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批评的演化生态：由自然到文化

2015-06-16王丹

西部学刊 2015年3期

摘要：作为以文学语言问题为主轴的文学理论范式，20世纪以来的西方语言批评经历了由“自然”到“文化”的演化生态。“自然”话语基于语言自身的技术性平台来审视文学，意图展现文学审美性的视觉感知特征；“文化”话语则集聚于语言实践的述行性功能，着力批判文学的审美活动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内涵。这一双向发展轨迹所蕴含的竞争、选择与整合机制，不仅关涉语言批评在问题视域上的抉择和重心，也深度影响着当代文学理论格局的波澜走向。

关键词：语言批评；生态；自然；文化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对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历史审视，时下有些学说常常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惯式，将之归纳为“向内转”与“向外看”的对抗式循环，并得出前者注重“自律”而后者强调“他治”的价值评判，进而把对文学的审美研究和文化研究视为互相冲突的话语类型区隔开来。问题是否就是这般单纯呢？如果不检视语言批评谱系生成的基本动因，不考察由此衍生的问题意识，不研讨它与文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视域重心间的结构性对应，就直接得出如是结论的话。那么，不仅会把当代文论在文学语言问题上聚沙成塔、不断嬗变的理论累积与分歧，简化为操作不同的批评方式来处理笼统文学事实的方法差别。而且，也会因此直接影响到对西方文论的理解与转换，不利于当代文论中国形态的建构与发展。

一、演化动因

如同拉尔夫·科恩所指出的，“要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1]6这句话虽然简略，却蕴涵了一个关键启示：假如不把当代文论的不同探索活动当成此消彼长的理论自白，而是将之看成一个由诸多个体互动整合而成的、共享审视角度的动态体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那就是，“语言，连同它的种种问题、种种神秘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种种纠缠牵连，已经同时成为其范式及其偏执的对象”。[2]94也就是说，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始终贯穿着对于语言问题的观念自觉，其研究视野和理论思路亦紧随着这一问题意识而酝酿、调整，并反作用于文学实践。在这种愿景一致的境况下，将语言及其功能视为文学和文学活动最根本的维度，并将之置于研讨中心的理论研究类型，语言批评亦得以生发。

在此，之所以预先叙述这一点，既非力图规避当代不同的理论、思潮在批评操作上呈现出的差异乃至抵牾，也不是试图摒弃其在格局重心上发生宏观变化的客观事实，而是在于强调我们对理论研究范式生态的如是理解，即个别流派、方法的“自我实现”是构不成范式类型的，即便它是起始条件或助推力。因此，不能只凭借表象层面的有限变化，就把研究方法、批评模式从理论话语及其问题结构中抽离出来，并将之作为对当代文论谱系进行种类分化的可信标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产生前述那些“自明之理”的误读根源，就恰恰在于从方法上界定文学研究的做法所产生的认知模糊。由此，不仅没有进一步揭示出语言批评的范式特质，反而将它限制在“形式主义研究”的狭隘限度与效度。

事实上，虽然基于不同的语言理论资源、阐释理念与评判取向，各种批评派别、分支在文学与语言关系的理论见解上有着不同分野，但无论是所谓的“审美研究”，还是之后的“文化研究”都并没有把文学艺术放置在这种匮乏层面上去思考。而且在基本思路上，以后结构主义思潮为主体的“文化研究”仍然强调文本语言分析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基础。它们之所以质疑、批判前者，也并非因为采用了日常语言哲学的理论或方法。或者准确地说，在“文化研究”看来，前者虽然将其研究文学的“思想体系建立于他们的语言观上——能看见什么取决于如何去看，却又不打算将其语言观推到极致”，[3]59也未能深入反思文学语言的此种运作，进一步剖析其在文学活动中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显然，这种“反叛”实质上是语言批评范式自身有所调整的延续和创新。

正是基于此，我们才把当代文论错综复杂的谱系展开，视作为有着内在生态的历史对象。从对“语言”及其问题的观念把握和思考上来讲，语言批评经历了一个由“自然”到“文化”的生态演化。这一发展轨迹所蕴含的双向竞争、选择与交融机制，不仅衍生了语言批评的对象抉择、具体路径与思考重心，拓展了它不同于传统文学研究方式的批评特色与范式形态，也深度影响着当代文论整体格局的波澜走向。

二、自然技术与审美形式

任何文学问题的提出及其思维方式的形成，其实都受制于相关研究领域的群体性意向，即“如何在某种理论、学说和知识运动中找到对自身利益和目的的表达”。[4]20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当代文论起点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其后继者，之所以率先排斥先验主体，将其理论话题转向“语言”，强调语言问题之于文学及其研究的“本体”价值，是力图质疑、颠覆那种以“内容”（说了什么）来界说文学的旧实证主义观念，反驳脱离文学文本的传纪探索和机械因果评判。在大多理论家看来，如果只凭借这一点来研讨文学话语的话，那么，不仅难以读解丰富多彩而不乏规则的文学虚构世界，不能有效回答文学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反而会脱离文本使文学与文学研究丧失独立存在的根据与意义，变成其他学科思考的附庸。

由雅各布逊提出的理论命题，就清晰展现了这一大致相同的思想诉求。他指出，文学之所以具有持久不衰的审美魅力，并不取决于它所承载的、外附于自然或社会等客体的背景知识，也不源自作为作者个性心灵表现的思想主题，而是来自于使其成为艺术的内在构成，即“文学性”，它才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由于这种特质是以偏离常规的形态存在于文本语言之中，因而，在具体研究中，“就必须承认‘程序（device）是其唯一的‘主角，而文学作品特有的形式则应是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5]63就文本解读而言，不论什么类型的作品分析实质上都是对语言的理解。所以，只要精确观测、清楚界定语言及其属性特点，就能洞见文学是其所是的艺术根源，获得批评阐释的可靠原理。正是基于这种见解，20世纪前期的语言批评形态，大都将文学视为一种自足独立的符号系统，力图归纳出文学“说话的方式”及其语言特质，以期从结构性差异上将文学艺术与其他艺术以及非艺术区分开来。

诚然，在文学与语言的一系列对应关系上，它们是从语言符号的不同自然层级和单位出发，关切各有侧重。但是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文学性”就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规则与功能上；语言是文学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审美活动最终是凭借这一介质体现出来的。比方说，俄国形式主义认为它是从标记化的音韵表现，由此关注文学在“外形式”上的、可识别的一系列文体特征；新批评将之看成文学语义的横组合构成，着力细读修辞形式对于文学所指非明晰性的影响；结构主义则把它视为作品据以被组织起来的类型法则，因而侧重于推演出具体形式层面上的语言特征的空间性系统，以探寻文学得以成形的普遍意义结构。

从这个角度来看，前期语言批评问题意识的具体体现为：从本体性层面来理解语言形式之于文学活动和文学构成的普遍规约，语言本身由内而外的自然尺度及其技术性运用被当成阐释文学的知识依据。可以说，正是这种自觉的语言问题意识，改变了传统文论原有的概念框架与探讨路径，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思路和视域的变革具有转折性的功用。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它们对于文学问题的语言分析与探讨，基本上是以“无功利无利害”的艺术假说、“自我目的性”的预设作为前提的，即把文学当成“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6]157与此同时，它们关于艺术的看法却又主要源自康德“美在形式”的审美认知论，即那种与理性认识（“概念”和“理念”）相对立的、显现于感官/感性层面的直接“愉快”。[7]111

在实质上，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恰似什克洛夫斯基所言，使得审美体验摆脱了刻板化的认知和日常生活的种种强制的文艺形式，即语言构造的“奇特化——就是用另外的眼睛看世界”。[8]331而它也就意味着：语言批评的前期形态虽然认识到文学言说同其指涉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对于更为关键的那些自反性问题，尤其是怎样界说文学语言构造的审美世界同现实世界之间的意义衍生关系，它们却无力涵盖并有效回答。只能或是如索绪尔有意分离“词”（能指）与“物”（所指）、拒绝研讨言说者和作为心智系统的语言之关系的符号再现说一样，以“程序”、技巧的内化悬置了文学审美感知的历史衍生过程；或是如强调理想的数理语言同世界同型同构、分析陈述真/假值的逻辑经验主义一般，沉默、束缚于文学语言如何以及怎样通过“化无形为可见”的视觉化形式和规则，将概念化的思想、世界转换为能见性显著的图像效果。

显然，这基于语言媒介的技术性平台去践行康德美学范畴，确立文学及其研究独立品质的理论实践。更确切地说，通过形式、文类等级的划分与归纳等现象学步骤，把审美对象的美学性质和判断标准，同音素、词素、句法和语法结构方面的自然属性相结合的做法，在拓展人们对于文学相对自律性的感知和理解，确证文学研究学科疆域的同时，却又使得语言批评的问题视域几乎不涉及艺术生产的存在性境遇，反而整体化地封闭于从艺术、自然物象的纯粹感官体验层面所划定的审美形式关系之内。由此，不仅消弭了“人”、历史与文化等“语言之外”的范畴、因素的影响，更与以往“以言逮意”的文学理论一样，未能超越浪漫主义以来的审美符合论旨趣。

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些局限或不足的质疑中，当代文论才得以再度演化，并在对文学语言与世界关系的问题追问中，形成了与前者既相关又差异的另一种思考和阐释文学问题的理论途径。反向来讲，理论走向的变化也往往意味着批评视域与研究趋势、重心的更迭，而如何看待这种转变，也就成为认识20世纪70年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转向，以及把握其中的不同理论流派、思潮与语言批评关系的关键点。

三、文化述行与语言建构

对于这一被称之为“文化转向”的理论格局变迁，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曾做过一个经典性的描述。他说道，“在过去几年里，文学研究突然间几乎一致偏离了指向语言本身的理论，转向靠拢历史、文化、政治、体制、阶级、性属状况、社会语境和物质基础。”[9]283如果我们不仅仅关注这一说法的表层——文学研究的重心由文本的“内部”又转向了“外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的批评理论，更多的是在方法上相互借鉴的思潮而非流派，它们在深层上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文学观念与研究对象。换言之，研究中心发生转变的根本动因在于理论深化了对于“语言”及其规定性的认识，继而在具体思路、研究方式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

进一步来说，语言批评不再只是从静态意义上抽象地理解文学语言的先存性，把其视为以音素为起点、以句子为界限的形式符号，而是把语言牢牢嵌入历史与社会的文化脉络之中，将之看成一种活生生的社会性行为。把实践和历史引入到对文学的语言本质的正确理解中来，并从这种问题意识来把握文学的审美活动及其实际形态，就不可避免地与句法、语法、比喻、认知论、伦理、心理、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学史以及社会结构相关联。由此而言，文学的文化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领域的涉足，不仅没有摒弃通过语言维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的基本思路，反而恰恰是通过语言研究这一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来实现的。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把更关注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语境对于文学活动的制约与归顺的文化研究，误解为与语言问题无关的事件。相应的，也就不会把作为理论范式的语言批评同其存在于不同时间进程和空间范围内的早期形态构成相混淆，进而把这些伴随“语言问题”演化形成的、经由竞争占优势地位的子变体鉴别为新的批评话语；也就不会将其认为这是语言批评陷入难以维系的绝境之后，文学研究重新回到传统的目的论文学观和社会历史批评的可信标识。同时，也就能够理解20世纪后期的文学研究为何不再迷溺于文学审美意义的形式研究和结构分析，何以会化用以“言即行，说即做”为内核的日常语言哲学去读解文学同性别、性向、阶级、种属等社会性因素间的复杂关联。

退一步来讲，文学研究格局的变化固然显著表现在：对于前期语言批评“内在”研究的质疑与走出，但其对于文学与文化政治因素间关系的分析与阐释，决不是从外部强加诸于自身之上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其理论构成的一个部分。只不过，在语言批评的生发过程中，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时间差以及偶然性因素，它并没有处于观念竞争和对象抉择的优势地位而已。可是，隐性却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也不能由此抹杀它与文学研究重心转移间的内在关联。毕竟，理论研究变化的方向和强度不得不受到先前存在条件的影响。

一方面，语言批评理论空间的嬗变不是突发式的，而是渐进式进行的，在各个阶段之间存在着同中有异的连续性。这就意味着其内部预示着演化的变异可能，以及有差别的传承。其实，不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还是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甚至还试图予以协调。譬如说，早期巴特的文学符号学研究，就是这个方面的鲜明例证。对于此，文森特·里奇的解读相当到位。他指出，“结构主义符号学……既保留了形式主义遵循艺术规律自足性的分析模式，又引入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程式（convention）范畴。而‘程式不仅存在于文学本身，亦涵括语言和文化方面。在这里，文学和社会通过‘话语开始重新连接起来。”[10]5就此而言，前期语言批评内部蕴藏着的这些异质性乃至解构因素，实际上为“文化转向”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另一方面，语言批评的演化路径不是直线的、单一的，而是双向进行的。在语言批评谱系得以肇始的俄苏时期，米哈伊尔·巴赫金，就对语言研究的自然技术思路提出质疑。在他看来，“一切文本皆对话”，复调式的对话性是文学语言的根本特征；不论是文学语言内部相互作用的形式要素，还是诸如书籍之类的语言交际，都是一种同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发生内外关联的言语行为。[11]439同时，我们更不能忽视此后出现的，受俄国形式主义启发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及其历史价值。在后结构主义兴起之前，它们就已经开始从语言维度研讨文学活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特点。 [12]就此而言，语言批评更非纯粹的“形式主义”，在其萌发伊始，就在酝酿着语言研究的另一种方式。

可以说，正是在这两方面的激荡汇流之下，后结构主义打破了以往认识语言的惯例与准则，把其问题中心置于文学的语言实践与“外部”事物的复杂关系之中。这种调整意味着语言批评在研讨文学的问题视域上有了新的拓展。用米勒的话说就是，所谓审美的“意识形态”就是假定语言与世界互为可靠模式、“将语言事实视为物质现实的看法。”[13]83这时，文学的语言修辞活动“与其说是描述的（constative），还不如说是行事的（performative）。读者假定故事里人物的存在，而在这项行为中，也重复作者在书写中的行为。读者不得不承担那种行事行为所造成的伦理、政治与美学上的后果。”。[13]241这一精辟说法向我们指出了如下事实，在文学语言问题上，转向后的语言批评有了如此理解：作为思想和认识的可能性及其表达的基础，语言之于文学的关键性就在于其“无中万般有”的建构性行为。或者说，现实是经由语言活动的文本化之后为我们所认知的，而文学将之作为材料又进行了再度文本化的构造。

由于这一特点，文学对于现实世界的描述即意义显然不只是有所美化的记录，而是一种持续受到语言文化的参和与影响的互文性意指。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审美形式可以理解为种种社会意义的特定结构。对这一事实的思考与指认，也使得理论研究明确意识到：文学之所以表达意义，乃是为了“述行”，即行事和取效。一方面，文学联接“词”与“物”的言说过程，其实是通过与某种主导意识形态的隐蔽合谋，来重新分配可见物、可说物和可想物之间关系的以言行事行为；另一方面，负载文化内涵的种种意识形态因素之所以经由文学语言的修辞构造，其目的在于通过愉悦的形式以无功利的合法形态呈现出来，让人们把其认同为理所当然的真理真相。

就此而言，文学事实实际上存在于语言活动过程的痕迹之中，这一过程持续受到文化因素的参与和影响，而语言和文化结构又涉及身体位置的改变、意识结构和理性质询体制的塑造。在这种“事实出于虚构”的语言述行中，文学不再也不可能只是单纯地由语词符号和句（语）法所构成的艺术客体，更非作家个性情感的感性表达或对“事实”的描述附会，而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得以构成、传播、维系与实现的文化实践方式及其斗争场域。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不仅仅是在单纯的审美关系中判断文学艺术的超历史属性，更在于立足审美与社会、历史、文化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多重关系之中理解文学活动的特点，阐释文本的现实形态与社会功能。

正是通过这种有所调整或重组的提问方式，包括解构主义批评、新女性—新历史主义、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以至于空间、伦理理论与身体研究等在内的“后形式主义批评”，纷纷把文学语言视为有待批判审视的文化符号，提出了“延异”、“互文本”、“修辞性”、“他者”、“述行”、“话语”、“仿像”与“身份”等术语、范畴，杂糅各种方法从各个侧面去分析文本“内”、“外”各种因素浸淫于文学虚构的复杂交互运作，揭示文本意义结构的偶发性、不稳定性，拷问为文学表层的语言陈述、形式要素的“美”所掩饰的意识形态痕迹。经由此种探索与实践，语言批评最终粉碎了隶属于基础主义认识论的文学/语言镜像观，逐步实现了自身理论范式的成熟。

四、余论：历史与现实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特殊范式，语言批评的特质不仅存在于与其他理论话语的互动之间，也存在于它自身各个个体部分的动态交互之中。通过解析语言批评的演化生态、前后风貌及其复杂关系，可以清楚看到：语言问题早已深深融入当代文论的肌理血脉之中，20世纪以来理论重心的转移是建立在文学作为一种语言事实而存在的基础上的；语言问题是在不同批评派别、潮流继承与革新的历史过程中被不断解构、再被重构，因而以多种表现形式不断发生着变化的。但是，这种形态上的日益疏散与衍变，不仅不意味着它的式微乃至没落，反而是其走向新发展的有效体现。

在全球化的后现代语境之中，语言批评涉及的层面和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是无所不及。只不过，它的繁衍与裂变不再是过去那种主次分明、排列有序的格局，而是理论主题的众声喧哗、多元并存。[14]18或许，它在文学研究上融“自然—文化”于一体的双重化论域，亦能为时下中国的文论建设提供某种灵感启迪。毕竟，审美形式与文化行为的统一取代了现实与图像的古老二元性，这使得我们对于文学问题的研讨既能进入“语言”之内，在“形式”、“结构”和“语义”的技术性方面分析文学自身的语言符号系统，精确描述文学审美形式、意义得以构成的“可见”的一面；又能迂回至“语言”之外“不可见”的一面，辨析文学凭借语言将现实予以虚拟化，又通过感性化的语言虚构物掩盖甚至替代真实的社会关系，从而以虚幻的符号图景建构经验世界、产生物质性影响的这样的实践过程。

参考文献：

[1]（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C].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3.

[2]（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7.

[3]（英）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M].杨建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2014.

[4]（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5]Edward J. Brown. In Major Soviet Writers： Essays in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

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