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继波，马 越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一、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的背景

1926年冬天，斯文赫定来到中国，他接触了当时中国社会许多的重要人物。1926年11月21日，斯文赫定在北京同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前任所长丁文江取得联系。在农工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瑞典籍)积极鼓动下，他与丁文江草拟了关于到中国西北内陆地区考察的协议。协议规定“要把前去内蒙古和新疆考查所得的地质和考古材料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一俟中国有相当研究机构，再送还中国一套副本”［1］。这一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声誉的协议一公布于世，就遭到了中国各界的一致反对。中国的学界、政界极力声讨，谴责此协议。草拟的协定还规定“要中国派地质工作者二人伴行，负责在西行途中与当地官厅接洽，待考察人员抵达新疆后中方人员即刻返回，由瑞典人接替，继续进行考察”［1］。在中国领土上考察不允许中国人参与，却要求为考察活动提供便利，这一规定是对中国主权肆意践踏。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政府无暇顾及文化保护这些的现状，许多中国人也在利益面前丧失了民族、国家观念，违背良知，倾向利益一端。

据袁复礼介绍，当时丁文江为安特生所看好，丁居于安特生家中作为客人，给予较高待遇。国家处于危难时期一些人对外只知屈服退让，只顾个人利益和安危，不会甚至也没有那种保护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识。对内也不过是利用自身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肆意而为。1927年3月7日，丁文江与斯文赫定所草拟方案披露之后，中国社会各界纷纷声讨，反对将中国文物运往国外，反对外国考察团对中国西北进行考察。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对中国进行探险和考察活动，往往是借着考察的名义对中国进行盗宝，有时也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探路活动”，借探险名义，在中国绘制地图，勘测地形地貌，刺探军事、资源等情报，充当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先行官。

当时国内学术界保护本国优秀文化的意识是很强的，他们也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学术研究。但国家动乱、内忧外患不断，既缺少这样的环境，又缺乏资金和技术，还需抵制国外压力。他们积极与他国的联系，为争取资金和技术创造条件，但反对外国人对中国进行单独的探险和考察。因此，此次商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正名问题”，即所得文物归属。经过近半年协商，对考察成果做了以下规定“规定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主体，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刘半农在京负责考察团的理事会，检查并指导该团进行的一切事务;经济方面接受斯文赫定的资助”［1］。这对保护我国文化遗产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考察团的成立

经过几次会议协商，最终决定派刘半农为中方代表与斯文赫定谈判。刘半农与斯文赫定经过十余次商讨，于1927年4月26日在北京大学签订了协议《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所订合作办法》共十九条。

“我国学界同仁们很长时候就感觉到知识、科学的无国界性，研究科学，增进人类知识荣誉，则当归各国。我国从前对学术方法不甚讲求，尤其是自然科学。近来从各国留学返国的人已有自行研究能力，内忧外患阻碍了研究工作的开展。至于外人方面，则利用其优越财力，对于我国的科学材料‘予取予求’，而对于珍贵不可多得的材料，则巧取豪夺，运送境外!如果这一类的情形不能得到管束和遏制，则我国学术的前途，要遭受到无可估量的损失”［2］。这是徐旭生在考察团成立前提出的设想，以及对中国学界的评论和开展工作的计划。国内学界的很多同人对他的这个想法表示认同。此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为对中国西北的考察积极奔走。斯文赫定同丁文江草拟的协议被否定后，斯文赫定也做出让步。双方经过几轮的协商谈判，确定了对中国西北各省份考察的合作办法，考察活动得以实现。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所订合作办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份平等的科技协议，商讨中确定的三点精神也成为此后外国人来华探险和考察的先决条件与合作的基础原则。此三点精神如下:“①在中国许可的条件下组成中外考察团，设中外团长各一人;②全部经费由外国负担;③考察搜集品交由中方保存。”［3］可以看出正是中国学界对于那些外来的压力敢于直接面对，据理力争，积极奔走，才使得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至于被盗取;才使得这些优秀文化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得以问世;才让我们有条件开掘沉睡在西北腹地的文化和宝藏。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后展开了对内蒙古等中国西北内陆地区为期八年的考察。在考古学、地质学、历史文化学、简牍学、民俗文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此外，他们的考察活动也开启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为当代人进行研究提供了便利，具有开拓意义。同时，他们记录的大量有关内蒙古当时的资料，对于研究内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考察团的考察活动也被誉为“开创中外科技合作之先驱”的成功之举［4］。

三、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具体组成状况

考察团共对内蒙古进行了两次考察。第一次西北科学考察自1927年5月开始，但其间也进入到甘肃、新疆等省，即使大队伍入其他地区时，考察团中也有部分成员留在内蒙古，并在内蒙古建立了许多气象观测站和营地。第二次是1933年10月至1935年3月，国民政府出资“汽车考察队”勘测修筑绥新公路，这次考察也被列为科考团的一部分。

(一)中方代表团

先后两次为期八年的考察，科考团成员多次变化。现将整个考察期间中西方主要代表团员名单整理为表1。

表1 整个考察期间的中西方主要代表团员名单

从中方代表团人员名单，不难看出中国学术界对考察活动的重视，以及这些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他们为保护祖国的文物和文化而积极奔走，无私奉献，在条件如此艰苦的时期和地域也坚持不懈地进行考察。当时学术界的佼佼者和大学优秀教师的生活已相当安逸，他们有高额收入、稳定的工作，但为了维护祖国文化，不辞辛苦，发扬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在艰苦的西北内陆坚持奋斗八年，他们的足迹遍布荒漠和荆棘的西北内陆。时至今日，考察活动已近百年，风沙早已掩盖他们在西北陆地上的足迹，但是他们的精神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情怀却是无法泯没的。

(二)西方代表团

西方代表团以斯文赫定为团长，组建考察团初期，成员来自丹麦、瑞典、德国三个国家，共17 人，考察活动开始后，又陆续有几位国外人加入其中。通过查阅资料，将前后两期的西方代表团成员制成表2 和表3。

表2 西方代表团初期考察成员表

表3 考察团西方代表团后期加入成员表

西方代表团中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中国历史文化高度重视。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学识，对于中国文物的发掘，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业和领域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四、考察团考察活动特点

(一)考察团队伍庞大，人员和装备齐全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国没有实力支撑这样一次考察活动。这一支中外合作的队伍集中了当时一批相当优秀的学者。考察初期，中西双方成员27 人，之后又有十余人陆续加入。考察活动开始后，加上雇佣工人，这支队伍多达60 余人，购置骆驼260 多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组织规模如此庞大的考察是很难的。在当时一段时期，除中瑞考察团外，还有三个中外合作的考察团，即中美考察团、中法考察团和斯坦因组织的考察团。中法一队多为法国人且以东方风俗观光为目的。中美一队的考察限定在生物、地质、地形等方面，在人员配备上也偏于此。斯坦因的考察因为各种因素又被制止［5］。由此，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队伍和装备方面的全面、宽泛是毋庸置疑的，考察团集结了国内外相当一部分优秀的学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其知识储备保证了考察的成功。

(二)考察范围广，领域全

考察团自包头开始考察，一直到额济纳河流域，进入甘肃和新疆，几乎横跨了大半个内蒙古。在考察中他们又分为北、中、南三队，分别从不同的路向额济纳地区开进，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内蒙古中西部广阔的土地。在斯文赫定所著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书前图片部分附有考察团在内蒙古的行进路线，显示了考察团在内蒙古考察范围之广阔。同时，考察领域也非常全面，在古城、古长城、文物、寺庙、石器等方面均有发现。在有关斯文赫定见闻的民俗文化方面，通过斯文赫定的视角论述了内蒙古地区二人台、蒙古民歌的历史文化价值［6］，又通过论述斯文赫定见闻的内蒙古地区民俗文化论述了开展民俗文化教育的必要性［7］及具体开展的措施［8］。可见其对现实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

(三)持续时间之长

自1927年5月中旬考察团来到内蒙古，开始考察活动，直到1933—1935年勘探绥新公路为止，考察活动持续8年，即使考察团的大部分人员开进新疆、甘肃或者返回北京，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员留在内蒙古，他们或从事考察团工作，或从事气象站工作。在这8年里，在内蒙古一直存在考察团成员的活动。而同期的其他三支中外考察团，中法科学考察团以失败而告终，美日亚科学考察团仅存在短短的5 个月就草草收场，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受到中国方面严重攻击被迫结束，只有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持续存在达八年之久［3］。

(四)考察人员来自不同学科领域，人员配备齐全

考察团的三十几位成员均是国内外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员，正是考古学所需要的，同他们是内蒙古考察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基础。崔璇曾指出:“考古学需要利用地质学、古地理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以及地理和物理等技术。”［9］可见其对考察团在内蒙古考古方面取得成功所起到的作用。这也为考察活动在考古方面取得成绩奠定了基础，如邓云和王可云《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考古方面的成就》［10］、孙芬和崔思朋《王傅德风堂碑与汪古惕王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11］等等，由此不难发现考察团成员配备的齐全以及学科领域的全面。

［1］袁复礼．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J］.中国科技史杂志，1984(1)．

［2］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序言．

［3］王云．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四次中亚科学考察的比较［J］.敦煌学辑，1998(2)．

［4］中国地质学会．开创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67．

［5］林婧．近30年来居延汉简研究综述［D］.烟台:鲁东大学文学院学士毕业论文，2011．

［6］崔思朋，董昊．斯文赫定在内蒙古地区民间艺术方面的见闻纪略——浅谈二人台与蒙古族民歌的历史文化价值［J］.艺术研究，2015(1)．

［7］陶继波，崔思朋，孙芬．从斯文·赫定的见闻纪略看开展内蒙古民俗文化教育的必要性［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3)．

［8］陶继波，崔思朋，夏琳．斯文·赫定日记里的内蒙古民俗文化——兼论开展民俗文化教育的必要性与途径［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7)．

［9］崔璇．论内蒙古考古［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2)．

［10］邓云，王可云．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考古方面的成就［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7(3)．

［11］孙芬，崔思朋．王傅德风堂碑与汪古惕王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J］.黑龙江史志，20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