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蒋豫生

——塘栖姚上达人生小记（六）

文 蒋豫生

我在几年前撰写《塘栖旧事》一书时，为了解镇上几家旺族的情况，经何勤伟先生（因在兄妹中排行第七，大家都叫他：“阿七”）的推荐介绍，认识了在杭城安享晚年的塘栖同乡姚上达老先生，几年来多有交往。有人说，整个20世纪是中国最为动荡、变化最大的百年。我以为这位老人丰富、曲折、漫长的一生，能对此有所印证，值得记述。

故乡怀旧

与许多老人一样，年迈的上达因前些年不慎摔跤骨折，术后行动不便，走路只能扶着金属支架，缓缓前移，故而除了不得不上医院，或者偶尔的外出亲属聚会，平日最多只在屋内走动。2004年我头一回去铁成工作的浙工大宿舍采访他，就是那样了。那一年，他该是86岁。

这些年来，随着年龄增大，上达的听力也大大下降，与人交流需要对方贴近其耳朵。他给我来电话，只是表明希望我去他家坐坐聊聊，我的回答，电话那头听不清。上达的手也抖了，写不了字。但是，老人的视力不错，戴上老花镜能看书阅报，很让眼睛不行的我艳羡。他身边的茶几上多放着《量子物理》《唐诗百三首》《浮生六记》等，有次我还见他在看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看护的保姆曾告诉我，他一度看《聊斋》入迷，看得晚上尽做恶梦。

仍然非常活跃的是他的脑子、他的思绪，坐在靠椅上，眯起眼睛，大半生来曾经历的那些快乐的不快乐的温馨的苦涩的往事如放电影般，一个片断一个片断，或者跳来跳去在脑海中回放闪现。这其中，篇幅和频率出现最多的，是故乡塘栖，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记得小辰光，他跟着祖母——好爹爹住在致和堂弄的慎余堂内，每天在店堂里弄堂里窜进窜出。最开心的是与年龄相仿的同族的七八个小人聚在一起，在大天井里滚铁箍、抽旋螺陀，在弄堂里墙门里盘盲——捉迷藏、强盗赛，点兵点将，然后一齐喊着“一二三，冲江山”，追着赶着疯玩……

记得致和堂大门前是与市河、圣堂漾相通的北小河中段大潭，对面坟头上那浓荫一片的几棵大香樟。记得门前的河埠头，夏日游泳、戏水、钓鱼，用瓦爿削水片，冬日大雪后堆雪菩萨、打雪仗，向结了冰的水面掼石头、敲下屋檐口挂着的冰棱……

记得自家虽然住在深宅大院幽深弄堂，看似封闭，其实老镇上吃的用的很是方便。只要想吃点啥，宠着他的好爹爹必定着人去办来。早上多吃藕粥，中饭夜饭若嫌憎没啥菜蔬了，就去街上酒店里现叫，印象中那时喜欢吃的有白切羊肉、红烧羊肉、烂糊鳝丝……

记得老镇上四季都有水果：白糖青梅子、樱桃、杨梅、白蒲枣、西瓜、桔子、熟老菱、风干荸荠……家里刨甘蔗是常事，那种外皮碧绿细细长长的上湖青甘蔗，又甜又脆，稍不当心，手中拿着刨好的甘蔗就会断掉。至于塘栖最负盛名的枇杷，年年挑来吃，嘿，嘴巴吃刁了，只吃软条白沙，味道真叫好！还有不错的大红袍、红毛丫头等品种的枇杷是不屑吃的……

记得小辰光，六月里在天井乘凉，躺在藤榻上，看满天的星星。那时候天上的星星那个多啊，密密麻麻，亮亮暗暗，明明灭灭。听好爹爹讲天上的故事，讲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嫦娥……小脑袋里遐想无限。

塘栖镇致和堂姚家祖传的钟和红木家具（摄影／蒋豫生）

记得早先父亲常与往来的亲戚说起大他18岁的表哥俞平伯。塘栖方言中“平”“笨”同音，临平人喜欢嘲笑塘栖人：“灵清勿灵清，临平到德清。”平伯小时，大家都笑喊他平伯——笨伯，以为其木头木脑，想不到他认真读书，长大后还留过学，成为大学问家，嘎有出息。故而家里大人常叮嘱他，要好好向表哥学习，他心里也常拿表哥做榜样，刻苦读书。

记得12岁那年春上头，阴历二月二十，好爹爹生日，她的三个外甥：劳金奎、劳少麟和俞陛云一起出资，给她做80大寿，还有那位嫁给镇上卫家的姑姑也来了，她的先生考上了举人，听到报喜的来家高喊“中了”“中了”，竟“哈哈”一笑后疯了，就如“范进中举”……就在那年下半年，好爹爹溘然仙逝。她的一生大半辈子做了姚氏药店的掌门人，却独守空房，他是好爹爹最最疼爱的唯一指望。不过，他努力了，也算小小辉煌过了，如若地下有知，大概不会让好爹爹太过失望……好爹爹的遗物中，他留了一只她生前每日常用的小首饰盒。那是她当年做新娘子十里红妆嫁到塘栖，众多的娘家陪嫁中的一个小件。用它作个念想，想着她了，拿出来看看，见物如见人。

姚上达祖母的遗物——首饰盒（摄影／蒋豫生）

老底子熟悉的人经历的事太多了，一个个一桩桩一件件都会先先后后涌到眼前——

老家致和堂窗门上那些雕花与诗句，堂柱上的楹联，水沟弄里暗沉沉的私塾，中心小学后门边的那株大香樟，培溪小学的那班青年男女教师课余跳交谊舞，和珍珍甜蜜又痛苦的恋爱，与丽珍在致和堂上的婚礼，与丽珍去上海送“密电码”的担惊受怕，为砖瓦厂躲债，被珍珍姆妈教训“穷要穷得清爽，饿要饿得玲珑”，去东北哈尔滨吃“御厨”烧的美味，在东北铁路学院教育楼顶楼差点跳下，每有发明革新成功的喜悦，导弹研制中的困难与成功，前后两次在“139号”房间的囚禁，写的那许多申诉信和报告，“质量子”计算中的那些公式与数字，那些儿时会背诵的古诗与他自己作的一首首小诗……

好爹爹、父亲母亲、钱家两姑娘、珍珍、丽珍、邱校长、郭秘书、陶大队长、“陈先生”周学湘、李参谋长、梁思成副主任、蔡金涛总师，他教过指导过的得意的那些个学生和关系不错的同事……

往事并不如烟。那些旧物、旧事、故人虽则已经远去已经散尽，却依旧留在他心底，只不过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有时很近，有时很远，实在都是他这一生经历的快乐与苦难、荣耀与耻辱、亲情与友情的见证。

弟弟妹妹

上达的三个妹妹一个弟弟，都有各自的人生。

大妹姚德雍，蚕桑学校毕业，做过小学教师，新中国成立初，丈夫刘载时办公司生意红火大发，家里曾显赫过，没过几年即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冲击，对其打击颇大，后来一直在建筑公司干财务，62岁那年因脑血栓去世。妹夫早年浙师大附中高中毕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本欲随学校内迁，家里不肯，留下，“三反五反”运动中，被当作“大老虎”打，说他偷漏税，数目被说至“上亿”，关押18个月后，才弄清没有那种事情，放出来，公司已垮，后来待过平山农场，办过小化工厂，可早已聪明、激情不再……96岁去世。

二妹姚晨棣，丈夫20世纪50年代中期复旦新闻系毕业，分配去北京的《光明日报》当记者，在总编辑储安平手下工作，储安平曾派他去调查过什么事情。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储安平成了“右派”，二妹夫因为出身好，未让戴“右派”帽子，被调去新疆一劳改报报社，后去新疆大学教中文，晨棣则去了那里的医药公司工作。后来，二妹夫调去广东教育学院，晨棣也去了广州的一家医药公司，现居广州。

姚家四兄妹在塘栖的留影（摄影／姚铁城）

三妹姚彦青，新中国成立初跟着哥哥去东北铁路学院学习，后进铁道部设计院工作。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上达在五院出事后，她也受到影响，说她隐瞒家庭历史，正在要求进步争取入团的她被送去大西北农村下放一年多，现居北京。

弟弟仲达足足小上达24岁。旧时，老镇上的姑娘结婚生育早，故而婆媳同时做产的并不鲜见。夫妻俩有些年纪了生养的最后一个小人，大家习惯叫“老尾巴”。据说，“老尾巴”们往往比较聪明，自然也受到更多的宠爱。仲达就是姚家的“老尾巴”。

阿哥结婚那年——1942年，仲达在塘栖出生，抗战胜利后父亲去沪上《申报》馆做事，随迁上海，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曾跟随同在上海的阿哥去过周学湘的家，也参加过大娘舅的儿子——表哥俞念祖的婚礼。新中国成立初随父母回到塘栖，又跟着到了杭州大姐家，住过有“皇宫”般感觉的皇皓儿巷17号和小车桥对面的武林路15号。1953年底又跟着父母、姐姐坐火车去了首都北京，与阿哥家共同生活，就读铁路小学和铁路初中，1958年初迁回杭州，转入一中。

都说长兄如父。提起阿哥，仲达就是这种感觉，且满怀感激之情。阿哥的聪明才智与个人奋斗对自己很有激励作用，一直视作偶像。少年时代是最需要开阔眼界的人生阶段。仲达记得阿哥当年对他和父亲说：“受教育总还是北京的好。”因此，非常感谢阿哥让他有机会在自己年少之时去首都学习生活，能在全国人民心里向往的京城读书，在大学校园的环境中居住，还在天安门广场小观礼台上观看盛大游行……那是让多少塘栖的杭州的同学们亲眷们邻舍们艳羡的事情哦！同样，长嫂如母。仲达也非常感激贤惠能干的嫂嫂，几年前丽珍去世时，他想到这几十年来嫂子对自己对这个家的好，大哭一场，简直“痛不欲生”。

也许是因了同样的基因，仲达从小像阿哥一样聪明好学，加上在首都受过几年良好教育，成绩一直优秀，性格还比阿哥开朗活泼许多。自然，其后来的人生道路同样受到时势的家庭的影响。在温州念大学期间，遇上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学校解散，中断学业回杭，去一所学校教书，“文革”中学校停办，进厂当了工人。在时时处处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他这样的家庭出身被另眼相待。文化程度虽高，且一口正宗京腔普通话在高校读书当过校台播音员的他，此时连在班组学习会上读报的资格都没有。他积极要求参加厂里的技术革新，书记说：“你还是老老实实劳动吧！”

和阿哥一样，仲达也对革新、发明最肯动脑筋最来劲，经再三恳求，并承诺“不要厂里一分钱、不占用上班时间”，才得到领导首肯。经过半年的刻苦钻研和朋友帮助，研制成功，解决了行业中的难题，上海同行也赶来取经，相关高校还将此事例编入教材。此后，仲达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还研制成全省第一台激光打孔机，论文《太阳能高效吸收膜初探》上过《新能源》杂志头篇……这样一来，名气与影响有了，仲达被上级部门借去推广新技术：优选法、射流技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仲达得到重用，去最困难的单位，在企业的整顿撤并中游走过好几家工厂，当厂长当总经理，还兼任过市轻工业职工大学的副校长，上讲台，才能特长得以施展。80年代中期，还参加过省旅游局和环保局局长的公开招考，成绩名列前茅，不过未过政审关。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大潮中，仲达敏锐地觉察到企业管理的重要与这方面培训提高的需要，而这正是自己所长。1999年，得悉深圳管理咨询公司招聘，发去简历，被任命该公司杭州办事处的高级顾问。随后，他组建了杭州蓝海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这些年来，公司的名气大起来，业务应接不暇。

凭着自己的学习钻研，凭着二三十年企业一线的改革和管理实践，也凭着一张巧嘴，仲达的讲课深入浅出，实际实用，且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比那些缺乏亲身实践的高校老师们棋高一招，给对方的把脉也切中要害，深得企业界的欢迎，还常受邀去浙大、浙工大等高校作讲座。这不，年近七十了，还成天飞来飞去，天南地北地跑，日子过得很踏实也很滋润。如今，仲达的名片上，头衔不少也不小：国家高科技教工委特聘专家、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浙工大经贸学院客座教授、省企业发展研究会高级顾问。几年前他告诉我，本省的地市都已跑遍，中国内地除了西藏、内蒙古和山西，其余的省市自治区都去过了。

正由于比阿哥小二十多岁，仲达遇上了国家改革开放政治清明的好时光，让他在经济发展的热潮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认为阿哥是专家型的，自己则是复合型的。他最大的体会是：“做人择业，关键要清楚自己最适合最善长搞啥东西，要做自己喜欢做的能够做的也做得好的事情。”

2011年元旦这天上午，仲达应邀来我家接受访谈。送他出来时，停车2小时31分，街边的泊车收费员要收他18元。我有点心痛，仲达却爽快掏钱：“好事情，好事情，你看2011 年1月1日，让我出18元——‘要发’哎，多少好啊！”言毕，开着他的那辆红色轿车，轻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