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沙家

过去人们认为定窑是受邢窑影响，或有定窑是在邢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说法，这是五、六十年代的论点，那个时代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足为怪。可如今查阅历史文献，就会发现，自初唐显庆四年（659年）编著的《唐本草》里就已经对定窑白瓷有明确的记载，孙思邈也在永淳二年（682年）发表的《千金翼方》里同样明确定窑白瓷的作用。我们的古陶瓷学者没有关注过药典，就像没有关注过唐诗宋词一样，明明北宋诗人张先（990-1078）在他的《劝金船·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词中描写过“绿定见花影”，（参见2018年8月5号今日头条发表的“重大发现，谁帮我们破解了尘封千年的绿定”）却说绿定史无记载。

隋、唐时期的定窑不仅生产出了白釉，还有双色釉、酱釉等作品的生产，且开启了装饰性的纹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定州发现唐人李基墓，罗振玉《俑庐日札》记载：“李基官至越州都督府长史，封敦煌县公，葬于咸亨元年（670）四月。墓中有明（冥）器，瓷坚固如石，釉色莹如玻璃，色白而不滞，略如定器。”足见这一纪年墓没被重视，且证明了初唐时期定窑白釉的釉质、色相及瓷质情况。参见《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以下简称为《定窑探索》）上册第四节：纪年、准纪年出土报考，第45页。

定窑特有的“凸莲瓣纹”装饰

《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上、下册）沙家櫪著

唐代定窑最有标志性的就是凸莲瓣纹的兴起。莲瓣纹作为佛教圣洁的代表，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就渐渐开始流行，四系凸莲瓣纹罐作为六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北方一种罐，南北窑口都有，以北方窑口为凸出，也是那个时代标志性的典型器物。这种凸莲瓣纹到了中、晚唐的定窑瓷器上表现得更为写实。

在瓶腹上凸起莲瓣纹装饰应该是定窑特有的纹饰之一，影响至井泾窑、缸瓦窑等（参见《定窑探索》下册53页及首都博物馆藏缸瓦窑同款瓶）。晚唐、五代定窑的螭龙流莲瓣纹持壶，更把凸莲瓣纹移植到了执壶上，螭龙流沿袭两晋鸡头壶的形式（参见《定窑探索》下册第151页），以及晚唐定窑白釉覆式莲瓣纹盘（参见《定窑探索》下册第111页）。此时有诸多唐代巩县窑圆雕莲花瓣纹的陶器，和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盛唐紫檀漆绘圆雕莲花瓣托都能相互印证那个时代的风尚。

在圆器上也多有表现，六瓣盛开的莲花纹与唐代铜镜上的莲花纹如出一辙，充分体现了它们圣洁的美好寓意。晚唐定窑的莲瓣纹碗也是时代性很强的器物（参见台北故宫藏晚唐定窑莲瓣纹碗），唐代竹节纹高浮雕莲瓣纹烛台的凸显与盛唐佛像底座上的表现形式一致。（参见国家博物

馆藏唐代邢窑烛台，参见《定窑探索》下册第67页）。

隋、唐在河南巩县窑、湖南长沙窑都生产绿釉作品，况且，1999年黑石号的沉船也给我们很多值得重新认识唐代陶瓷的启示。比如绿釉玉璧底盏，刻有“盈”字款，还有一件绿釉盏刻有“进奉”款字，以及长沙窑的五瓣花口印龙纹盏等，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那件唐代长沙窑印龙纹盏与唐代定窑印龙纹盏形式、纹饰、五瓣花口都几乎完全一致，这足以说明那个时代的流行风格和审美取向的一致性，也可与世界各大博物馆藏的铜镜纹饰加以对比，相互印证。

本页唐代定窑凸莲瓣纹瓶（上图）

孙思邈 《千金翼方》关于定窑白瓷的记载（下图）

定窑“印花”及“模印贴花”

唐代定窑不仅有完美的印花技术，而且模印贴花技术也很完善。比如过去我们常被误认为的贴俯首六方、八方、圆洗是邢窑作品，其实都应该是定窑作品。这种工艺的发生、发展的脉络，出在邢窑产品中无处可寻，而在定窑作品中有初创、演变、发展的脉络（参见《定窑探索》下册第37页），这种技术应该是受到北方某个瓷窑产品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山东省青州市七级寺出土的南北朝白釉贴俯首高足豆残器，代表了早期北方白釉器物的贴印技术，以及美国Buffalo科技馆收藏的九世纪河南白釉贴印佛像高足豆，都能看到这种工艺技术的发展。贴俯首在定窑、邢窑都有，但是在这类洗上多伴有竹节纹装饰。竹节纹装饰是比较典型的定窑有代表性的纹饰之一，而在邢窑作品则极少发现竹节纹装饰。

定窑“高浮雕”

唐代定窑的高浮雕技术也是非常了得，不仅把龙纹雕刻的栩栩如生，盘在竹节颈的烛台下，彰显唐代定窑窑工们的高超技法，更把实用的烛台艺术化，成为经典的唐代定窑圆雕作

品的标杆。类似盘龙烛台在唐代巩县窑有产品问世，可以看出定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巩县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对页唐代定窑覆式莲瓣盘（上图）

对页唐代定窑贴印俯首八方洗（上图）

唐代定窑刻划鸟形水盂（下图）

定窑“篓雕”

钱宽墓（唐昭宗光化三年，即公元900年）于1978年10月被发现；水邱氏墓（天复元年，即公元901年）于1980年9月发现，两个墓出土了几十件“官”、“新官”定窑白瓷，还有一件定为国宝的越窑秘色篓雕如意祥云纹大薰炉，与唐代定窑的篓雕祥云纹五兽足大薰炉如同孪生姐妹。篓雕是将器物的局部雕透呈镂空状，篓雕在唐代定窑作品虽然极为罕见，但是与浙江省临安晚唐墓出土的秘色瓷褐彩大香薰几乎一致，只是炉顶上面的葫芦顶遗失了。其实这种篓雕技术在晚唐、五代的定窑产品还有个确切的出水纪录，那就是2004年印尼井里汶沉船打捞出来的五代定窑篓雕海螺，它再一次见证了篓雕技术在晚唐、五代的成熟。北宋时期的篓雕技术依然延续，只是流传下来的实物太少。

定窑“刻花”

唐代定窑刻花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虽然唐代刻花工艺已经形成，但是还没有完全流行起来。早期的刻花还是比较潦草、简单，在没有白色化妆土的衬托下显得白中微微闪青。三兽面足流行于盛唐时期，初唐沿袭汉代的三兽面足，到了中、晚唐三兽面足演变成三兽爪式足，再晚些就成了三乳丁式足，我们观察器物的细节就可以发现它们的演变过程。施有白色化妆土的器物显得纤细白嫩，本文插图中的“鸟形水丞”也再次证明了唐代定窑刻花的存在，这件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邢窑鸟形水盂十分接近（参见今日头条“试谈唐代定窑白釉鸟形水丞”）。

本页唐代定窑印龙纹五瓣出筋盏

定窑刻花技术发展到了晚唐、五代渐渐流行起来，纹饰从疏到密，初唐流行的墩式碗偶尔还能在晚唐看到，只不过胎骨更加坚薄，不再是厚胎平实足或玉璧底足，而是圈足。有些还刻有“官”字款，本文插图“晚唐官子款缠枝莲纹墩式碗”标志着晚唐定窑宫廷用具的样板。晚唐定窑白釉刻缠枝莲花纹玉壶春瓶的出现，是受到魏晋、南北朝南方青瓷壶造型的影响，只是造型更加秀美。虽胎体尚厚，但造型已经精准婀娜多姿，开启了玉壶春瓶的先河，为五代、北宋定窑及诸窑树立了一个审美的标杆，代表了晚唐定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也堪称定窑历史上的第一高峰。晚唐定窑荷叶式玉璧底笔舔也是晚唐定窑的代表性作品，窑工们巧妙地用开的荷叶面作为笔舔的面，曲折的荷叶边把死板的平面变得生动传神，即实用又有艺术性，成为文房中不可或缺的佳器（参见《定窑探索》下册第47页）。同类作品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官”字款的荷叶式笔舔。

对页晚唐定窑篓雕刻划祥云文香薰（左上图）

唐代定窑玉璧底笔舔（右上图）

唐代定窑白釉刻缠枝莲纹三兽足盖罐（右下图）

定窑“双鱼穿带”

定窑“官”字款

唐代定窑“官”字款据专家们考证大约在九世纪中开始出现，当然这种款应该在五代也有使用，到了北宋也曾仿制晚唐“官”字款的风气。从众多考古资料显示，最迟的是有纪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官”、“新官”定窑器物、陕西唐代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带“官”字款的定窑、西安北郊火烧壁出土的六十多件瓷器有33件定窑白瓷等，这些充分证明了唐代定窑“官”字款的存在。唐代定窑白釉划祥云纹卷口竹节颈瓶就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杰作（参见《定窑探索》下册第101页），与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唐三彩卷口小罐造型一致。1969年定州贡院净众院塔基出土的同类划祥云纹瓶是唐代的延续，再一次证明十世纪之前划花工艺的存在。任何一个出土纪年都只是生产年代的下线，也就是说最迟生产不晚于此。

综上所述，唐代定窑白瓷不仅有凸雕、篓雕、划花、刻花、印花、贴塑、圆雕、竹节、压花、拧麻花等等众多工艺，还有酱釉、双色釉、高温铁红釉、紫釉、兔毫、点彩、青釉等品种。但是主要还是以造型为主，带装饰纹的器物还属于极少数，有些只是使用了简单的装饰性纹，比如最简单的压瓜棱腹装饰、拧麻花柄、竹节颈、卷口等等。有些是多种工艺于一身，有些是单独使用。

本页晚唐定窑竹节颈压瓜棱腹盘口执壶

虽然，唐代定窑带装饰纹的不多，但也可以列举出二三十种典型的范例。北宋之后，定窑装饰纹蔚然成风，装饰纹成为了定窑的一种时尚。所以人们的印象是北宋定窑的工艺，却不知道唐代定窑的装饰工艺早已成熟，只是运用的不多而已。任何一个窑口的产品都有精粗不等的情况，定窑也不例外，虽然隋、唐定窑装饰工艺已经有了相当精美的器物问世，但多数作品还是质朴素面。不过总体来说，唐代定窑装饰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精粗兼备，为五代、北宋定窑装饰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