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史实澄清

2015-05-30朱安远

中国市场 2015年27期

[摘要]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国际权威性文学大奖，代表着当今世界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和最大奖赏，其影响力非其他文学奖所能及。中国小说家莫言赢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殊荣，它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无疑会对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提升其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重点指出作家傅光明博士的《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他们差点儿获得诺贝尔奖”是臆断》一文缺乏规范性、严谨性和专业性，澄清了其中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史实，辨析时力求严密而精准。

[关键词]诺学；瑞典文学院；院士；常务秘书；院长；诺贝尔委员会；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文诺委）；文诺委主席；诺贝尔奖（诺奖）；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7-252

1 引言

2012年10月11日（星期四）中国小说家莫言荣幸地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的第109位和诺贝尔奖历史上的第833位得主，由此在古老而神奇的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诺奖热潮”。中国各类媒体以及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在对诺贝尔奖的相关报道和研究方面，数量上日益增多，深度和广度上也日趋进步，但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和陈词滥调的现象却大量存在，亟须正本清源，以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笔者一直积极倡导在国际上创建诺学（The Study of Nobel Prizes），就像中国红学研究《红楼梦》一样广泛而深入地研究诺贝尔、诺贝尔奖及其得主以及其他相关事宜[1～13]。希望有识之士率先创办民间的诺贝尔奖研究所和《诺迷》报，可效仿广州《足球》（Soccer News）报专业化和亲民化的办报风格，以带动诺学的逐步建立。

2 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史实澄清

2013年11月1日出版的当年第21期（总第93期）《国家人文历史》半月刊发表了作家傅光明先生的《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他们差点儿获得诺贝尔奖”是臆断》一文[14]，此文文题很有新意，但内容几无新意，是同一位作者基于文献[15]的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见解和新证据，且错漏和失实之处仍不少，笔者现针对这两个文献，经独立思考、分析和考证，特整理出以下史实澄清汇总表。

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史实澄清汇总表

序号错漏或失实内容准确或实际内容

[BHDG2，WK16，K8，K30，KW]具体内容出处辨析及说明出处或来源

1人们不再纠结于中国作家无缘诺贝尔文献[14]P28第1段第4-5行原文不规范。应为“人们不再纠结于中国作家无缘诺贝尔奖”文献[16]P162

2前瑞典学院院长埃斯普马克曾在北京大学就诺贝尔文学奖做过一次演讲文献[14]P28第2段第1-2行①笔者揣测原文中“前瑞典学院院长”原意应该是指埃斯普马克于1988—2004年出任文诺委主席的那段经历。因瑞典文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在院士之间实行轮换制，在介绍院士时一般不提及曾任“院长”（director或president）或“副院长”之事注1。②1987年5月初埃斯普马克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做了题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及鉴赏趣味的变化和发展》（又译为《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评选标准的演变》）的学术报告 [19～21]文献[17]P170

3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四组提名人介绍不是很准确，尤其是“第四是各个国家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们是作家的代表，有资格提名。”文献[14]P28第2段第4-10行原文基本正确，但并不十分精准（尤其是关于第四组的描述，略有偏差）注2文献[16]P169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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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5个人）文献[14]P28第3段第12-13行笔者现将“The Nobel Committee for Literature”翻译为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简称文诺委，1900年10月组建[22]）。文诺委历史上每届委员的人数在3～5人（内设主席1人）之间，以5人的情形为最多，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现不是文诺委委员。文诺委主席和委员现每届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原则上文诺委可选入1位文学院的院外专家，但实际上则极少发生。历届文诺委的组成名单不甚清楚文献[16]P169

5进入4月份，200人的大名单会缩减为15人的名单文献[14]P28第3段第15-16行在文诺委主席的主持下于当年4月通常遴选出15～20人的半长名单（又称复选名单）文献[16]P169

6到5月份，剩下最后5个候选人文献[14]P28第3段第16-17行在常务秘书的主持下于当年5月底选定2～6人短名单（又称预决选名单，现通常为5人）。1962年和1963年的短名单各为3人[23～24]，1964年的短名单则只有2人（萨特和肖洛霍夫，次年后者获奖）[25]文献[16]P169

7瑞典学院有18位院士，每次投票必须有超过12位的委员，投票才算有效。而只有得到超半数的票，12人投票要超过8票，这个人才能得奖文献[14]P28第3段第18-21行原文描述不合逻辑，亦与实际情形不符。诺贝尔文学奖的决选投票严格实行超半数制，绝不是什么“12人投票要超过8票”注3。参加决选投票的院士总数不得少于12位，否则投票结果可能无效。套用都市爱情喜剧（电视连续剧）《爱情公寓》中一句时髦的俏皮话来点评原文：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文献[16]P170

8瑞典学院成立于1787年，它不叫“瑞典皇家学院”，而是独立的“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其他的奖项都是由瑞典皇家学院评选颁发，唯独文学奖由瑞典学院来操作文献[14]P28第4段第3-7行瑞典文学院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仿照法兰西学术院的模式而于1786年创办的，1901年起负责颁发诺贝尔文学奖[26]。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以及1969年增设的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会负责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则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负责颁发文献[27]P107

文献[16]P168

9我也曾像许多人一样，误以为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由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来决定，其实非也文献[14]P28第4段第7-9行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毛病，但这个问题对诺贝尔奖爱好者或诺学研究者来说，只是基本常识，不值得重复提及此事文献[16]P169-170

10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与瑞典学院根本就是两码事文献[14]P28第4段第9-11行此说不妥。文诺委与瑞典文学院的关系十分密切，历届文诺委的所有委员几乎都是从瑞典文学院的18位院士中推选产生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前期工作主要由文诺委负责，最终决定权则属于全体院士文献[16]P169-170

11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文献[14]P28第5段第6行斯文·赫定（又译为斯文·海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是瑞典地理学家（geographer）、地形学家（topographer）、探险家（explorer）、考古学家、摄影家和游记作家（旅行作家）。“explorer”一般汉译为“（科学）探险家”，“探测学家”少见，似欠妥文献[18]P201

12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文献[14]P28第5段第7-10行据笔者所知，斯文·赫定似乎从未到过上海[28]，至少1927—1935年他在领导中外联合科学考察期间没有到过上海注4。1927年在北平（今北京）斯文·赫定曾对刘半农说，他拟提名一位中国作家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当时就有人积极地为梁启超活动，刘半农认为此举不妥，他觉得鲁迅才是理想的候选人。刘半农知道鲁迅的秉性和脾气，便委托鲁迅极为赏识的得意门生台静农于9月17日写信探询鲁迅先生的意见。这样当时身在广州西堤寓所的鲁迅在当年9月25日的复信中才会有“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一句，并谦逊地明确拒绝被提名文献[18]P201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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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一，这位探测学家是否具备提名的资格？第二，若他没有资格，鲁迅拒绝提名也就无以谈起。第三，即便获得提名，也是200人之一，并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文献[14]P29第1段第1-5行斯文·赫定于1905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又于1913年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早就具有多项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和文学奖）的提名资格，其推荐应该是很有分量的[29]，这是有关诺奖方面的基础知识。关于每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合格被提名总人数（即长名单）问题：历史上的数据是动态的，差别很大，每年合格被提名长名单200人左右才是近期的事情注5，岂能将近期的数据“移植”到从前并将其作为论述依据？！文献[17]P163

文献[16]P170

14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文献[14]P29整个第4段原文中的第一个逗号应为句号，或从此句号开始另起一个自然段文献[30]P11

15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文献[14]P29第7段第1-2行必须尊重原信内容，应为“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文献[30]P11

16第一次是1944年，这使他（笔者注：指林语堂）成为第一个被推举入选的中国作家文献[14]P29第10段第3-4行1901—1950年中国作家只有2人3年4次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39年的胡适（提名人：斯文·赫定）注6、1940年（获得赛珍珠和斯文·赫定的分别提名）和1950年（提名人：赛珍珠）的林语堂。显然，原文中的“1944年”和“第一个”都是错误的，胡适先生才是真正的第一个。瑞典文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而更像是一个思想家或改革家，故没有颁奖给他[31]文献[18]P201

17林语堂的书是直接用英文写的，不存在翻译问题，而且畅销，影响大，因此获得提名文献[14]P29最后1行+P30第1段第1-2行林语堂直接采用英文写作[如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注7、散文和杂文集《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以及《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等]，且作品畅销，容易获得诺奖提名，这不假。但正是这两点，对他获得诺奖则极为不利。文诺委认为：林语堂既然用英文写作，其著作不能代表中国文学，故林语堂没能问鼎诺奖文献[32]P9

18第二次是1972年；第三次是1973年；第四次是1975年被国际笔会举荐为诺奖候选人文献[14]P30第1段第2-4行林语堂这3次被提名的消息来源并不准确可靠，且均涉及团体提名（国际笔会台湾分会和国际笔会），当时能否被接受，存疑。诺文奖的团体和联署提名都曾被接受注8，有人说后来已不接受团体提名（此事有待确认，也许是自1974年起。诺贝尔物理学奖则一直不接受联署和团体提名）。自荐则是一直不被接受的文献[33]P25

文献[18]P201

19因为，即便获提名，也只是200分之一而已文献[14]P30第1段第9-10行又拿200人说事。事实上，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获诺奖提名时，当年的入围总人数分别只有19/7人（“/”后面的数据表示首次入围人数，下同）和54/21人。尽管1972年、1973年和1975年的相应数据不详，但都远少于200人文献[16]P170

20我（笔者注：指马悦然）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笔者注：指沈从文）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文献[14]P30第7段第9-10行院士们的个性都很强，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这么肯定，难免会夹杂着马院士的个人情感。即便沈从文是1988年文诺委的首选者，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全体院士最终否决文诺委首选者的事情也时有发生[34～35]文献[18]P202

21虽然沈从文到上世纪50年代就不写作了文献[14]P30第7段第10-11行虽然沈从文到上世纪50年代就不写小说了参见注9

22《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文献[14]P30第7段第12-13行第2个“一部”两字重复，另原文书名有误，应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它是沈从文先生的一部学术研究专著，并不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故第7段第17-18行才有这么一句“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文献[18]P202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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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由于提名诺奖的门槛很低，只要大学副教授就可以提名任何作家了，因此诺奖从不公布每年有哪些作家被提名，所以这种说法的真伪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检验文献[15]P143第4段第3-4行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门槛确实不算很高，但也不能说“很低”。第②款提名人的具体要求是“各国著名大学和学院的文学和语言学教授”。顺便指出，1985—2005年巴金在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时未曾提名过任何人去竞争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和评选情况的保密期为50年（始于1974年，院士们的决选投票情况则永远保密），保密期届满后会陆续公布有关细节，1901—1964年的提名情况已在诺奖官网公开参见注2

24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注10文献[15]P148第10段第1行1956—1958年马悦然任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秘书（Cultural Secretary），其地位低于文化参赞文献[18]P200

25因为它（笔者注：指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最长，而且国际影响最大文献[15]P149第1段第2-3行前半句不对，后半句正确。瑞典文学院成立于1786年，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以前，文学院早就设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文学奖项，现每年颁发100多项大小不同的文学奖和奖学金，主要是颁发给瑞典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也许是瑞典文学院现存有影响的文学奖中历史最长的文献[36]

26因为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奖金不授给已经过世的作家文献[15]P149第2段第4-5行诺贝尔奖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11月27日所订立的最终版遗嘱而设立的，遗嘱中关于文学奖的主要有2句话：①文学奖颁发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最杰出作品的人”；②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学院（the Academy in Stockholm）颁发”，有人甚至怀疑此处的“学院”并不是指如今的瑞典文学院[37]。诺贝尔遗嘱中并没有“奖金不授给已经过世的作家”的内容注11。诺贝尔基金会是诺贝尔遗产的合法所有者和实际经营管理者，诺贝尔奖的颁奖细则由《诺贝尔基金会章程》来规范和约束文献[38]引言P7

27诺贝尔文学奖在每个岁末揭晓后文献[15]P149第6段第1行诺贝尔奖现一般在每年10月上中旬揭晓（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于9月30日揭晓，这是迄今文学奖历史上最早的揭晓日期），传统的诺奖颁奖典礼则是每年12月10日（即诺贝尔忌日）分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挪威首都奥斯陆（仅限和平奖）隆重举行注12文献[16]P170[BG）F][HT6”SS]

注1：瑞典文学院是Svenska Akademien（瑞典文）或Swedish Academy（英文）的意译，这是根据其职责约定俗成的汉译，直译则为“瑞典学院”。学院设常务秘书和正副院长各1名，常务秘书是文学院的行政负责人（相当于CEO），正副院长则由院士们轮流担任，每半年轮换一次。

注2：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合格提名人，最权威的英文版原文是[39]：①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and of other academies，institutions and societies which are similar to it in construction and purpose；②Professors of literature and of linguistics at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colleges；③Previous Nobel Laureates in Literature；④Presidents of those societies of authors that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笔者欣赏的中文版翻译则是（并非完全按照英文版原文单词逐一翻译，其中包含着意译的成分）：①瑞典文学院和其他在体制及目的方面与其相类似的文学院、研究所和学会的成员；②各国著名大学和学院的文学和语言学教授；③曾经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④在本国文学创作界有代表性的那些作家协会的主席。顺便指出，这里的“作家协会”是广义的，各国笔会乃作家协会之一种。第①和第②款所涉及的提名人（瑞典文学院院士除外）必须受邀才能提名，不接受个人主动要求为提名人，每年9月文诺委会向他们发出次年诺奖的提名邀请函，现每届一般发出600～700份。

注3：每年6～8月，瑞典文学院院士们休会，全体院士的暑期作业就是阅读短名单上候选人的作品，每名文诺委委员还需要为他们各撰写出10页左右的评估报告。9月复会后，经过4～5次例会讨论，最终敲定2人的决选名单，全体院士在进行决选投票时，获奖者所获选票必须超过半数。若为平局，则进行第二轮投票；若第二轮仍为平局则交由常务秘书定夺[40]。据说，现在终极问鼎者至少要在短名单上出现2次。按照惯例，最终的诺奖得主将在正式名单揭晓前半个小时左右得到电话通知，通常由常务秘书负责电话联络。

注4：1927-1935年瑞典有关方面和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斯文·赫定出任外方团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徐旭生（名炳昶，以字行，笔名虚生，1888—1976）出任中方团长。这次考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联合科学考察活动，在中国近代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注5：关于每届诺贝尔文学奖合格被提名长名单的人数问题：历史上最少的1919年只有11人（12人之说是错误的。据笔者仔细统计，当年17件提名函共提名11/5人），1928年是36/13人，1950年的54/21人创当时的年度提名总人数历史新高。2012年是210/46人，2013年是195/48人，2014年是210/36人，2015年是198/36人。

注6：文献[41]P18“其实早在1933年，胡适就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其中“1933年”显然系“1939年”之误。

注7：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是《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1940）、《风声鹤唳》（A Leaf in the Storm，1941）和《朱门》（The Vermillion Gate，1953），均采用英文创作。

注8：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资料已公开至1964年，法国哲学家和作家萨特是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本人自愿拒绝受奖），当年他共获得2个提名，其中1个提名就来自于团体——国际笔会瑞典分会（The Swedish PEN Club）。

注9：沈从文的学术研究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于1964年底完成初稿，1969—1971年和1978—1979年两度修改补充，1981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注10：笔者在文献[18]中关于马悦然可能不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的描述是错误的，特在此予以订正。经进一步考证，马悦然确实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编号：NO-1297，1987年当选），归属于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学部（the humanities and for outstanding services to science）[42]。

注11：1974年10月4日版《诺贝尔基金会章程》才开始明确规定，禁止向亡者追授诺奖。1931年10月8日瑞典抒情诗人卡尔费尔特（Erik Axel Karlfeldt，1864-07-20-1931-04-08）被追授当年诺贝尔文学奖。

注12：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诺奖正式公布日期（即揭晓日期）是诺奖得主的法定获奖日，12月10日只是诺奖的颁奖典礼，前者相当于男女领取结婚证的日子，后者相当于结婚典礼日。

傅光明先生（汉族，北京人，笔名一峰，1965-05-02—）1986年获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原名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至今，1997年和2000年分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87年结识著名作家、记者和翻译家萧乾先生（蒙古族，原名秉乾，又作炳乾，1910-01-27—1999-02-11）并拜其为文学和人生导师，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5年以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43]获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博士学位，其博士生导师是老舍先生（1899-02-03—1966-08-24，与胡絜青育有1子3女：长女舒济、独子舒乙、次女舒雨和幼女舒立）独子、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任期：2000-06—2004-07）和作家舒乙研究员（满族，1935-08-16—）。2006—2008年傅先生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的课题研究。现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和复旦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10月1日创刊）常务副主编。

《国家人文历史》（National Humanlity History，邮发代号：2-339）是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到“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核心价值的时政新闻类半月刊，应属国家级严肃刊物，是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它原名《文史参考》，创刊于2010年1月1日，2012年经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3年起更名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自2013年1月1日起，更名为《国家人文历史》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3 结束语

文献[44]是介绍有关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之事的，署名舒云的作者不顾史实、孤陋寡闻，违背基本常识，随心臆想、胡乱演绎，低级错漏频出，幸好已及时由文献[45]予以指出并纠正，否则会严重误导读者并贻笑于国际间。在此笔者再补充指出文献[44]中所存在的以下几处错漏或不当：①1901—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共计89位（其中女性7位），而不是文中所言的“90多位”。②“而1968年以前，诺贝尔文学奖仅发给亚洲人一次，这位幸运者就是印度的泰戈尔。”实际上，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色列小说家阿格农应属于亚洲地区人。③瑞典工业化学家和国际实业家诺贝尔将其绝大部分遗产（当时约合920万美元）捐出创设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与和平奖5个奖项），这是他多年经营（主要是炸药公司和石油公司）和投资所得，不能说成是“诺贝尔把他因发明烈性炸药而获得的丰厚专利920万美元的遗产，统统用作诺贝尔奖”。④“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奖的六种奖之一”，此说不严谨，也不规范。严格意义上来说，1969年由瑞典国家银行出资增设的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是“真正的诺贝尔奖”。⑤“近年，巴金、冰心和艾青也曾入围诺贝尔奖，成为候选人。”因诺贝尔奖的遴选和评议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保密期为50年），此说纯属猜测，没有可靠依据，不足为信。⑥“每一年，都要由评选委员会提名几百名候选人来竞争这项世界级的荣誉”。此说存在2处漏洞：首先在每年的被提名人中，来自文诺委委员的提名仅占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二则“几百名候选人”只是后来的事，在前50年中，合格被提名人仅在11～54人之间。⑦1992年及以前中国籍作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短名单者，除了传说中的老舍以外，最为可靠的应该是作家沈从文[46]，据说诗人北岛（原名赵振开）1996年以前曾不止一次进入过短名单[47～49]，不排除可能还另有他人（如高行健等）。笔者认为，老舍进入诺奖短名单基本上不靠谱，即便是真有此事，那也不能说老舍是“唯独一名中国作家例外”。⑧“梁实秋回到台湾后，突然意外去世”，这句话显得很唐突。梁实秋（原名治华，号均默，以字行，1903-01-06—1987-11-03）的元配（又作原配）夫人是程季淑（1901-02-17—1974-04-30），1973年夫妇俩自台湾迁居美国西雅图，与幼女梁文蔷一家同住，安享晚年，一次老夫妇俩携手去家中附近市场购物时，程女士不幸被市场门口突然倒塌的梯子砸中而逝世。此后，梁实秋定居台北并多次往返于台美之间，1982年夏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探亲。1987年11月1日晚梁实秋在寓所突发心脏病，2天后不治而亡。⑨文中称梁实秋的续弦韩菁清（原名德荣，1931-10-19—1994-08-10）为“如夫人”是不对的，因“如夫人”是指妾或小老婆，梁实秋则是在元配夫人因意外事故逝世后，与韩菁清自由恋爱并于1975年正式结婚（同年5月9日在台北举行婚礼）。⑩蒲宁“在红军解放敖德萨的当天登上轮船逃往法国”，此说不妥。蒲宁夫妇是1920年1月26日自敖德萨乘法国邮轮离开祖国而流亡国外（同年3月28日抵达巴黎并开始侨居生活），同年2月7日苏联红军攻占敖德萨。B11原作者认为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又译为布宁，1870—1953）是以法国作家的身份领取诺贝尔奖的，这仅是一家之言，因没有他当时已加入法国籍的可靠证据，不足为信。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人仍把蒲宁当成前苏联（现俄罗斯）作家看待，1920年起他只是流亡并侨居法国而成为无身份无国籍的“浮萍”（其前苏联国籍被取消）[50～52]。2009年版《辞海》和2009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均称“布宁”为“俄国作家”（以出生时国籍为准）。因文献[44]中的谬误之多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很是离谱，故文中其他难以或无法考证的说法[如关于老舍名著——长篇讽刺小说《猫城记》（1933年）的故事等]就不得不令人高度生疑了。文献[45]批驳得比较规范，但在P20右侧栏亦存在以下2处疏漏：①每年12月10日举行的诺奖颁奖典礼是“年年如此，概无例外”，这话说得太过绝对，实际上例外的情况还有不少：1914—1918年因“一战”而未举行；1919年的颁奖典礼被推迟于次年6月1日举行，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不在12月10日举行的诺奖颁奖典礼；1924年因无诺奖得主参加而未举行；1939—1944年（1939年只有文学奖得主、芬兰作家西兰帕1人来到斯德哥尔摩在一个较小的仪式上领奖，1940—1942年未授奖）因“二战”而未举行。②川端康成“在授奖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著名演说”，实际上当年的诺奖颁奖典礼是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演讲则是2天后的12月12日在瑞典文学院进行。演讲题目宜翻译为《我与美丽的日本》（Japan，the Beautiful and Myself）[53]。

山东潍坊医学院研究馆员陈福季先生是一位求真求是的饱学之士，知识渊博，行文严谨，但他在文献[54]中出现了一个疏漏：文中言之凿凿地称贝克特（1969LI）“一生多在法国度过，且早就加入了法国籍”。实际上，贝克特1937年起大部分时间客居于巴黎，但他一直未取得法国国籍。因他后期主要使用法语和英语而不是爱尔兰语（又称爱尔兰盖尔语，与苏格兰盖尔语关系密切）进行创作，故其祖国爱尔兰（1922年12月6日脱离英国正式独立，但其北部北爱尔兰仍留在英国）当时拒绝承认其国民身份。贝克特的出生地（都柏林，现爱尔兰共和国首都）当时属英国，出生时拥有英国国籍，但他的思维始终是欧洲的、国际的，而不像其同胞叶芝（1923LI）、萧伯纳（1925LI*，因其长期定居于伦敦，一般按英国剧作家和小说家看待）或希尼（1995LI）那样始终带有民族主义的狭隘气度。2009年版《辞海》和2009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均称贝克特为“爱尔兰剧作家、小说家”，故贝克特不是“法籍爱尔兰人”，不应被列入法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单中[55]。

文献[56]将学博中西的“清末怪杰”和儒学大师辜鸿铭（名汤生/Tomson，以字行，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英文名Hong Beng Koh/Kaw，1857-07-19—1928-04-30）列为“最早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人”，并煞有介事地说他曾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当年32件提名函共提名28/9人），这是纯属臆想和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辜鸿铭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诺奖提名。顺便指出，关于辜鸿铭曾师从苏格兰哲学家、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2-04—1881-02-05）之事，这只是一种不可靠的传说，其真实性高度存疑[57]。

傅光明先生在文献[58]答问中说“埃德加·斯诺，他是燕大新闻系的教授，萧乾的老师，比萧乾大8岁”，实际上这是错误的。美国著名记者、《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7-10）作者埃德加·斯诺（Edgar Parks Snow，1905-07-17—1972-02-15）只比萧乾大4岁多。

笔者特精心梳理出上述史实澄清，并与作家傅光明博士商榷。傅博士是老舍问题研究专家，他在论及有关老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时，客观而谨慎，并独立考证出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值得称道和赞许[59～60]。据笔者所知，截至1964年，老舍先生在诺奖被提名名单中尚无踪影，有关老舍与诺贝尔奖的传闻很可能严重偏离事实真相。无论是1966年还是1968年，当时的中国大陆已进入狂热的“文革”劫难，国际声誉很不好，此时瑞典文学院考虑给中国作家颁奖的可能性甚小，故有关老舍曾冲进短名单的传闻很可能是无中生有（甚至连老舍是否曾获得过诺奖提名都值得高度怀疑）[61]。马悦然认为舒乙在“老舍本来是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不是日本的川端康成”的传闻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并为此以严厉的口吻斥责“舒乙是个坏人”[62]。当然，关于老舍入围和参评诺奖的具体细节有待于1968年的有关档案资料解密后才能真正水落石出。本文中的不当之处，欢迎傅博士和同好们不吝斧正，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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