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瓷器萱草纹刍议

2015-05-30隋璐

文物春秋 2015年5期

隋璐

【关键词】定窑；瓷器；萱草纹

【摘要】萱草纹是定窑瓷器代表性纹饰之一。定窑瓷器上的萱草纹模仿植物萱草的特征，有些与莲荷纹形成组合。本文以考古发现为基础，对定窑瓷器上的萱草纹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此类纹饰的流行年代、对其他窑场的影响及与莲荷纹组合的原因。

宋代陶瓷、丝织、金银器、建筑彩绘中的花草纹样多运用写实手法表现，与自然物象相近，即所谓“生色花”。具体到定窑瓷器，《陶说》卷2引明谷应泰《博物要览》云：“定器有划花、绣花、印花三种，多因牡丹、萱草、飞凤三种，时造式多工巧。”[1]《景德镇陶录》卷6也载：“（定窑）土脉细腻，质薄，有光素、凸花、划花、印花、绣花诸种，多牡丹、萱草、飞凤花式。”[2]这些文献指出，萱草纹是定窑瓷器代表性纹饰之一。萱草是萱草科萱草属植物，又名“忘忧草”“宜男草”，其茎部较长，基部丛生，叶片细长、弯卷，花瓣细长、反卷，这些特征与定器萱草纹基本吻合，是界定萱草纹样的主要标准。本文以考古发现的萱草纹定器为基础，运用类型学方法，梳理、概括了定窑瓷器萱草纹的基本面貌，并进一步探讨了此类纹样的影响、流行年代及与莲荷纹组合的原因。

一、萱草纹定器的考古发现

萱草纹定器主要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址[3]以及宋、辽、金时期的墓葬、窖藏、城址、水井中出土（见表一、二），流布广泛，在内蒙古[4]、黑龙江[5]、辽宁[6]、吉林[7]、河北[8]、北京[9]、河南[10]、山西[11]、山东[12]、浙江[13]、江苏[14]等地均有发现。大多质量上乘，胎体轻薄，有的瓷胎可薄至0.1厘米[15]，釉面匀净、光润，工艺精湛，部分瓷器包镶铜口，有些原已破碎，又用铜皮贴补[16]，足见其倍受珍视。一般与其它定窑白瓷成批出土，体现了定窑商品性生产的可观规模。在窖藏、水井、墓葬中，常有其它名窑精品瓷器或漆器、玉器、金银器等伴出。在北方辽金统治区域内，随葬萱草纹定器的墓主多为官员或贵族。综合其分布范围、器物特征、伴出情况及使用者身份来看，此类瓷器多属当时的高档畅销品。河南巩义北宋皇陵、北京金代皇陵陵区内出土的萱草纹定器的性质更为特殊，应为皇家用器。

考古发现的萱草纹定器均为白瓷，器型包括碗、盘、碟、杯、洗、钵等，以碗、盘、碟为主，多芒口器。萱草纹均施于器物内壁或内底，外壁多素面。

定窑萱草纹具有典雅、柔和的整体风格，多运用偏刀、浅刻的划花技法，这种技法在《格古要论》《陶说》《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被誉为“最佳”。为增加立体感，常在纹饰轮廓线旁衬以细线，形成双线划花的装饰效果。萱草的花、叶纤细、柔曲，部分内填较短的篦纹，吉林农安窖藏出土的刻莲瓣纹钵内还见以篦纹为地、衬托主纹的做法。

二、型式分析

定器萱草纹的构图较为固定，为适应器物内壁或内底的装饰要求，均采用折枝构图，依据布局方式的不同，可分为A、B二型。

A型满花式布局。据是否与莲荷纹组合，分为二式。

Ⅰ式单纯萱草纹，未与莲荷纹组合。基本构图为在器物内壁或内底满饰二或三朵花及卷曲的枝叶，主花多为7瓣。以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址出土的弧腹碗，北京通县金墓1号墓出土的平底碟（图一，1），河北三河县74SJM1墓出土的斗笠碗、弧腹碗（图一，2）、六出花口弧腹碗，浙江绍兴缪家桥水井出土的折腹盘，北京金代皇陵出土的六出花口折腹盘等所饰萱草纹为代表。

Ⅱ式莲荷萱草纹，萱草纹与莲荷纹组合。基本构图与A型Ⅰ式萱草纹几乎完全一致，仅于萱草枝叶间增添一片侧覆状荷叶。就现有资料来看，仅见于定窑碗、盘类器物上。饰此式萱草纹的典型器物包括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址出土的六出花口弧腹碗（图二，1），内蒙古敖汉旗羊山2号墓出土的六出花口弧腹碗（图二，2）、六出花口折腹盘，浙江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六出花口弧腹碗，江苏江阴夏港宋墓出土的折腹盘，河北三河县74SJM1墓出土的斗笠碗，吉林农安窖藏出土的六出花口弧腹盘，北京金代皇陵出土的弧腹碗标本2001FJL∶90（图二，3），河南安阳西郊宋墓出土的斗笠碗，等等。

B型单独纹样的均衡式布局。又据是否与莲荷纹组合，分为二式。

Ⅰ式单纯萱草纹。基本构图为茎叶横置于花朵之下，常见单朵花，花朵多为七瓣。饰此式萱草纹的典型器物包括黑龙江绥滨金代墓群出土的平底碟，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林东镇金墓1号墓出土的平底碟、杯，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辽金墓M1出土的平底碟、朝阳金代壁画墓出土的平底碟（图三，1），山西大同南郊金墓出土的平底碟、单柄洗（图三，2）、花口碟（图三，3），北京先农坛金墓出土的平底盘、海淀区南辛庄金墓M1出土的平底碟、通县金墓2号墓出土的折腹盘、丰台区辽代石棺墓出土的六出花口盘、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1号墓出土的平底碟，浙江绍兴缪家桥水井出土的平底碟，等等。

Ⅱ式莲荷萱草纹。基本构图为一片侧覆状荷叶居中，上托一朵侧视、盛开状的荷花，下承萱草茎叶，花两侧常附对称的两片小叶，萱草茎叶与B型Ⅰ式相同。此式以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遗址出土的弧腹盘、吉林塔虎城遗址出土的弧腹盘、山东临淄窖藏出土的六出花口弧腹盘（图四，1）、吉林农安窖藏出土的钵（图四，2）和刻莲瓣纹钵、北京通县金墓1号墓出土的花口钵（图四，3）、北京大玉胡同辽墓出土的六出花口弧腹碗、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址出土的弧腹盘等所饰莲荷萱草纹为代表。

三、年代讨论

从附表来看，定窑瓷器萱草纹主要流行于12世纪初及12世纪下半叶。内蒙古敖汉旗羊山2号墓是有明确纪年的出土萱草纹瓷器年代最早的墓葬，时间为辽道宗寿昌五年（1099），出土的六出花口弧腹碗、六出花口折腹盘与定窑址出土物基本一致，应是定窑产品。这表明萱草纹定器不仅在北宋晚期已经生产，还行销于辽地。另外，北宋皇陵永定禅院出土的萱草纹白釉盘年代很可能早于羊山2号墓。永定禅院是专为宋真宗永定陵修建的皇家寺院，始建于乾兴元年（1022）[17]。此盘虽残缺严重，难以窥见纹饰构图的全貌，但其萱草纹花、叶稍宽，风格不同于其它定器，这种差异或反映了定窑萱草纹的早期特征。

北京百万庄辽墓1号墓墓志显示其年代为辽天庆三年（1113），该墓与敖汉旗羊山2号墓分别为B型Ⅰ式、A型Ⅱ式萱草纹的出现提供了明确的年代下限。A型Ⅰ式、B型Ⅱ式萱草纹虽然尚未发现年代较早的纪年资料，但河北三河县74SJM1辽墓、北京大玉胡同辽墓分别为二者的产生时代提供了参考。

定窑在金灭北宋以后，陷入了大约30年的停滞期，影响了北宋晚期划花、印花等高档产品的继续生产。从考古发现来看，各型、式萱草纹均盛行于金代，年代集中于海陵王至金世宗统治时期。在河北三河县74SJM1墓中，饰A型Ⅰ式萱草纹的斗笠碗、弧腹碗、六出花口弧腹碗与饰A型Ⅱ式萱草纹的斗笠碗并出；北京通县金墓中，饰A型Ⅰ式萱草纹的平底碟与饰B型Ⅰ式萱草纹的折腹盘、饰B型Ⅱ式萱草纹的花口钵并出；吉林农安窖藏中，饰A型Ⅱ式萱草纹的六出花口弧腹盘与饰B型Ⅱ式萱草纹钵并出；浙江绍兴缪家桥水井中，饰A型Ⅰ式萱草纹的折腹盘与饰B型Ⅰ式萱草纹的平底碟并出。这些情况表明，定窑各型、式萱草纹并不存在替代关系，流行时代基本重叠。

四、对其他窑场的影响

定窑在北宋晚期至金代达于鼎盛，以划花、印花为代表的独特风格定型化，支圈覆烧法被广泛应用，产量大增，流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宋金对峙期间，其产品还行销至浙江、江苏、江西、四川等南宋统治区域。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定窑所产高档精细白瓷已为社会上层使用，北宋至金代，其贡瓷的情况屡见于文献记载。又据《武林旧事》载，二月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南宋皇帝的赏赐物中就有“官窑、定器之类”，宫中赏花也要准备“官窑、定器”[18]，表明定器还受到南宋宫廷的青睐，甚至与官窑瓷器地位等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社会的审美风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萱草纹作为定窑鼎盛期的典型纹样，对于其他窑场，特别是南方窑场的瓷器装饰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出土资料可知，定窑A型Ⅰ式萱草纹的构图形式还见于磁州窑、越窑、景德镇窑及南丰白舍窑等窑场产品上。河北磁州窑如磁县观台窑址出土的白釉仿定盘Ⅴ型Y6②∶10（图五，1）[19]，磁县观兵台窑址出土的Ⅴ型碗（图五，2）和Ⅶ型碗[20]；浙江越窑如寺龙口越窑址出土的A型Ⅷ式碗标本Y1∶3（图五，3）[21]；江西景德镇窑有湖田窑址出土的Ab型芒口圈足盘标本3（图五，4）[22]，江西南丰白舍窑瓦子山堆积出土的Ⅲ式碟（图五，5）[23]等。江西吉水宋墓出土的六出花口弧腹碗（图五，6）[24]，芒口，米白色釉，内底心饰小朵卷草，使萱草纹枝条从中断开、不连贯，显示出与定窑构图上的细微差别。该墓墓主死于嘉熙元年（1237），改葬于宝二年（1254），当时定窑所在地区已陷入蒙古军统治之中，不太可能继续烧造瓷器，销往南方。这种图式在景德镇窑产品中也可见（图五，7）[25]。景德镇窑南宋后期的青白瓷流行覆烧工艺，碗、盘多芒口，釉色有青、白两种，透明度降低[26]，偏白的一种接近白瓷。《景德镇陶录》载：“（定窑）宋时所烧，出直隶定州。有南定器、北定器……其出南渡后者为南定，北贵于南。”[27]从纹饰构图及划花线条细浅、风格细腻的特征来看，湖田窑址出土的这件器物很可能为景德镇仿定的“南定”产品。

定窑B型Ⅰ式萱草纹的构图形式极为流行，在景德镇窑、越窑、德化窑、光泽茅店窑、耀州窑等窑场产品中均可见到。如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址出土的Aa型芒口圈足盘标本1（图五，8）[28]，浙江越窑寺龙口窑址出土的Ⅲ式碟标本T1○2a∶92（图五，9）、标本T5○2b∶6[29]，福建光泽茅店窑出土的青白瓷碟（图五，10）[30]、德化窑盖德碗坪仑窑址出土的二类Ⅱ型盒（图五，11）[31]，陕西耀州窑址出土的卧足坦底器残片（图五，12）[32]等。

关于耀州窑仿定的问题，《饮流斋说瓷》《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等均曾谈到。《古今中外陶瓷汇编》载：“此窑在宋始著名，宋初曾仿汝器而略逊。后烧白磁仿定，其胎釉之精细者，颇似定器。但胎虽薄，然较定则尚厚；釉虽白，然较定则稍黄。其白色略带灰色，不甚坚致，容易茅损。釉浓厚而有开片，亦有暗花，而为盘螭、飞凤、萱草、牡丹之形（其暗花开片，亦与定器微异），往往有即称为定器者。”[33]薛东星先生指出，文献中被多次提及的耀州窑白瓷应指月白釉瓷器而言，乃受景德镇青白瓷的影响而烧制[34]。从出土情况来看，与青瓷相比，耀州窑月白釉瓷器数量不多，还未发现萱草纹装饰。上引卧足坦底器残片为灰胎，施青釉，釉色青绿微泛灰，纹饰特征与定窑萱草纹存在一定差别。

定窑B型Ⅱ式萱草纹的构图形式还见于越窑产品中，如上林湖古银锭湖窑区出土的C型盘标本彭Y26∶46、彭Y26∶47（图五，13）[35]等。

以景德镇窑、越窑为代表的南方窑场仿定萱草纹主要流行于南宋时期。湖田窑是景德镇窑的代表性窑场，出土的Aa、Ab型芒口圈足盘均饰萱草纹。据窑址发掘报告，Aa、Ab型芒口圈足盘流行于第五期，年代在1225—1279年之间[36]。而景德镇地区现已发掘的铜锣山、柳家湾、道塘里等多处北宋时期窑址[37]中均未发现萱草纹瓷器。越窑上林湖古银锭湖窑区出土的C型盘饰萱草纹，属于越窑类型青瓷。在彭Y26窑址中，“官窑型”制品与传统越窑型制品同窑合烧[38]。越窑在北宋晚期衰落，南宋初年因承担宫廷用瓷的烧造任务一度复兴，一般认为，与汝官窑风格相近的“官窑型”制品即为宫廷用瓷，因此，饰萱草纹的越窑类型青瓷的年代当与“官窑型”制品同时，产生于南宋初期。

定窑萱草纹通过瓷器贸易、其他窑场仿烧等途径得以传播，促进了南北方窑场间在瓷器装饰层面的文化交流。

五、萱草纹与莲荷纹组合的原因

萱草有“忘忧”与“宜男”双重寓意。《诗经·卫风·伯兮》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39]“萱”“谖”相通，“谖，忘也。”[40]萱草被赋予了“忘忧”的寓意。《博物志》也载：“中药养性，谓合欢蠲忿，萱草忘忧。”[41]同时，古人相信孕妇佩带萱草可生男孩，《南方草木状》载：“妇人怀妊佩其花，生男者即此。”[42]《本草纲目》引周处《风土记》云：“怀妊妇人佩其花则生男，故名‘宜男。”[43]

莲荷、萱草的组合在宋金之前并未产生，然而与其含义相近的莲孩题材早在唐代就已被用于瓷器装饰，如长沙窑窑址出土的一件青釉褐彩执壶上即绘有童子执莲的形象[44]。宋金时期，莲荷童子纹以图案化的婴孩攀枝形式为主，在定窑、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等窑场中广泛流行。此类纹饰采用绘、印、刻、划等不同装饰技法，均以荷花、童子为基本要素，源于佛典中之“化生”，蕴含“宜子之祥”的寓意。宋金时期的瓷枕更常以卧童为枕身，荷叶作枕面，形成荷叶与童子的组合。《东京梦华录》载，七夕时节，“小儿需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45]。《梦粱录》《武林旧事》中也有相近的记载，只将“磨喝乐”换作“摩罗”，其形象大致为婴孩持荷叶状，与上述瓷枕特征相近。有学者指出“磨喝乐” “摩

[28] 同[22]，第119页。

[29] 同[21]，第120、122页。

[30] 林忠干：《福建光泽茅店窑的瓷业成就》，《东南文化》1990年3期。

[31] 福建省博物馆：《德化窑》，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8页。

[3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18页。

[33] 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文奎堂书店，1934年，第16页。

[34] 薛东星：《耀州窑月白釉瓷的初步探讨》，《文博》1996年3期。

[35] 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

[36] 同[22]，第458、459页。

[37] a.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竟成铜锣山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5期；b.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景德镇柳家湾古瓷窑址调查》，《考古》1985年4期；c.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道塘里宋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10期。

[38] 同[35]，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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