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明

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存在论基础是“对象性的活动”原理，并以此为根据，瓦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抽象的对立关系，建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关系。同时，马克思把社会历史的向度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建立了自然和历史的非思辨统一。马克思把“人的解放”与“自然界的复活”统一起来，深入到现代世界的本质中而展开了对现代性生产的批判。马克思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的现代社会批判，既与自然生态问题上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划清了界限，又与自然生态问题上的伦理批判主义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自然；政治；对象性的活动；现代性生产

D09.1A006507

马克思存在论基础上的自然概念，真正触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在“对象性的活动”或“感性的活动”即实践基础上，建构了人与自然之间现实的、原初的关系。这种自然观，要求用社会历史、政治的眼光看待自然问题，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解决诉诸于社会改造的历史性实践，把人的解放与自然界的复活统一起来，对既敌视人又敌视自然的现代性生产进行了历史的批判，从而为当代自然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提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

一、 马克思存在论基础上的自然概念

“自然”问题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离开此种关系来谈论“自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在西方近代哲学中，这一问题是以近代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言说的，并在“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对立形式中表现出来。此种言说方式和表现形式在黑格尔哲学中最为明显和完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哲学就是在绝对精神的基础上，把“实体”理解为“主体”，并借助于思辨辩证法来扬弃和克服人与自然之间抽象的对立关系，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之矛盾的逻辑的、思辨的和解。就此而言，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概述和评价是值得重视的。马克思说道：“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①黑格尔试图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抽象对立关系，可是，由于其绝对精神基础上的形而上学和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黑格尔要和解人与自然关系的任务并没有实现。因为，黑格尔的自然界还只是抽象的自然界；他也只是在逻辑和思辨的范围内达成人和自然的统一，没有真正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在黑格尔看来，自然只是理念的异在或外在化，是绝对精神的产物，“自然是作为它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②。在他的哲学中，精神要达到自我意识从而实现自身，自身的外在化乃必要环节，外在化及扬弃自身回到精神就构成自然的规定。其结果是：“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6、332页。；人和自然仅仅成为黑格尔哲学内部否定之否定运动的一个环节，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在绝对精神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运动圆圈中达到了抽象的、思辨的统一；“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②。

问题的症结归诸于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只有对近代形而上学基础的批判，才能真正揭示“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才能真正切中人和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这一批判性工作由费尔巴哈开启，而最终是由马克思来真正展开和深入的。费尔巴哈的开启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诚如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7页。简要说来，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以自然的感性的人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让感性重新回到了哲学的怀抱，并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了感性—对象性关系。在费尔巴哈看来，“新哲学将人连同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4页。；人的存在离不开自然这个对象，人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⑥《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9页。，人的本质要由自然这个对象来确证；“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⑥。

然而，费尔巴哈仍未最终摆脱近代形而上学的命运，就他“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240241页。。因为，费尔巴哈讲的对象或自然，仍然是直观的对象，即“二重性的直观”，人与自然仍然处于抽象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这就是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费尔巴哈只是实现了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的倒转，并没有真正触动形而上学的基础，因为，他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778页。于是，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人”仍然是抽象的、思辨的，不是现实的人，现实的自然，并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处于抽象的、彼此完全脱离的状态。对此，恩格斯有较准确的评价：费尔巴哈“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⑨

上述分析可知，没有看到“感性的活动”，没有把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来考察，没有从社会历史关系去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费尔巴哈未能根本上动摇形而上学基础，未能真正切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根本原因。可以这么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排除了社会历史的向度，这是费尔巴哈哲学最深刻的教训。“感性的活动”缺失，以及由此导向的社会历史向度的缺失，导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费尔巴哈没有看到，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对社会历史向度的排除，导致了“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页。

如此看来，人与自然之间现实的、历史的关系的真正确立，本质上仍取决于一种新哲学的革命。这种新哲学要从存在论上动摇近代形而上学的根基及其“意识的内在性”基本建制；这种新哲学要离开原有的形而上学哲学“这块土地”而进入到实践和社会历史的领域，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这场新哲学革命是由马克思来开辟的。马克思以“对象性的活动”或“感性的活动”即“实践”的原则，在存在论的根基处洞穿了近代形而上学所固守的“意识的内在性”原则，瓦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抽象对立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地阐发了“对象性的活动”原理，即“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括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③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第309页，第307308、335页。在这里，借助于“对象性的活动”（之后被马克思表述为“感性的活动”、“实践”）原理，并通过与“纯粹的活动”的根本区分，马克思决定性地破除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纯粹的、抽象的理论定向，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中拯救出来了。在近代形而上学传统中，作为人之对象的“自然”（客体），是由“人”、“我思”（主体）从“纯粹的活动”即意识活动中“设定”出来的，也即是由作为主体的人设定或理性纯思辨地推理出来的“异己的对象”，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对立关系中。相反，在“对象性的活动”基础上的存在论境域中，马克思以“对象性的活动”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和出发点，意味着人（主体）与自然（对象、客体）之形而上学抽象对立关系的根本消解。因为，作为“对象性的活动”之主体的人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它无需通过“纯粹的活动”把自然设定为自身的对象；它的本质规定中本身就包括对象性的东西，即它向来已经在外，“它本来就是自然界”。

在上述“对象性的活动”基础上的存在论境域中，马克思所揭示的根本意义在于：其一，确立了“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③原则，瓦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抽象对立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对象性的活动”在存在论视域中就意味着自然界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也即后来海德格尔所意味的“离开意识领域以及属于意识的表象之领域”、“由自身而来的在场者”。[法]F.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译，载《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657页。由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关联得以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的根据和缘由也才能得到理解。正是在“对象性的活动”的存在论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自然的本质”；“感性的自然界”，直接是另一个对人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⑤

其二，从社会关系、社会现实即历史的本质中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的非思辨的统一。既然“对象性的活动”在存在论境域中意味着自然界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那么也就意味着自然界和人之立足于自身的整个历史展开过程，意味着在这一历史展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因此，在马克思的存在论境域中，“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不是相互对立的存在，因为，正像“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8、307页，第301页。正是基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之社会历史向度，马克思才强调，“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②

二、 马克思自然概念的政治意蕴

马克思最重要的思想贡献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引入了社会历史的向度，这也是其自然概念最富有当代意义的根据。因为无论是对自然的理解问题，还是与此相关的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都不是抽象的、单纯的自然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或“社会现实”中，从社会关系、政治的维度来理解“自然”，把“自然”的问题历史地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历史性原则及其根本意义，当代哲学家有许多肯定性评价，其中，海德格尔就是一例。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道：“因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但由于无论胡塞尔还是萨特尔……都没有认识到存在中的历史性因素的本质性，故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实存主义，都没有达到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那个维度。”[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01页。

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或“社会现实”中，马克思的自然观就必然通达社会历史和政治的领域。这是理解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原则高度，也是马克思的自然观区别于其他人的自然观的根本之点，更是马克思的自然观具有当代意义的根据和原因。以费尔巴哈为例，由于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只是直观，由于他缺失社会历史的向度，因此，他的自然观无法通达社会历史和政治，“在这里，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进而，“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不可通过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6237页。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自然观通达了政治的领域，它包括着深刻的政治意蕴。大致说来，马克思自然概念的政治意蕴在于：在“对象性的活动”的存在论基础上，依照“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而历史地筹划着一条“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复活”相统一的解放之路；在“对象性的活动”的存在论基础上，依据社会历史的原则，深入到现代世界的历史性本质或社会现实中，进而展开了对现代社会的政治批判。

马克思自然概念的政治意蕴首先体现在其“人的解放”的思想中。众所周知，“人的解放”思想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首次进行阐发的，如何历史地实现人的解放也构成马克思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学术界通常更多地立足于“人的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来阐述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而对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之间的关系较少涉及。实际上，依据上述“对象性的活动”的存在论境域，依据“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原则，既然人与自然处于原初关联中，那么人的解放的问题也需放置于与自然的关系中来进行思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建基于“对象性的活动”的存在论，马克思破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抽象的对立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原初关系，把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自然的复活）联系起来了，把这两者都看作是人的解放的统一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与自然界之间处在“对象性的活动”的原初关联中，因此，我们既不能为了盲目崇拜自然而牺牲人的解放和自由，也不能为了人的解放而导致对自然的漠视和奴役。由此，立足于存在论的高度，马克思认为，实现了人的解放的社会（即“人类社会”或者“社会化的人类”），“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那里“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1、297页，第306307页。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目标，实际上也就是要在“人类社会”中同时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复活”。在此，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这两种“解放”相统一的思想之理解，就要领会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真实内涵。根据英国学者伯尔基的概括，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可以在三个维度上得到理解：其一，解放出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里的解放或自由，是人类理性在外部世界中的完全实现，是对人类潜能的理解以及对自然“外在的有用性需要”的限制，是对人类事务及其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和谐安排。其二，解放发生在人类社会范围内。这里的社会解放尤其意味着消除特定社会团体或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终结部分团体对另外一些团体的压迫、剥削，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在那里有自由的思想、行动，以及理性、多产、幸福和“社会”的个体。其三，是精神的解放。它的本质是对人这一物种的道德自由和自足的全面理解，即懂得理性的人类在自然及社会关系中是如此这般的自由、自创和自决，同时认识到整个宇宙没有一个外来的超越者。[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8页。这就是说，从“对象性的活动”基础上的存在论境域看，马克思说的“人的解放”作为一场具有原则高度的社会革命，它并不是与“自然界的复活”抽象对立的东西，而是历史地筹划“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复活”的同时实现。因此，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既要实现“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又要实现“人的自然的本质”。

马克思自然概念的政治意蕴除了体现在“人的解放”思想中，还更主要地体现在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所作的历史的批判中。马克思确立了“对象性的活动”或“感性的活动”原则，并且深入到现代世界的历史性本质和社会现实中，真正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定向中，社会历史向度的引入，确保了马克思能够把自然的问题引向社会历史问题和现代政治领域；确保了马克思能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诉诸于社会改造的政治实践问题；确保了马克思能够深入到现代世界的历史性本质和社会现实中而展开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在这种对现代社会的历史性批判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马克思自然概念所蕴涵的政治意义，即现代性的生产、抽象劳动瓦解了人和自然的原初关联，形成了人和自然的对立关系；现代性生产、抽象劳动具有敌视自然、敌视人的性质；要克服现代社会中人和自然界的双重异化性质，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复活”，就需要有改造现代社会的政治实践。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对象性的活动”之表现形式的劳动，在其整个历史展开过程中，出现了现代世界的现代生产、现代劳动（即雇佣劳动、抽象劳动）。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一方面，这意味着现代社会可以展开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可以取得伟大的文明成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现代社会中各种“异化”状况出现的可能性。就后者而言，现代生产、现代劳动或抽象劳动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瓦解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原初关系，改变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和态度。因此，马克思认为，“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1、390页。现代生产中出现的人的活动与对象的分离，以及抽象劳动的发展，导致人和自然的原初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人仅仅从“外在有用性”来看待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变成了人的“纯粹的有用性”。对此，马克思指出：“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④

因此，我们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抽象地看待自然界，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生产、现代劳动的异化性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自然界沦为“纯粹的有用性”的根本原因。诚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⑤

在马克思“对象性的活动”的存在论意义上，“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自然的本质”，“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②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4、274、301页。既然现代生产、现代劳动的异化性质造成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自然界变成了“纯粹的有用性”，那么，在现代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也陷入异化状态，变成了人对人的统治。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中，人对自然界的统治与人对人的统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马克思早期“异化劳动”理论中就有论述，马克思强调，“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②。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更充分地指证了以下事实：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自然界不再被看作是“自为的力量”，仅仅被当作是抽象的有用物，个人现在也受“抽象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很好地继承和发挥了这种观点。如霍克海默等人就这样论述道：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不仅仅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其支配对象相异化为代价的，而且随着灵魂的物化，人与人的关系本身，甚至于个体与其自身的关系也被物化了，个人被贬低为习惯反映和实际所需的行为方式的聚集物。[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2122页。

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界被沦为“有用物”，人被异化为抽象的物，其根源在于现代世界的本质中，在于现代社会的基础即现代生产、现代劳动的异化性质中。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对敌视自然、敌视人的现代世界进行历史性的改造，自然界才不再仅仅被当作是“有用物”，而是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才能使“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复活”成为可能。在现代世界的现实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人类社会”中，自然界成为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成为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在那里，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对此，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⑤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概念就不是一个有关自然本身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包括着深刻的政治意蕴的概念。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一种对现代社会及其基础的政治批判理论。

三、 马克思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两条界限

社会历史向度的引入，现代世界的社会现实的揭示，是理解马克思那种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划清了两条界限：既与自然生态问题上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划清了界限，又与自然生态问题上的伦理批判主义划清了界限。在当代的自然主题或生态环境主题上，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主要表现为利己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把自然界当作纯粹的有用物；伦理的批判主义主要表现为浪漫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它企图通过抽象的伦理要求和浪漫的批判来解决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

从马克思的“对象性的活动”基础上的存在论境域看，这两种倾向和表现形式无非是现代性意识形态总体框架中的两个极端，它们的实质其实是一样的，即都没有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本质中去思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没有看到现代生产、现代劳动是导致自然被沦为“有用物”、人本身也被异化的根本原因，没有把自然、生态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变革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实践。因此，划清马克思自然概念及其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两条界限，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及其政治意蕴。也唯有如此，才能彰显马克思哲学思想对考察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③④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7475、294、122页。也就是说，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看，既然以现代生产、现代劳动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敌视自然、敌视人的性质，那么，只有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中，才能最终克服和超越现代社会敌视自然、敌视人的局限性。这种“新唯物主义” 把人不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且是“感性的活动”；它把感性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它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本质和社会事实中，是“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因此，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一方面，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当代的生态问题上，不能陷入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相反地，马克思认为必须批判并实际地变革和改造现代性的生产方式及社会结构。因为，在他看来，既然自然仅仅被当作“有用物”并且人受“抽象统治”的根源在于现代性的生产和现代劳动，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必须经过社会改造的实践，变革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那种敌视自然、敌视人的境况。诚如恩格斯所言：“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5页。因而马克思强调，“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③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经过对现代世界的实践的、历史的改造，实现“人类解放”、“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现代社会那种敌视自然、敌视人的性质得以克服，“自由人的联合体”得以出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复活”得到实现。在这里，马克思与自然生态问题上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另一方面，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上，不能陷入伦理的批判主义。因为，马克思的“对象性的活动”或“感性的活动”基础上的存在论，要求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本质和社会现实中，那么，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看，他就不会停留于抽象的人和抽象的自然界，相反地，他看到了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即他把现代社会的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同样，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原则要求不能把未来“人类社会”与实际存在的现代世界抽象地对立起来，相反，必须看到这两者的历史关联性，要看到“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复活”之历史性实践成为可能的现实条件。

这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人类解放”或“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复活”之历史性实践，作为一场具有原则高度的社会革命，它并不是与现代社会、现代性生产抽象对立的东西，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道德说教，相反，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性生产的必然结果。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4页。，并且承认现代性生产所具有的解放意义和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即资本的生产要求去“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要求“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即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多方面享受的人”、“高度文明的人”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页。因此，马克思认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⑦也就是说，“人类解放”或“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复活”之历史性实践是必须有实际前提的，它具有经济性质和必须具备“物质因素”，而这些正是由现代性生产、资本主义大工业本身来提供。因此，站在“人类解放”或“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复活”的立场上，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不是抽象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否定的理解中包含着肯定的理解，从而避免了伦理主义批判的倾向。在这里，马克思也与自然生态问题上的伦理批判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