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国　田蕾

一

回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30年，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于域外文艺思潮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全面引入。1984年，随着“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被引入到文学批评领域，被称为文学研究的“方法年”。自此，文学研究方法、工具、原理、思潮的引入，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兴奋热点与主要工作。随着西学引进的敞开，大凡哲学的存在主义、解释学，文化学的原始思维与原型批评，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历史学的新历史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后殖民理论，文化社会学的消费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的形式主义、文学符号学与文学新批评理论，等等，都被引入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文学实践。时至今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已经熟练地形成并操练着以作家为中心的表现主义、以作品为中心的形式主义、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等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借用当年蔡元培对于五四文学的总结性描述：“短短十几年间，把自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的欧洲文艺思潮，几乎重演了一遍。”

从近处说，1984年至今30年；再往远点算，五四至今已近百年。百年以来，中国对于世界（主要是欧美与苏俄）文艺思潮文学理论的接受，其热情、范围、力度，大大超过其他民族与国度。但是，只开花不结果，看似众声喧哗实则理论“失语”“失效”，又的确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客观事实。正如张江先生《强制阐释论》《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等系列文章所系统剖析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和照应”“如鸿沟般相互割裂”，大量存在诸如“场外征用”“主观预设”等“强制阐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