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超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评论家，生前曾在纽约大学任教，并首创媒体生态学专业。作为美国媒体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以对后现代工业社会及媒介文化的深刻预见、尖锐批评、深刻洞察而享有盛名。他的代表作有《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如何看电视》，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是对西方媒介体制转型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

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书中，波兹曼提到赫胥黎的预言，“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由于享乐失去自由，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认为，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问题不在于电视展示了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正是电视本身的性质决定它必须舍弃思想，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适应娱乐业的发展。在数字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波兹曼的论断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影

响力。

一、观点：从阐释时代走向娱乐时代

我们认识到的关于人类和世界的种种，并非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媒介是一种隐喻，创造了文化内容，并通过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1. 媒介即隐喻

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揭示事物实质的方法。波兹曼认为，媒介在不知不觉中指导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媒介形式会偏好某些特定的内容，从而最终控制文化。即我们所接触的文化，其实都已被改造，并非纯粹的文化，而是文化与媒介联姻后的产物。例如，人类创造钟表，时间被分割，从此失掉永恒，让大自然被漠视，上帝的权威被削弱;人类创造眼镜，被暗示天赋或缺陷并非最终命运。媒介用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将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证明着一切存在的理由。

2. 媒介即认识论

媒介在无形中影响着文化，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真理（知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讲，媒介即认识论。例如，非洲的一些部落会用谚语和俗语来解决内部纠纷，而对我们，谚语和俗语通常只用于解决孩子间的矛盾。再如，一位博士生的论文脚注援引一句口语，波兹曼会通过这个例子引出印刷文字和口头引用哪个更可信的问题，并回答出考官的问题，“你认为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实性无关，这是错误的”。在学术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著名的苏格拉底审判也与语言表达方式有关，苏格拉底证明人对修辞不够精通，是造成陪审员投票认为他有罪的一个原因。因为当时忽视修辞原则，杂乱无章地表达思想，缺乏正确的重点或得体的激情，会被认为是有辱听众智力或暗示着说话人存在错误。为此，波兹曼试图提醒我们要对印刷术的衰退和电视中心文化带来的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的退步危险保持坦诚和警醒态度。

3. 媒介决定话语方式

波兹曼在书中阐述了印刷术和电视媒介如何选择它的话语结构和受众。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并对美国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波兹曼称印刷业时代为“阐释时代”，话语特征为“富有逻辑的复杂思想、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现在，“阐释年代”已逝去，“娱乐业时代”随着电报、摄影术的兴起如火如荼地发展并彻底融入美国文化。电视提供了一种“伪语境”和“假信息”，其唯一的用处是娱乐功能，用微妙的方式充当着指挥中心，影响着我们对其他媒介的使用。

波兹曼深情回顾了18—19世纪美国在报纸、小册子、畅销书及以印刷文字结构进行的演讲和辩论的作用下经历的民族觉醒和文化普及。“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印刷文字，或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这个事实显得意味深长，读者在阅读文字时，体味其内容便成为对智力的巨大挑战，因为文字排列有序、逻辑清晰的特点决定阅读是一项严肃的理性活动，有利于心智的培养和文化的形成。

波兹曼用出版业的兴盛、作家的受欢迎程度、辩论双方的表现和措辞、听众的反应、文学创作的辉煌来说明18—19世纪中期美国阅读的黄金时代，大众文化是多么的体面和充满意义，人们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境界都是今人所不可比拟的。以牧师和律师两个职业为例，18—19世纪美国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组织被一种质朴、博学的话语形式统治着，而律师则是“脑力劳动的一个特权团体”，具有超常的读写能力和理性思维，就连广告，现今看来最违背理性建立于煽动非理性基础上的行业，在当时也是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

4. 媒介决定生活方式

美国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界限越来越难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逐渐改变。波兹曼并不批判电视的娱乐性，而是担忧与电视媒介相适应的话语结构把娱乐变成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电视媒介利用它特有的“魅力”把新闻、宗教、政治、阅读活动、教学（教育）等较为严肃的公共事务“把玩于股掌之中”。他以电视媒介惯用的口头语“好……现在……”为切入点，展现电视如何向观众传送不被察觉的“假信息”—不是指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波兹曼在分析电视节目内容和话语特点时，选取一个自以为非常“严肃” “负责任”的访谈节目进行分解，最后得出：这个貌似严肃的访谈节目仍然不能免俗，只不过是嘉宾的表演更加专业，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是“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的，即它需要掌声，而不是反思。波兹曼对无孔不入的“电视广告”进行分析，并探讨了电视文化下“形象政治”等各种问题，发现电视也将政治、阅读等各种活动娱乐化了。他列举电视节目《芝麻街》和教育课件“咪咪的旅途”的例子，略带讽刺意味地指出“这让学生知道了学习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娱乐的方式出现，而且必须这样”。

波兹曼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是奥威尔式的，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二是赫胥黎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因此，他建议：提高媒介意识，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才有可能对电视、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寄希望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虽然希望渺茫但不能失去信心。

二、评论：驾驭与反抗—人类与技术的永恒角力

如果说媒介是人的延伸物，那么没有任何一种媒介能够代替人本身。例如，在与他人对话，直接观察某物时，我们可以用耳朵听，从语调上分析内容的真实、情绪的起伏;可以用眼睛看，观察他的肢体反应、眼神变化等。这会让我们得到的信息真实有效得多，筛选信息的过程也会变得更为精确和丰富。但任何一种媒介都不能同时综合人的五官功能并代替我们，网络这种集合声音、视频、文字的多媒体方式归根结底是“拟人”，而不是人本身。

人类在驾驭和反抗技术的过程中逐步成长和成熟起来。人一直在创造媒介、享受媒介带来乐趣的同时又与媒介进行“角斗”，避免外物在实际意义上取代人类。无论是波兹曼的悲观论，还是莱文森的技术乐观论，其实都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回答—人类是被媒介驾驭甚至“娱乐至死”，还是可以主宰自己创造的东西，扭转这种被弱化、被娱乐、被取代的命运？其实，人类随时都面临着挑战和危机。有人说，科技的进步来源于人类的惰性。避免任何事情都亲力亲为，人类有必要发展自己的延伸物，但延伸到何种程度？如果人最终放弃所有作为人的权利，是否还称其为人，又何谈人的主宰？人类创造技术，享受技术带来的好处，但同时也要警醒对技术的高度依赖，包括媒介。

然而，人容易被欲望控制，哪怕这欲望是健康的，如同波兹曼书中提及的：憎恨的东西也许不会毁掉我们，而是我们有可能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奥威尔担心有形的专制主义，强制和压迫横行;赫胥黎担心人类处在温柔梦乡中浑然不觉，成为庸俗文化的傀儡，失去思考尤其是严肃思考的可贵品质。然而，这两者殊途同归，后者是一种更为隐秘的专制，一种换上伪装面孔、披上柔情脉脉面纱后的专制。技术与媒介不仅能“控制”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还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离。现代技术的发展，在拉近人通信距离的同时，也会造成人心灵距离的疏远，尤其是使家庭变成符号性、现代化的附属品。一家人可以团聚，但各自玩手机、看电视、打电脑……唯独没有面对面的谈心。对很多孩子来说，网络、游戏代替了父母、朋友的“温暖”。技术在发展，但人与自然在分离，人与家庭在分离，人与他人在分离。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少了面对面的教育交流，智慧、心灵、劳动能力的涵养就会变成单纯知识的传输，成为人之本质实现、发展的重大阻碍。

《道德经》有云：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意为不炫耀那些能够诱发人贪欲的东西，可使人之心不乱。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自由，人也是自己思想的俘虏。如果追求自由，那么我们本身就是“自由”的俘虏，也就不再自由。正如卢梭所说：“人生来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同样地，一个人依赖于某样东西，在享受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沦为傀儡。人常常比自己想象得脆弱，在真正的考验与诱惑来临前，总觉得自己无坚不摧，但在诱惑摆在面前时又难免沉沦。面对技术的诱惑，关键不在于人类有多高的智力和意志力，而在于人类独立的程度。明智的做法是：在尚有理智时，保持距离。

三、讨论：我们会“娱乐至死”吗？

波兹曼在影像时代的警世危言，让深处网络时代洪流的我们有几分赞叹，也有些许思索，我们应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为什么要思考。庆幸的是，在争辩中，我们似乎开始生成某种“媒介意识”。

1. 李君：媒介让我们被捆绑于“社会共同体”

生活中的哪些工具“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呢？手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移动电话被发明后，它创造出社会的一种新文化，那就是社会形成一个比以往更紧密的“共同体”，很难容许个体有逃离的倾向，会一直提醒我们属于社会，是社会中的一员。如果给我们留有一段时间，在一个与外界基本隔绝的空间中生活，手机关机，没有网络，没有外人打扰，休息几天，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每当我们真正想关掉手机时会有许多的担心：会不会漏掉某个电话而耽误重要的事情？会不会有人担心我们……这些担心使我们不敢关掉手机，于是仍然重复地生活在一个被各种网络（联系方式）捆绑的世界中。

工具通过所承载的内容影响人类。例如，我们依赖手机，并不是手机本身作为物的特征，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社会关系。让我们担心的、守候的不是手机本身，而是它可以带来的一条问候短信或一个温暖电话。

2. 胡婧：没有重量的娱乐让我们“负重累累”

波兹曼在写《娱乐至死》猛烈抨击电视破碎信息割裂文化时，一定没有预料到今天的网络把娱乐进行到底的决心和重塑文化、制造怪胎的疯狂，否则书名大概会叫Amused Ourselves to Death了。

现在，很多人已经应邀开通校内网和脸谱（Facebook），在通信方面全然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突然间发现这种互动功能极其强大的网站已经到了令我们害怕的程度。是的，我们可以轻松地联络到想找的朋友，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互相留言或自说自话，不夸张地说，这令我们望而却步。我们在其中没有得到思考或关怀，只是娱乐，而没有重量的娱乐却令我们“负重累累”。

3. 李瑛：让狐狸“强大”起来的是“老虎”

“狐假虎威”这个成语让我们明白，真正能让“狐狸”强大起来的是背后的“老虎”。因此，在反省所有工具、媒介、技术等外部物品带给我们的影响时，要先从反省自身开始。如果我们很在乎某个东西，那它就会变得“重要”。

我们为什么觉得有被技术所累或被工具驾驭的感觉呢？这与我们使用工具的方式有关，过度地使用工具随时可能吞噬我们的宝贵时间，并且产生依赖感。我们应该有选择地利用这些工具，真正地成为工具的主人，而非奴隶。我们多多少少地都会被外物所驭，大到对金钱、权力等身外之物的追逐，小到被各种烦琐事情缠身。这是代价，源于事物的两面性—当我们享受它的好处时，必然要承担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关键在于“定力”。

任何一种新信息技术、媒体形态的出现都有一定程度的意外性，但其形成和存留却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性。存在即合理。各种现存的媒体形态说到底是人们信息交流和传播的一种手段，是一把双刃剑，结果全在于使用者对尺度的把握。

4. 李君：保卫孩子—充分信任与适当保护

波兹曼说，“没有前提、没有难题、没有阐述、重视觉刺激的教育（教学）只能被称为娱乐”。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如何保护信息时代的学生呢？

现在，孩子每天都会在网络的信息大潮中“游泳”。我们可以直接把孩子推下去，相信他对信息有判断和辨别的能力，也许孩子会呛几口水，然后慢慢摸索何谓对、何谓错，怎样“游”才能达到目的地且不入歧途。但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孩子一猛子扎进去，再也浮出不来。怕危险，永远不让孩子下水的逃避做法，是因噎废食;缺乏对孩子能力的信任，每时每刻寸步不离地守着，孩子永远也学不会游泳;直接把孩子推进水里，又太过粗放，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那么，不如先教会孩子一些基本动作，给他们“救生圈”“浮板”，允许尝试，慢慢引导，循序渐进，直到最终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畅泳”。充分的信任外加适当的保护，才是正道。例如，父母让孩子使用网络时，同时也要教给他们学会使用和辨别信息;学校开设信息教育课程，要系统地向学生讲述如何使用网络而不被其所害。

笔者认为，网络教育并不能完全代替传统教育。作为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与认知科学的结合，网络教育以一种现代潮流的姿态出现。波兹曼痛批电视世界支离破碎的公众话语，网络教育交流也是如此。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不仅包括知识的习得，也包括人的“知、情、意、行”，对于这些，教育都要培养。虽然国家每年会开展大量的“网络德育”研究，但在道德培养方面，面对面的讲授和交流活动来得更有效。按照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说法，学校教育的最大作用在于人的社会化。除了接受知识外，更重要的是接受社会规范。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最强大的一个力量是道德教育，而在这方面网络教育是有所欠缺的。著名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指出，“智慧、心灵和双手—三者的整体运用和和谐就是一般发展的本质”，缺少“双手”的教育和忽视“心灵”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对于波兹曼所提到的“娱乐问题”，网络教育要有所警惕。宏观上，我们应注意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有机结合以取长补短;微观上，教师在网络教育进程中应注意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及理性话语的表达，关注道德引导及情感互动。

《娱乐至死》的观点无疑是“技术至上”的，过分突出技术的作用，强调宏观的、结构性的实践，忽视了历史和社会中的个人实践、个人能动性。媒介作为话语实践形式的一种，只是承载和揭示了人类生活的冰山一角，在媒介之外，有着人类实践形式的广阔空间。不过，《娱乐至死》仍然是媒介研究的经典之作，因为好的研究通常有两类意义—突破常识或恢复常识，波兹曼的研究突破了人们的常识，让人觉得“错愕”，却又深深叹服，北京师范大学康永久教授如是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