发了首小诗，谁知道只发了首小诗就幸运地被叫来参加笔会了，认识了你们，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幸运，就是现在，我仍然觉得西厢有你们这样一群才子是特别美好的事。”

“后来呢？我是说笔会是怎么结束的？”

“后来……后来……笔会就结束了，大雪也停了，街上却刮起了大风……你真不记得了？笔会结束那天还是你送我去的车站呢，我们从招待所一路走到车站去的，路那么滑，我一路摔跟头，你就用手一路拉着我。风那么大，我冷得直打哆嗦，嘴唇都冻紫了，话都说不出来，你就特男人地把自己的军大衣敞开，把我拉到怀里，用军大衣使劲地裹着我。那军大衣上全是你的烟味，你那么高，而我那么瘦，那么矮，小得就像个街上流浪的小猫小狗……我依偎在你的军大衣里，实际是依偎在你的怀里，你那时就知道一路向前，一路去挡风挡雪，你不知道，我依偎在军大衣里时，我哭了，整整哭了一路……后来到了车站，你就站在风中看我上车，你还问我说你眼睛怎么了，那么红，那么肿，我就说是冻的，后来班车开了，你转身大咧咧地走开了，我却一路看着你，看着你走远，走到消失，我又忍不住地哭了……”

她一直在追忆，在回望，我却有点走神，喝了口晾在一边的茶，茶早凉了，我又点了一棵烟，这么一阵工夫，我刚买的一盒烟就已经瘪下去了一半。我突然有点后悔和这个贝多芬搭话。没错，她确实唤醒了我关于那次笔会的一些回忆，我也确乎想起了是有这么一个女孩，她哆嗦在我的棉大衣里，一句话都没有……可那又怎么样呢？我到现在还想不起她的名字。

“你是真忘了，忘得一干二净……我后来还给你写过信，你连一个字都没回。”

或许吧，我想不起都有谁给我写过信来着，也想不起那些写信人的名字。二十五年前，我还那么年轻，那么潇洒，那么……玉树临风，说得上风流倜傥，应该会有很多女孩给我写信吧？我记得有个胖乎乎的女孩，她住在一个深山里的兵工厂家属区，她几乎每天给我写信，让我去她那里玩。后来我真的去了，坐班车坐火车，中途又倒一次小火车，然后我见到了她。为了和我见面，她把父母都打发走了，一个人住在那种兵工厂统一盖的家属房子里等我。那种房子乍一看都一模一样，以至于有一次我去外面公厕回来后差点迷路走到别人家去。她在那个小屋里不停地和我聊天，给我沏最好的茶，给我买最贵的烟，给我做她最拿手的豆角面卷子，还和我做爱……她做爱的样子像只卡拉熊，紧紧地抱着我，可我还是走了，走了就再没来过。女孩子太矮了，而且头发里有一种味道，像现在的崔莺莺，崔莺莺的头发里也有一种味道，那种味道我不喜欢。后来她还给我写过很多信，那些信我一个字都没回，有的甚至连拆都没拆就扔一边了。现在我连她叫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那你叫什么名字？”

“……杨玉芬。”

“你是音乐老师？教小学的那个音乐老师？”

“嗯，过去是，现在教不动了，快下岗了，你想起来了？”

“还是没有。”我坦白，“我猜的，你既然给自己起名贝多芬，就多少和音乐有点联系吧？”

她好像不再因为我的忘记而生气，也没再向我举起表情的锤子。她好像被突然而至的幸福袭击得晕头转向了，我也有点意外，却没有一点幸福来临的感觉，只是预料到我和她之间的会面会有点麻烦。

确实有点麻烦。

7

两个月后，我约贝多芬在西厢见面，她爽快地答应了。我很兴奋，好像一场盛大的艳遇正在等着我。那是五月的一天，一年中西厢最好的季节，天气不冷不热。见面的地点是我定的，站前旅馆。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一是住宿便宜，二是环境熟悉，可谓轻车熟路。我说站前旅馆，她并没反驳，我想她一定是个随遇而安、处处为人着想的好女人。定好的是下午五点见面，三点不到我就到了，一直在旅馆的登记室和老板娘黑玫瑰聊天。我和黑玫瑰说我在她这里订个单间，黑玫瑰什么都没问，还冲我眨眨眼，好像她什么都明白的样子。之后就去那条烂肠子一样的胡同闲逛，买一盒烟边走边抽。胡同里到处都是半生不熟的脸，这样很好，我和他们偶尔点头，有时连头都不点，一晃过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他们眼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但有时我会为自己在自己眼中的形象好奇。在一家装着镜子一样的玻璃大门前，我停下脚步，清晰地看到了自己：还是那么高那么瘦那么玉树临风，大大的黑框眼镜罩在我大大的眼睛上，确实很像那个末代皇帝。不过，此刻我的样子可比那个倒霉的家伙强多了，很多小报上说他是个性无能，皇后敢给他绿帽子戴，妃子和他闹离婚，除了当过一段伪皇帝，他一生甚至连个“根儿”都没留下……他怎么能和我比呢？我儿女双全，对女人有挡不住的吸引力。

我敞开风衣扣子。那天我穿了件风衣，风衣还是很多年前买下的，据说现在早过时了。但我喜欢，只要天气不是太冷或太热，每次出门我都穿它。我还喜欢把双手插在打开的风衣口袋里。这样走起来，会感觉很拉风。

穿着风衣在那条胡同转了两圈，抽完了一包烟，回到站前旅馆时，旅馆前的空地上已经多出一辆崭新的红色马六。马六边上站着个女人，穿着时尚的毛裙，戴着墨镜，涂着猩红的嘴唇，如果她嘴上再叼个烟卷就更有意思了。

我没想到她就是贝多芬。还想过去“借个火”和她搭讪，看现在的风衣男还能不能吸引一个陌生时髦女人的注意。

她却一眼把我认出来了，她一边摘下墨镜，一边冲我打招呼：

“你好。”

“你好，你是贝……”她以这种方式出现多少出乎我意料。想象中，她应该是一个拘谨的、穿着紧身中式服装、戴着白框眼镜的女人。

她说：“我是杨玉芬。”

没想到杨玉芬变成了这样一个时尚的女人。这对我倒是个新挑战。我把她请到了旅馆二层的单间，请她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房间有点暗，还有一种别样的味道。杨玉芬四顾一下房间，眉头稍稍皱起。我递给她矿泉水，她打开了，嘴往那里沾了沾，却没喝。我敢肯定她没喝。我多少有些尴尬，想好的一些话一句也没说，在房间干坐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出来了。

吃饭的地方是她定的，也在一条胡同里，在胡同中央一个黑墙红瓦的四合院内。不过，这条胡同可比站前旅馆那条胡同看上去好多了。她没开车，我们是走着去的。刚进大门，就有漂亮女服务员笑脸迎上来，杨玉芬冲她们点点头，说定好了的，服务员就知趣地退下了。

菜点得不多，四菜一汤，很精致。饭前，她问我是否来点白酒。我说好。这个吃饭的地方雅致得有点让人不舒服，我确实想喝点酒。酒上来后，我问她要不要来点，没想她竟答应了，说，给我一个小杯子吧，我用小杯子陪你喝点。

喝上酒，我的胆子就大了，开始毫无顾忌地看她。

“怎么样，想起我是谁没有？”她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

“你现在这样子，我更想不起来了。”

她低头一笑：“我变化大吗？我也知道自己变了，变得有时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是变好还是变坏了呢？”我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斜睨着她。

“你是希望我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呢？”

“最好坏一点。”我说，“好人有什么意思？”

“变坏了你就更认不出我了。”

“你一出现我就认出来了。心想，这不就是二十五年前的那个村姑杨玉芬吗？”

她笑起来：“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没变啊，还是当年调戏倪姑的那个‘和尚。”

我感觉脸红了，不过，我想这一点杨玉芬看不出来，因为，我一喝酒就会脸红，酒已经成了我掩饰自己脸红的道具了。“一开始确实没认出你来。怎么说呢，你变化太大了。变得这么年轻……时尚……还漂亮……”我恭维着她，斟酌着用词。

“好了，好了，别跟我拽词了，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那我想的是什么呢？”我皮笑肉不笑地冲她笑了下，好像被她窥破了机关一样。

“要是冬天就好了，”她喝了一口酒，话题却岔开了，“最好再下一场大雪，还挤在西厢的那个饭店一起吃火锅，你还记得西厢那个火锅店吗？我后来还去找过几次，早不见了。”

“雪？火锅？”我随口应付着，眼睛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外，窗外是将晚的五月艳阳天。

“是啊，红泥小火炉，绿蚁新焙酒，那才有喝酒的气氛，不是吗？你还记得刚才说到的小姑娘倪姑不？我也很多年没见过她了，去年见过一次，也变得快认不出来了，她现在柳河市一所中学教书，听说离婚了……不过，听说又要结婚了……”

“是吗？”我有点心不在焉。说实话我一点不关心什么“尼姑”不“尼姑”，也早忘了曾经对她的调情。她结不结婚离不离婚和我有毛关系？横竖又不会和我结婚。我现在满心思转的是，快点把酒喝完，早点回到旅馆的房间，然后，我要把这个看上去变得假模假式的女人狠狠地掼到床上，压在身下，我要让她发出野兽一样单纯的嚎叫，而不是在这里喋喋不休！

两个多小时后，这场酒终于结束了，账是她结的。她很仗义，这很好。外面已经完全黑下来，我仗着酒劲，把胳膊搭上她肩头，她身子一抖，把我的手抖掉了。我想也好，她这是怕被人看见，那就回旅馆吧。她确实跟我上了楼，没什么话。房间门刚一关上，我就把她挤在了门那里，臭嘴一下子就啄到了她敞开的脖颈上。她挣扎。我索性把她抱住，手触到了她前胸。她低声说：“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能干什么呢？你把我约过来我能干什么呢？难道就听你的废话？

她使劲挣脱我，转身站在席梦思大床旁边。我饿狼般扑过去。谁知她早有防备，我一个人重重地扑倒在床上，席梦思床垫怪叫了两声把我的身体弹了几弹。这太他妈失败了。等我转过脸来，这个女人已转身出了屋。我好像听到她的两声轻笑，还有她冷静得可怕的声音。她说：“苟老师，你喝醉了。”

她是在耍我吗？

8

发出的留言没任何回复，仿佛石沉大海。我很失望。我关掉电脑，走出网吧，吕长义的电话就过来了，问我现在在哪儿，我说在西厢，他说那好，我也在西厢，你过来一起吃饭，鸿运大酒楼，二层，牡丹亭。

事情就这样巧。当我赶到鸿运大酒楼二层，雅间“牡丹亭”里已一派热闹，他们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看来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我的到来显得很唐突。我算了下时间，从网吧出来到鸿运大酒楼我打车也就用了十分钟，看来这次酒局只是吕长义临时想起才喊我过来的，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

屋里大概坐了七八位，我迅速打量了一圈，发现除了吕长义，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吕长义的位子正对着雅间门，我刚一进来他就发现了。他脸上明显带着酒气，说：“富贵你来晚了，罚酒三杯，罚酒三杯。”吕这样一说，在座的纷纷回头看我，他们看我的眼神，并不热情，离我最近的一个胖子懒洋洋地拉开他旁边的一把椅子，而另一个胖子用手指点我面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满好的一杯酒，意思是，这是你的，错不了。这两个胖子一看就是著名的酒囊饭袋，被这样两个胖子左右夹击可不是件美事。我不得不矜持起来，说中午刚喝过，这会还头疼得厉害。一个胖子说，谁中午又没喝过呢？另一个胖子说就是，快来吧，吕站长已经说话了，干了三杯再说话，这可是咱们西厢酒局的规矩！

我看了眼吕长义，他仍然是那头标志性的披肩长发，白色中式上衣，黑框平光眼镜，非常有范儿，他个子没我高，但人家骨架魁梧，脸上棱角分明，眼镜后面藏起来的那双大眼分外深邃。

每次见他，他的身边总不缺少女人。这天也一样，他的身边照例坐着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着红衣，一着翠绿旗袍，大红大绿，却一点都不显俗，被包间的里射灯一照，真是光彩照人。

吕长义说：“富贵啊，今天这头三杯酒你必须喝，喝完，我再向你介绍今天的重量级人物。”

我以为他要介绍的重量级人物是他身边的女人，就又朝她们看过去，穿红衣的女人此刻正和中间位置一个满面红光的西服男私语，那西服男自从我进来就没正经看过我一眼，我却对他看了再看，再看之下，就觉得他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把眼光扫到穿旗袍的女人时，发现她也正探究地看向我。我说：“你……你是？我们肯定在哪里见过？要不，怎么看上去这么面熟？”

女人没说话，吕长义却哈哈笑开了，他说：“紫衣，听到没有，今天一到西厢，已经有多少男人冲你说好面熟了？刚才李局长就说你好面熟，这会富贵也看你面熟，看来女人的漂亮脸蛋就是一张招牌啊。”

吕长义的话，让“牡丹亭”里的气氛再次掀起个小高潮，冲淡了我刚来时的冷场和尴尬。那个叫紫衣的女人娇嗔道：“苟老师少见多怪，我就是西厢人嘛，老家就在西厢，西厢人看来自然是觉着面熟了。”

“老乡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见老乡，不喝酒不爽。富贵，把酒端起来，别废话，三杯都给我喝了。”

喝下三杯酒，我感觉一团火苗腾地一声爆燃了。那是兴奋的火苗。我确实有点兴奋，现在一点不觉得吕长义晚叫我过来有什么不对了，他叫我过来是为介绍重量级的朋友给我，这说明人家心中还有我嘛！

吕长义要介绍的重量级朋友竟是那个看上去满面红光的西服男，就是吕长义口中的李局，原来他竟是西厢教育局的局长。“这可是你们西厢教育界头牌人物。党政一把手！”吕长义加重语气说。那个李局就谦虚地摆摆手，说老吕客气，老吕客气，眼睛只是往我这里瞟了瞟，一副高高在上的领导做派。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看他面熟了，我该在西厢电视台里见过他，一个任何场合都穿西装打领带的家伙。

我表面上唯唯诺诺，内心也不把这家伙当回事，你不爱理我，我还不爱理你呢，教育局局长又怎么了？还不是东风镇浑球书记一样的角色。

原来这一桌人物，除了吕长义都是西厢人士。也怪我孤陋寡闻，这些西厢人，我竟一个都不认识。这个缘故，影响了我在酒场上的发挥。和陌生人喝酒总是别扭的，况且这些陌生人还都是一个地方的，这尤其别扭。我又不得不装得热情一些，主动一些，因为吕长义向在座的介绍了“富贵是个作家”，虽然反响并不热烈，可还是有了效果，两个胖子开始向我举杯，说“得罪得罪，作家啊”，我不知他们口里的得罪是什么意思。他们怎么就得罪我了？穿红衣的女人也装作饶有兴趣的样子，问我都写过什么大作。我说：“不值一提，我是写小小说的。”红衣女人说：“小小说好，我就爱看小小说，长篇大论我才不爱看呢。”吕长义说：“富贵的小小说在全国都是有一号的，他最有名的一篇叫《狗男女》。”红衣女人没听清，问：“什么男女？”我说：“狗男女，大狗小狗的狗，男女关系的男女。”我这样一解释，红衣女人听清楚了，她一下笑出了声，她一笑，传染似的，“牡丹亭”里的人都哈哈大笑，就连那个李局也禁不住笑了。我身边的一个胖子说：“这名字好，真好，狗男女，哈哈。”我也很得意，趁他们的笑告一段落，还补充说：“我的小小说集《狗男女》也快出来了，到时候一定送给在座的各位批评。”可能是我这句话有了效果，说完这句话，除了那个李局，在座的纷纷向我举杯祝贺。我也一扫刚来时的满脸晦气，对敬来的酒来者不拒。我很快就喝多了，红衣女人开始叫我苟老师了，她居然要和我喝三杯，我毫不犹豫地喝了，我说美女敬酒必须喝，三杯酒算什么，交杯酒都喝。于是又有人起哄让我和那女人喝交杯酒，女人看了眼身边的李局，慢慢地说：“喝交杯也行，但要男女有别，我喝一，你喝三，怎么样李局？”李局就鼓起掌来，说好好好。说实话，一进来我就看出了这红衣女和李局的暧昧。一看就是对狗男女。还有我看着眼熟的旗袍女人，在红衣女人和李局交头接耳的时候，她一直和吕长义窃窃私语，虽然这个女人表面上一副清高脱俗的样子，可一看她看吕的眼神就知道两个人清白不了。交杯酒喝过，我的头陡然涨大了。

我喝多了，脑袋却越来越清醒。桌上有人提议紫衣表演节目了，难道这女人是个演员？紫衣毫不怯场，从座上离开，往后退两步，用手把腰间聚拢的旗袍往下扯了扯。她站起来我才发现，这也是个在悄悄发福的女人。不过，她个子高挑，看起来并不明显。她站在那里，向后拢了拢一丝不乱的头发，说：“唱什么呢？就给大家唱个《女驸马》吧。这也是我特别献给李局的，希望李局喜欢。”

为救李郎离家园

谁料皇榜中状元

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哇

好新鲜哪！

……

紫衣还没唱完，大家就疯狂鼓掌，大声叫好。紫衣唱完，大家还不依不饶，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紫衣却见好就收，回到座位上，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两轴书画，说我这里还有字画，也是送给李局的，请李局笑纳。

李局微笑着刚要接，却被身边的红衣女人接过了，红衣女人因为刚才被紫衣抢了风头，脸上有些讪意，动作故意夸张，说话也开始毫无顾忌：“送给李局的，也就等于送给我的，送给我们大家的，大家都要看一看，看美女送了个什么好东西给我们李局。”说罢，红衣女人就把画打开了。刚打开，她就禁不住捂着嘴笑了起来，说：“这画的是个啥呀？”

那画是我再熟悉不过的。那正是我之前送给浑球书记，又从浑球书记那里偷拿出来送给吕长义的黑孩的画：粗重的毛笔在宣纸中心任意画出的那个“笨蛋”。

很多人都被这个“笨蛋”弄得不知所措了。吕长义却拖着腔子说：“这画真是太棒了，难为怎么想出来的，一看就知道师出有名，此画深得儒家文化的精髓，深谙传统画留白的艺术，又有现代艺术家博采众长的深邃和意境，紫衣送李局此画，大有深意啊，深意是什么呢，深意就四个字：功德圆满。”

吕长义这一番解释，大家又开始啧啧有声，说妙啊，妙，这是谁画的，怎么想到的呢。

吕长义说：“要说这画作者呢，恐怕大家也都有耳闻，他就是你们西厢出来的大文豪，大作家，大文人——北京《华夏文化报》的副总编黑孩先生。”

我故意吃惊道：“原来是黑孩啊，这家伙和我还是同乡和同学呢，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他屁股上现在还有块巴掌大的人形胎记。”

有人就笑了。

我说：“二十五年前，西厢举办过一次笔会，那是西厢县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官方笔会，那次笔会我们东风镇只有两个人参加，就是我和黑孩……”

这句话说完，吕长义身边的紫衣突然用手轻拍着脑门对我说：“我也想起来了，没错，没错，是有那么一个笔会，我当年也参加了……那年我正读高三，因为在《西厢报》上发了一篇小散文，也被杨天晴老师叫过来了……怪不得你说看我面熟，我也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原来就是那次笔会，黑孩老师我倒忘了什么模样了，不过，我记得你，苟老师，你还给自己起个笔名叫‘和尚呢。”

我说：“难道你就是那个‘尼姑？”

紫衣说：“是啊，我就是倪姑，身份证上现在还是倪姑这两个字呢，紫衣是吕老师给我取的笔名。”

后来紫衣去洗手间，我也借故跟了出来，在外面，紫衣对我说：“那次笔会还有一个杨姐，你还记得不？”

我刚要说怎么不记得，话到嘴边，却摇摇头。

后来我想，这次我的头摇对了。因为紫衣紧接着说：“她就是杨玉芬啊，你忘了？”

我说：“时间太久，忘了。”

“我倒是见过几次她，她变化挺大的，她现在已经是一所小学的校长了，你知道她老公是谁吗？就是屋里那个李局。生活真的太奇妙了，是不是？不过她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事，她的嘴可真严实。”

紫衣说完这句，我感到“牡丹亭”里响起了一声雷，一道耀眼的闪电从天而降，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我什么话也没说，我说什么呢？杨玉芬和我聊天时说过，她说自己是个快下岗的老师，而她的丈夫是一个已经下岗待业的工人，我不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杨玉芬。

9

后来我回忆了一下那天晚上的情形，不得不同意紫衣说的，生活真的太奇妙了。

那天晚上真实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在柳河市某县城教书的紫衣，和丈夫离婚后想调回西厢，吕长义为她找了自己师范时的同学，现在西厢教育局的局长李朗，恰好李朗后天就要随省教育厅出国考察，因此，吕长义带紫衣特地从柳河赶过来设宴欢送李朗，同时送黑孩书画给李朗当见面礼。吕长义临时叫我，没想到会和二十五年前的“尼姑”故地重逢。

故事就这样简单。

可简单的故事还是越来越复杂了，因为背后牵扯出一个杨玉芬。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生活真的太奇妙了。

虽然还没得到最后验证，但我已经十拿九稳，我碰到的杨玉芬，很可能就是西厢教育局李朗的夫人杨玉芬。

我甚至都想为这个奇妙的组合写一篇小小说了。

不过，写小小说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不缺这种雕虫小技的小小说，我缺的是白花花的银子，缺的是新崭崭的人民币，没有钱，我的《狗男女》很可能印不出来，没有钱，连妻子孩儿们都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现在，还有什么比钱更重要的呢？

我一直在试图寻找那个暂时消失了的贝多芬——杨玉芬，我隐约觉得这个女人没准是我的一根救命的稻草，如果说，昨天晚上没见紫衣——倪姑之前，我只是隐约觉得找到杨玉芬或许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那么经过昨晚的一场酒局，我发现找到杨玉芬几乎是一种必然的使命了。

我现在目标明确：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找她，是想向她借五万块钱。五万块钱对于一个开着马六轿车挎着名牌包包的女人算得了什么呢？不过，这都是我之前的想法，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因为她的身份也变了，她是小学校长，丈夫是西厢教育局局长，对于这样一个女人，五万块钱是不是太少了？我应该多借点，八万？还是十万？想到这里，我就兴奋了，手心就开始冒汗。我已经很久没见过成摞的人民币了，成摞的人民币掂在手里是什么滋味？一定沉甸甸的，很过瘾。

我现在对从她手里搞到钱有充足的把握。虽然那次见面没把她“上”了，让我痛心疾首，可是不久之后，我还是让她在我面前脱光了自己，我想这就是我向她借钱的“筹码”。

那次站前旅馆见面之后，我生气了，她仿佛也做了错事一般，小心翼翼地在QQ上和我打招呼。她问我是不是真生她的气。我当然生她的气，还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把我撇在旅馆自行离去的呢。不过我嘴上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只是说，怎么会呢，那天我确实喝多了。我还让她原谅自己的鲁莽，说自己当时实在是情非得已。

我故意冷着她，有时她和我打招呼，如果正赶上我和别的女人视频，我更是对她的搭讪回复得漫不经心，甚至开始打心眼里讨厌她出现。你知道，那就像看一个女人在当众给你演A片，这时候旁边却有个喋喋不休的女人在说些不咸不淡的话，你不煞风景才怪。

可女人就是这样奇怪的动物，你越是冷淡她，越是不理她，她越是上赶着来了，来的时候你打都打不走。那些像风一样的女人在和我视频之后也会很快像风一样消失。在她们消失的日子里我很快变得郁郁寡欢，希望寻找到新的适合下手的猎物，而这时的杨玉芬一再顽强地出现，却是再好不过的时机了。我尝试着和她温柔地搭讪，像敏捷的猎豹一点点靠近它的猎物，我的耐心显得优雅而从容，而女人又是很容易在优雅而从容的猎手面前俯首就范的。

我大咧咧地和她开玩笑，称她为“老情人”——确实够老的了，二十五年！当我进一步尝试着想让她“脱”的时候，又遇到了问题。她不是个容易就范的人，她不像那些欲火中烧的寂寞女人，奋不顾身地就会敞开自己。她保有的道德感和羞耻心常常让我抓耳挠腮，不得不想尽办法，软硬兼施……“求求你，就脱一次，就看一次……”我的恳求就像一个落水的人在乞求一根生命的稻草，估计铁石心肠的人也开始动摇了。

她却是在两个月后，在一个闷热的夏季夜晚，才终于扭扭捏捏地答应了我。当时我说了句：“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自从我把你搂到我的军大衣里时，我就想看一看你的裸体了。”或许正是这句谎话起了作用，或许正是这句谎话让她放下了一大堆可笑的道德包袱。谁知道呢，反正她答应了。

杨玉芬说：“好吧，就一次……”她当时就这样说的，好像下了天大的决心。我却把这次得手归功于夏天。是这个火热的夏天让这个女人放下了心中的壁垒，决定为我脱一次。夏天总是掺杂了过多的欲望，而夏天也相对来说容易让女人脱掉衣服，我相信，女人在夏天脱掉自己的衣服时会有快感，甚至也有一种窥视自己的好奇和欲望，这样，她们的道德感和羞耻心就会降低甚至麻痹。

当杨玉芬战战兢兢、左顾右盼地站在屏幕前，我还是克制不住地使用了那些词：

脱！

往下脱！

脱光自己！

就像后来我在截图中看到的那样，杨玉芬果然脱了。她虽然脱了，可毕竟有些勉强，有些不情愿，有些不知所措。她一只手徒劳地抱住半个胸部，另一只手犹豫着是不是应该盖住自己大腿之间那块浓郁的图案……而那时的我，当然处于一种兴奋之中，兴奋中还有一种达到目的后洋洋自得。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斜睨着隐秘花开的屏幕，一边把那些图片截取下来。

我当然不会把那些截取下来的图片给杨玉芬看。杨玉芬和那些女人不一样。她们有时会要求我把那些照片给她们看，和我一道分析截取照片的角度和光线，专业得像分析一张人体摄影作品。

杨玉芬和她们不一样。第二天晚上，当我们再次在网上遇到时，杨玉芬说她的脑袋“昨晚疼了一宿”，她说自己睡眠一向很好，可现在“失眠了”，“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她当时还说了句：“富贵哥，你知道吗，有时，我感到你就像个刽子手！而我就像一个荡妇，像一条放在案板上的待宰的鱼，我觉得我像个罪人，我罪孽深重，才会有如此报应。”

她的话越来越难听，我不知她为什么把这种即兴的网络游戏上升到如此骇人的道德审判高度。我只是开玩笑地安慰她：“照你这么说，我也犯了教唆罪了。这样一来，你有罪，我也有罪，这世界上的男女个个都是罪人。人活到这世界上不是享乐就是赎罪来了。大家都有罪，其实大家就都没有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