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建筑之所以成史，不仅依靠创造者“自发”的书写，也有待研究者“自觉”的建构。而中国新诗史的写作，在当代已初见端倪，而今则蔚为景观。这当然不是说当代以前中国新诗无以为史，而是说它自诞生以来前三十年的“研究”，虽然以朱自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著述，也呈现出一定的历史感，但就绝大多数而言，均为跟踪诗潮、诗人、诗作的“批评”，称不上是有历史风格的“研究”。真正具有诗歌史意义的新诗研究，虽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但它受到了许多非诗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算有了正常的开展。

一、非诗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不能说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近三十年时间是新诗研究的空白，而是说，这三十年中国新诗研究受到非专业因素的严重扭曲。仅以影响巨大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和它的“代序”《“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为例，便不难看到非诗因素对诗歌研究的严重影响。

《中国新诗选（1919-1949）》出版于1956年，据编者《关于编选工作的几点说明》，这本诗选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帮助青年读者丰富文学知识，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发展和成就的状况”委托编者选编的，“因为它是以一般青年读者为对象的，需要照顾青年们的阅读能力，也需要适当照顾他们的购买能力，因此出版社希望选入的作品数量不要过多，尽可能选得更集中些”。然而这本300多页，选入26位诗人90首诗、兼顾历史面貌和艺术成就的选本，既没有胡适、徐志摩、朱湘以及《七月》诗人群、《中国新诗》诗人群的作品，也不见《死水》（闻一多）、《雨巷》《我的记忆》（戴望舒）、《预言》（何其芳）、《断章》（卞之琳）等已有公认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