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的耦合关系

2015-05-30杨文英

商 2015年49期

杨文英

摘要：纵观人类文化演进史，每个民族总是针对特定的自然生态系统去建构特定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为了保证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各民族传统经验对所处环境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是经长期模塑和经验总结的特长。因而认为生态建设的关键不在于系统的工程建设和投资多寡，真正的效用是如何掌控并利用好各民族的文化特长去兑现所处环境的生计方式而获得资源配置效应的优劣。因此，从经济人类学的视野出发来探索和研究人类的社会发展的关系，即是人类智慧的展现，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文化选择。

关键词：经济活动；生态系统；民族文化；资源；发展

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类不仅是社会性动物，也是一种靠消耗生命物质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动物。人类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通过社会实践这一中介，人与自然才能实现具体的依存统一。因而，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从终极意义上讲都仅体现为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资源。①然而，这个关系纽带是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就是通过生产劳动过程来实现的，从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的结合过程来看，首先是自然界为劳动提供对象（资源），劳动把资源转变为财富②，实事上就是人与自然界的物质转换过程，就在这种物质变换的同时也实现了能量和信息的变换，从而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实施运行的过程中，人类显然是生命有机体的最高形式，对生态的需要显然是要利用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生存环境作为基础，这并非文化能给人以其所有的一切万能理想和需要，关键在于各民族利用所掌握的生计策略和特长，去操纵掌控好各民族的文化去作用和指示人类以创造和改观各种物质形态之后，发挥人类特有的智能水平，以新的产品和物质为目标去实现和提高人类所需的各种需求和生存的舒适度。正因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自然条件下展开，自然条件的优劣与持续稳定，必然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实施成效。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文化作用意识下的加工改造结果。在这一活动中，为了保证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民族文化作用的构建和选择除了依附人类社会先天赋予的自然资源以外，从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利用方式以及与民族文化相并存的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下的各种社会发展关系，对我们的社会存在和发展即充满了各种探索，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开拓了崭新的研究领域。

然而，人类的需要又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在人类的生存需求中，也存在永恒不变的需求，只是这种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需要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诸如生存背景下的自然环境就客观的存在差异，相关民族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取用的方式、方法都会不尽相同，因而从认定的价值上也就各不相同。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对相关民族来说可以较为丰富，所遭受到的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可能较小甚至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人类则感觉不到自然环境存在的重要性，因而对环境的依存度往往会在无意间偏离所处环境甚至是酿成灾变，在这样的无意识干预下，人类对资源取用的便捷度和需要往往会偏离所处社会环境的使用初衷。因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忽视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对生态环境的无意识破坏也会由此相伴随出现。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类不仅是社会性动物，也是一种靠消耗生命物质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动物。然而，人类的实则存在，不仅要把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当成生存的基本需求，同时又是人类的享受需要，更是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保障。具体体现在：其一，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存空间，都将直接或间接的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生活资料，没有自然资源，人类就不可能存在。其二，自然资源都能提供给人类的享受需要，它包含了人类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需求，归结到底就是对自然界的享受。其三，当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便捷开发和利用，几乎可以囊括在对自然资源的最大限度开发和综合利用当中，但同时也要受到相关民族文化左右的偏好和作用，对一些自然资源的价值认定和过度利用，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暂时损毁和破坏，甚至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然而，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从终极意义上讲都仅体现为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资源。自然资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中一部分是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对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工和改造利用对象，没有人类的经济活动，自然资源就只是个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说不上任何意义的人类效用和价值。纵观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它都掌握着一定的自然资源，只要相关的民族文化能够妥善充分地利用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相关民族都会得以正常延续和发展。但历史和现实证明，人类会启用文化机制来进行妥善的调节，因为人类是以民族为分野的，具体体现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其并存文化间会很自然地形成对资源价值认定上的信息隔膜，信息隔膜的存在又使得文化制衡机制的运作将比生物制衡更为复杂而多变。这样，文化制衡以生物制衡为蓝本，但却获得了比自然生物制衡复杂程度的超越，这种超越却恰好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特殊寄生并存关系。既有生物性的寄生性一面，又有并存稳定的社会特性一面。因而，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与包容体现为能动地谋求生存与种群的社会性适应以保持稳定延续。要改变这种发展困境，就要坚决的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需求置于人类发展需要的中心环节，并使其与经济利益的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只有这样，资源要能成为各民族的经济优势，就得经过劳动的改造和加工形成產品。因此，资源无一例外的都是被相关民族的文化用意后才赋有特定意义的，资源是具有特定民族文化产品用意的物化表现形式。一些民族生存于地球表面，会感觉到自然资源的匮乏，并不是它没有自然资源，而是它们对某些资源的消耗已经超过了当地所能提供的资源量或是利用资源的方式未加转变。从特定意义上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完全具备发展生产的一切资源，一切都在于相关民族从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式转变利用资源的产品方式。也就是资源是被相关民族的文化所赋予用意的，资源是具有特定民族的文化产品用意的。

由此可见，从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自然资源的开发与转换问题时，不仅要看到这些物质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条件是否可以实现各民族利用经济资源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只有将达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效性和合理性，才是真正为了保证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因而笔者试图从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的并存关系研究入手，目是想偿试拓展研究的视觉和领域新思想。从经济人类学视野下的资源配置来关注民族文化产品用意的各种物化表现形式，目的则不仅提高了各民族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和舒适度，同时更是保证了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

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是由人的本质对象化了的或是人化的自然界，劳动资源则是人的知识力量的物化表现形式。尽管人类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使其从对自然力的直接依赖，向能动的运用自然力而过渡的过程，但人在借以使自身获得独立的经济过程，始终得依托于自然界的基础资源。经济发展的这一自然基础，不仅为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对象和手段，而且就是人类整个经济活动的生存空间，如何利用资源来发展或制约经济，使同一劳动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得到多寡不一的劳动成果，或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投入等量的劳动所得到的经济效益仍然多寡不一。主要是是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劳动的自然生产率，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出来，自然资源的优势或制约成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大因素。同时，技术变化也是增加各生态系统可能性作用发挥的因素，技术的并存拓宽使各种资源的开采率和变化幅度以及活动成本都将成为新的经济作用因素。然而，自然资源的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它仅表现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存在。如不能把这种潜在的要素开发转换为现实的生产优势，就不能把潜在的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从而更不能直接把自然资源的丰歉度與经济水平的发展相等同。一方面是技术手段的发展将使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非再生性突破限制和约束条件。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资资源的相互替代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结构的高度发展，还会赋予自然资源一定程度的再生性。这就表明技术结构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对已开发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而且扩展着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新领域。它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双层利用，还表现为人们对物质资源的替代使用和创新改造。但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都仅体现为对所处自然资源利用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抛开自然环境这一依存的基础资源存在。

诚然，经济社会发展是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会有推动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又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随之相伴，文化是不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独立存在，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没有无社会经济的赤裸文化存在。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充当决定性因素，文化成其为促进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从四方说明：

首先，从历史形成的过程分析，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需要经过文化的积累、沉淀、改造、利用和创新文化机制牵联的多种因素考虑对自然生态资源作出合理的挖掘和资源整合，调适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得综合熟知各种资源的属性和外在复合因素的制约，必然会形成该民族特有的活文化，这种特有的活文化并存和存在，将成为支撑该民族壮大、发展的力量。其次，从民族凝聚力来讲，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力文化，其引导力会增强和丰富该民族的社会内涵、提高民族素质、展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能够团结和凝聚民族的力量，成为该民族的精神动力，同时会鼓舞民族人心，激励民族斗志；再次，从国际民族的竞争力剖析，它能够优化和吸引外来投资者的趋动动力，吸引人才引进，促进对外交流的窗口，扩大民族信仰和对外的影响力、凝聚力；最后，从生产力面探讨，文化资源开发可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源，如区域民族特色促使旅游和经济特区开放，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与牵动多产业的复合兴盛，同时拉动经济产业增长的链条，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繁荣。

资源要能成为经济优势，首先就得形成产品和经过劳动的加工。可见，从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自然资源的开发转换问题时，不仅要看这些物质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更要看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条件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由此可见，这种经由具体文化加工改造后形成的自然资源，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不但具有了特定的社会性，也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而获得了特定的民族性与文化性。

物质资源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无论哪个民族在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改造时，其意图都是要进行有利于本民族物质、经济、文化、环境等为利进步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发展而进行的社会生产活动。

首先，人们要进行物质生产劳动的对象资源是自然界提供的。它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资源，通常是由人类及其相关的人类民族文化来界定利弊的，是人类的文化起着主宰社会的、经济的活动干预与制约。在任一时段内，关于资源基础没有单一的定义，在一种社会形态生活中，当时在相关民族认为具有很高资源价值的定义，其实只不过是相关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人为扣上的象征而已。即人为界定的这种价值高昂的东西在相关人类社会及其民族文化中适用。转而换成其他人类环境及其民族成员，就可能只是中性材料。④终极作用的活动目的受制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以及与之匹配的生存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认可。由此引发的系列民族文化及文化事实体系会干预支配相关的民族文化实现他们认为可利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等主持者的意图。然而，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加工改造的结果。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⑤不同的民族（人群）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不同，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大有差异，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创造出了各自有别、丰富多彩的相关文化事实体系。这些相关的文化事实体系在各民族作用中体现优劣，被人为的扣上优劣的价值界定，即民族聚落仅是文化事实之一的表呈现象。这既是社会的需要，又是文化的产物，体现为民族文化与它建立的民族生境耦合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没有什么“原生态文化”可言，保持与创新并存，保持是文化事实体系的常态，而创新则是对环境变迁的文化适应。文化遗产是文化事实保持的样态，也是创新的基础与源泉。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创新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境的耦合中延续。因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是特定的，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每个民族都具备其特有的传统生计方式和对资源的取用、加工和改造利用办法。一个民族的本土文化与生态知识能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具有规避民族生境中生态脆弱环节的禀赋。⑥因此，在生态资源的取用中应当充分借助与利用民族传统知识、资源和技能来认识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循环运行，促使人们在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更好的维护人们生态区域内的资源，在模塑中促进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其次，鉴于特定的生态环境。生息于特定生态背景下的民族，其文化建构必然受制于该生态系统的调适和模塑，并突出的表现在直接调适和制约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鉴于我国复员辽阔的生态系统复杂多样，因而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必然要做出有针对性的研究思路和对策，切不可都整齐划一。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与本土性的生计经验打交道，是希望发掘和利用各民族的传统知识和技术技能来维护人们的社区资源。因而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仁都一贯主张需要通过文化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其主要内容就是把人们生活的社区资源合理的规范到舒适度较高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荣，以实现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⑦如风俗、宗教、组织、语言、生计方式等的差异性存在，加之地球资源的分配不均，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根据所处环境的差异迥别去实现更为舒适的生活所求。因而各民族社会所动用的文化策略就会不同。在这样的人为建构起来的信息系统指导下，由于其具体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出了呈差异性的文化事实体系。⑧显明例证，诸如武陵山区土家族对牲畜厩肥的加工处置和利用办法与其诸如高原寒漠带厩肥处置、利用和操纵办法显然不同，这就是生境存在的两个面，即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性所导致的文化事实体系不同。例如粪便是由各类动物排泄的客观存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效用价值评判就各不相同，在侗民族看来，可作为施用鱼田的饵料，在其他民族看来，取用方式和效用可能大不相同，无论是把粪便资源化还是垃圾化，其研究目的是更多的关注生活社区周围的一个个文化事实，要从这个文化事实的例案中去关注其后的本质问题，那就是各民族传统经验对所处环境资源经长期模塑和总结经验的特长，认为生态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工程，也不在于投资，而是在于如何利用文化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

再次，鉴于人类社会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并存。人类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既具有生物性也具有社会性。人類除了拥有生命遗传信息系统外，还有专属于自己的社会信息系统，但这种系统的建构前提是人类必须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为其提供物质、能量和信息。但与此同时，人类又能将专属于他自己的物质形式渗透到生态系统的生态空间之中，与地球表面各种各样的自然生态系统相并存，因而人类社会的生物性在发挥着终极作用。所以，人类在建构社会与文化时始终得以人类的生物性为蓝本，以便人类能以遵循生物原则的角色去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运作。加之人类的特殊性在于它具备了能动认识外部世界的禀赋，并可以将认知的结果加以整合，建构专属于自己的信息体系——即人类特有的文化信息，它不是先天获得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区别在于文化信息不像生命遗传信息那样可以代代相传，只要人类世代沿袭生命遗传就可以世代沿袭，但文化的世代沿袭却不同，趋于人类的建构蓝本为意图，有可能丧失旧内容而获得新的内容，还可能通过文化重构的方式能动地修改和新生更为复杂的新内容，且有其可能文化信息系统与自然生态信息并行但不重合，更有可能是用不同的文化信息系统架构、诱导出了差异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样式来。正因为这些具有差异文化信息的类型和样式的体现，根据不同的文化类型规约出不同的民族来。这样，由人类文化建构塑造的人类社会也就会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凭借人类特有的文化信息建构起一个多种因果关系交互制衡的复杂稳态延续系统。只不过也有多层次的结构，如从人类社会的总体到并行的族系，再到族属，直至到一个个单一类型的民族和不同民族类型下数目不等的民族成员，以及含下属支系、宗族、社区和家庭等。⑨可以说，人类社会结构层次的复杂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仿，同样具有自组织能力，能生长、发育和壮大。但这些子系统具体到对适应外界的环境和自我修复、能动调适的能力时都迥然有别。

总之，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派生的产物，没有自然生态系统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人类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定物种，它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仅仅占据一个结构功能点。区别仅在于人类具有他自身独特的创造物——文化。但同时要兼顾到人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性自然会使得文化自身的结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其复杂化。为此，显然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去反思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最终表现就是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自然条件下展开，自然条件的优劣与持续稳定，必然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实施成效。（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研究”（课题编号：11AZD07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解：

① 杨庭硕等《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10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1.

③ 孙叔平，《论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构成和发展的规律》[J].学术月刊，1957.08：4～12.

④ [英]丽斯著，蔡运龙等译：《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一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1～22.

⑤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1～32.

⑥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9～60.

⑦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8～32.

⑧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3～35.

⑨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