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星

[摘要]光海君执政时期正值后金崛起，明朝实力衰退，面临内忧外患的政局其制定了“两端外交”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朝鲜一方面保持与明朝的传统宗藩关系，一方面与后金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交往。虽然这一政策在光海君下台后被告终止，但是在这一转型期对于保全国家的力量谋求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不说是一个高明之举。本文拟从当时的意识形态、国际环境、个人因素等方面对光海君“两端外交”政策进行一次深入的剖析，以期能够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光海君；两端外交；主客观原因分析

[ DOI] 10. 13939/j. cnki. zgsc. 2015. 26. 072

李善洪在其《从十七世纪初朝鲜内外局势看光海君的“两端外交”》一文中，将“两端外交”政策解释为既不背明，又不与后金相冲突的外交政策。具体说来，是指朝鲜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在明朝的“华夷秩序”的背景下，即不改变与明的传统宗藩关系与此同时又与后金展开适当的交往的政策。“两端外交”政策也可以看作是朝鲜与明朝的和与后金的“交邻”并行不悖的一项政策。

1、光海君“两端外交”政策的原因分析

萨尔浒之战前后，后金与明朝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展开了对朝鲜争夺，光海君在这种情势下，既保持与明的传统宗藩关系，又展开了与后金政权的交往，实行了不背明、不怒金的“两端外交”政策。这项外交政策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的。

1.1光海君“两端外交”政策的客观原因探讨

根据国际关系的理论，国家利益是决定外交政策和行为的根本因素，而国家实力直接刺激国家对外目标的制定。一个国家要确定对外目标的前提就是要正确认识国际环境，正确估量自身力量，作出恰当的选择。虽然国际关系理论是近代的语境，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来苛求古人，但是通过对光海君“两端外交”政策的全盘审视，我们可以发现这项政策是完全符合当代外交政策的制定原则的，这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两端外交”政策的合理性。下面欲从朝鲜、后金、明朝三个方面来阐述其实施“两端外交”的主要原因。

1.1.1朝鲜国情——内忧外患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其是在衡量一下自己的国情和实力而后斟酌考虑之下制定的。光海君就位时期，朝鲜刚经历“壬辰倭乱”不久，国力虚弱，国家衰败不堪。光海君时代全国土地结数仅为五十四万一千余结，不足战前一百七十万八千余结的三分之一；手工业生产也被战争破坏，大量的朝鲜优秀技工被日本掳走；农民负担沉重，地租由最初的一结田收米一斗，逐渐增至一结田收米二斗二升；徭役兵役的加重使农民苦不堪言，朝鲜军队兵农不分，教演无方，军卒寡弱，军备废弛，作战能力可想而知。

当时正值朝鲜近邻后金政权兴起，一心想取明朝而代之，而且对朝鲜也形成了军事上的压迫。朝鲜与后金的地理位置十分接近，而朝鲜边境的防事“荡然无形”“人民几尽散亡，战马无一可用”。以这样的实力面对如此的挑战是难以应对的。就连朝鲜大臣也不免感叹“朝鲜两界列镇，土兵尽散，沿江一带，荡然无备。若使伊贼不得志于上国，而怨我国应援天兵，移兵于我，则将何兵力，可以抵当？”且朝鲜除了面临北虏的威胁之外，还有南倭对其虎视耽耽。

“壬辰倭乱”之后，倭人趁着朝鲜陷于后金与明朝两难之间之时，不时为其制造麻烦，在朝鲜贸易时，因为不满抚赏、贸易之数，多次与朝鲜发生冲突，贸易完结之后仍久留朝鲜，朝鲜东莱府使多次向国王报告倭情巨测之事，光海君对此也颇为忧心。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国情下，唯有“两端外交”政策才是保全之道。

1.1.2国际环境——后金崛起与明朝衰退

国家周边的环境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如果在这种复杂环境中挑战失败，那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历史的舞台上的失败。一个国家在应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所能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去除或是抑制不利因素，对其进行引导和处理，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使这种不利因素给本国实际利益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点。

朝鲜王朝的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很大影响。在这里主要是有两点，一是后金的迅速崛起，二是明朝的衰退。下面从后金与明朝两个国际环境的变化来分析光海君的“两端外交”政策的迫于无奈之举。

（1）后金实力大增与对朝拉拢政策。后金的壮大并非一日之功，早在建国之前，女真就把握了两大发展契机，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了实力：契机一，早期明朝与朝鲜为了暗中争夺对女真的统治权，都给予女真优惠政策帮助其发展。同时受职于朝鲜与明朝的女真，向双方获取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粮食等生活资料、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将铁器引入了女真，女真人逐渐学会了冶铁、采矿等技术，能够独立制造铁质农具以及兵器，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军事实力有所增强。

发展契机之二：16世纪末壬辰战争爆发，明朝、朝鲜忙于与日本进行战争，在二者实力由于战争国力、军备被大幅削弱的同时，女真在很大的程度上保存了实力，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并在杰出首领努尔哈赤带领下逐渐走向统一，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最终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飞跃。

基于以上两大发展契机，建州女真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社会经济水平显著提高，而“以旗统人，以旗统兵”的八旗制度的创立，表明后金已具备多达六万的兵员，军事战斗力显著提高。随着女真实力不断壮大，相对于明朝、朝鲜实力在战争中被削弱，三者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改变。作为近邻的朝鲜对女真的强大是不可能没有感受，所以对于女真的一举一动时刻都予以密切关注。与此同时，努尔哈赤首先意识到朝鲜对其的战略意义。萨尔浒之战前，努尔哈赤曾致书光海君要求其保持中立。经过萨尔浒一役，努尔哈赤更加看出了明朝实力的脆弱，增强了尽占辽东的信心，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更加慎重地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故而对朝鲜在萨尔浒之战中出兵助明表示谅解，对其不仅不加责难。甚至还借此机会要求两国结盟，尽管结盟要求被朝鲜拒绝，努尔哈赤仍然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心，主动释放朝鲜俘虏。这都表明当时后金还没有足够强大，为了专力与明朝军队抗衡，避免两线作战，对朝鲜实行拉拢、缓和的政策。

光海君时代，女真的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朝鲜能够控制的范围了，只得与其谨慎相处。对努尔哈赤率领的女真崛起、与明朝的动向予以警惕，这使得光海君在处理与明朝、后金关系时面临更加艰难的选择，不得不谨慎对待、多加考虑。

（2）明朝实力的衰退与对朝拉拢政策。在后金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明朝却日益势衰，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朝末期政局动荡，政治腐败，大臣滥用“封驳”之权掌握朝政，导致明朝当时“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的局面。并且土地兼并严重，国库空虚，加之明朝出兵援助朝鲜进行壬辰战争，使明朝丧师数十万，糜炯数百万，国力受到了更大的削弱。

这些现实，对于经常有使节来往于明朝的朝鲜来说，是不难得知的。光海君借由使臣的报告，对明朝实力的衰落有了明确的了解，可以预见到如果朝鲜摆明立场与后金对立的话，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是朝鲜，且明朝此时已经没有实力像“壬辰倭乱”之时那样对其进行援助了。

明朝对朝鲜的态度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在与后金的战争中，明朝君臣也深知自身实力的不足，希望借由朝鲜的片箭与火器的优势给努尔哈赤政权以震慑，要求朝鲜借助与后金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江边善为防守，以防止后金走避。虽然战役的结果是明朝战败，朝鲜军队在战争中投降后金，但是明朝君臣上下都对朝鲜在萨尔浒之战中所起作用表示肯定，并没有过分追究朝鲜军队在战中投降之事，而是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明朝大将战略失误所致，并对阵亡的朝鲜将士吊问死伤，予以褒奖，送去赏功银一万两，以期朝鲜能够继续出兵助明。明朝的这些举动是无疑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做出的，当时朝内也有光海君与努尔哈赤私相往来的传言，但是明朝此时还是以大局为重对其褒扬有加，这都是因为明在战争中进一步体会到单凭一己之力难以对付实力日益壮大的后金，迫切需要争取朝鲜的支持来共同对付后金。

正是基于对三方的实力都有着清醒的认识，面临后金与明朝的争相拉拢，光海君选择了一条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存本国实力的道路，即“两端外交”政策。光海君曾经表示“自古及今，未有不量力而善应变者也”，他的“两端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朝鲜的现实而制定出的措施。

可见国家利益、国家实力无论是对于朝鲜、后金抑或是明朝，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光海君正是基于对朝鲜国家利益、国家实力的考量而实行了“两端外交”政策。

1.2光海君“两端外交”政策的主观原因之探讨

1. 2.1朝鲜“事大主义”思想的影晌

“外交政策的制定往往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被其打上深刻的烙印。”就国际政治中所研究的文化来看，文化不仅是个思想的问题，更是一个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认为：文化是被广泛接受、代代相传的一套套规范，是人们行为和认知模式的指导原则。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但更多的却表现为文化的囚徒，“人常常无意识地、不自觉地接受文化的无声命令和无形制约。”

光海君的“两端外交”政策的形成受到了朝鲜半岛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的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往往出于“以小事大，保国之道”的考量。在历史上的典型表现就是对中国的中央王朝采取“事大主义”的政策。

另一方面是受传统华夷论的影响，朝鲜由于深受中国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自视为华夏文明的传承者，中国的中央政权也乐于将朝鲜纳入到华夷体系当中去。光海君作为一个久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之国的国君，把女真称作是“夷狄”“凶丑之徒”，而且女真部族曾因为了向朝鲜取得必要的生产资料，主动入贡朝鲜，与朝鲜建立贡赐关系，接受朝鲜赐予的印信官职。朝鲜对女真具有绝对的心理优势。随着建州女真的强大，朝鲜将其视为北进的最大障碍，对其多加警惕之心，由此种种看来作为朝鲜国王的光海君，从心态上是不可能将其当成平等交往的对象的，更加不可能甘心臣服于夷狄，与其交往只是一种权宜缓祸之计，光海君最终还是以朝鲜自强为终极目标。

因此在光海君的脑海里“以小事大”“华夷观”等儒家思想以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使得朝鲜不能轻易地摆脱明朝的宗藩关系，也不能轻易地臣服于后金。

1.2.2个人情感因素

不可否认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君主的个人因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对外交往都是通过个人的活动来进行的，个人意志，包括感情、好恶、恩怨、经验、嗜好、性格等”。学术界关于光海君个人因素对其“两端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的存在是普遍承认的，黄枝连、孙卫国等学者都在其著述或论文中阐述过，光海君的“两端外交”政策与其十多年来王位继承人身份没有被明朝承认的坎坷经历有关。

宣祖在十年间曾经五次奏请明朝对光海君册封，而明朝以“立国以长，万古纲常”为由屡次加以拒绝，甚至在宣祖去世后，光海君“自称署国事，遣陪臣来讣，且请溢”之时，明朝欲不承认光海君的身份。经过朝鲜使节在明朝的多方活动，于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10月，万历皇帝才勉为其难册封其为国王。册封的过程的曲折，这使得光海君在被册封之后急于向明朝证明自己的才能，以及对明朝的忠诚，这种心态决定了光海君在主观上不可能有背明、亲近后金的主观意图。

基于此，本人认为其个人情感在制定“两端外交”政策时是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传统的华夷观根深蒂固的光海君自然亲明悖后金，但是现实的力量对比使得其在“礼”与“益”中徘徊不定。

2、结论

光海君的“两端外交”政策是基于当时朝鲜的国家实力、国家利益所做出的，保证了当时朝鲜的国家安全。就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来看，朝鲜面临的是女真的崛起、明朝实力的衰落、自身实力自壬辰楼乱之后难以恢复的现状，为了保证国家的最大利益一国家安全，不得不对朝鲜的传统外交政策做出一定的改变，即与一向被视为“夷狄”的女真展开适当的外交；但是二百年臣服于明朝的背景、明朝的“壬辰拯救之恩”又使得其不能脱离与明朝传统的宗藩关系，面对现实与传统的冲突，光海君制定出了游走于二者之间、互不得罪的“两端外交”政策。可以说，光海君的“两端外交”政策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朝鲜的国家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两端外交”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施行，反映了明朝、后金方面也是根据国家实力、国家利益来制定外交政策的。明朝、后金对光海君的“两端外交”政策都有一定程度的知悉，但是都没有对此进行实质性的惩罚，归根结底是出于国家实力的不足，为了保证本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