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杰　赵学存

我们曾经发表过《“文以载道”的三种研究范式——以周作人、郭绍虞、钱钟书的相关研究为对象》（《河北学刊》2014年第6期）一文，讨论了周作人、郭绍虞、钱钟书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研究观点：周作人从现代文学观念出发评价“文以载道”，认为它违背了文学的规律性，他是“以新汰旧”，是典型的“拿来派”，拿来西方的文学观念，就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郭绍虞接受现代文学观念来研究“文以载道”，但没有否定它的合理性，他是“以新释旧”，是一个典型的“调和派”，既以现代文学观念为标准，又认识到了“文以载道”在具体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兼顾中西，不免留下诸多生硬之处。钱钟书没有用现代文学观念来阐释“文以载道”，他是“以旧释旧”，是一个典型的“尊重派”，强调“文以载道”是论文的，“诗言志”是论诗的，从体裁区分上说清“文以载道”的特性，更近文学史的事实本身。

但是上述三位学人只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实践，却没有思考到底应当如何进行阐释，才有利于揭示“文以载道”的真面目。当我们看到朱自清的相关论述时，不免眼前一亮，他不仅成为这场文道关系论争的见证者，同时，更是一位深入思考如何阐释“文以载道”的方法论者，开辟了另一个研究空间，引导我们去思考到底应当如何建构阐释路径。这甚至使我们认为，朱自清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不仅有用于“文以载道”的还原研究，也有用于整个古代文论的还原研究。如此看来，要做好中国古代文论的还原工作，不仅要具有还原的意愿，同时必须具有还原的方法，只有具备了后一个条件，还原工作才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