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岳武

1792年中尼战争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一直是中西方纠缠不清的问题。西方不少人认为，它是导致使团访华失败的主要原因。中方亦有学者持类似观点。检阅相关史料档案后，研究发现，两者之间虽有关联，却无直接关系。东西方体制差异、欠缺了解和互相猜忌，无疑成为导致使团访华失败的致命因素。

中尼战争；马戛尔尼使团；中国；英国

K249.205A004107

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不仅是英国试图打开中国国门、向华输出资本的首次尝试，也是试图以“近世国际新秩序”替换东亚传统秩序的尝试，但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认识不一。①在各种观点中，尤其以“第二次中尼战争”导致使团失败的论调更为引人注目。因为无论是当时的英国使团人员、英国政府，还是此后的西方界，均有不少人持此类观点。其中代表者有当时使团副使斯当东、19世纪末的冈德里②、20世纪后的拉姆③和佩雷菲特④。

以上观点固然为解释马戛尔尼访华失败提供了一种解释，亦为人们更深刻了解1792年中尼战争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笔者的问题是：1792年中尼战争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着内在联系？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使团访华的失败？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笔者将力图从中得出些微有益于当今中西政治、外交的借鉴意义。

一

清朝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王（即尼泊尔，下同）属下在中国西藏边界发动骚乱，抢劫藏民财物，又提出占有聂拉木、济咙等处领土的无理要求。随后，廓尔喀方于同年七月派兵强占了这些地方。有鉴于此，清廷一边派川兵入藏堵剿，另一边又晓谕廓尔喀，对之施以怀柔。⑤在清军统帅、驻藏大臣和藏内地方官怀柔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廓尔喀方于该年（乾隆五十三年）九月退出西藏。趁此机会，中方收复了宗喀、济咙、聂拉木三处地方。但第一次中尼战争（17881789）及善后问题的处理，却留下诸多后遗症，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二次中尼战争的爆发。第一，清廷与廓尔喀的议和，并非清军的胜利，而是驻藏大臣等对廓尔喀人招抚的结果。《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87卷，第3334页。第二，廓尔喀借口西藏地方官曾在聂拉木等地征收过过重赋税、所给食盐掺杂泥土，要求西藏给付廓尔喀四万五千两白银赔款。出征统帅和西藏地方官等曾经允诺，终未兑现。第三，藏内教派矛盾，即乾隆四十五年，班禅进京祝贺乾隆七旬万寿，京中官员曾对他布施“如山积”。后来班禅在京逝世，其管理商上事务（管理财政的官员）的兄长仲巴却将“珍瓖资货，尽为所有，一无施舍”。[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68269页。此举导致了班禅另一弟弟红教信仰者舍玛尔巴的不满，遂以“红教不曾分惠”，唆使廓尔喀人借商税增额、食盐揉土为词，向后藏发动进攻。王之春：《清朝柔远记》，赵春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8页。于是廓尔喀方于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又占领了后藏聂拉木、定日、济咙等地。不仅如此，还将前去洽商“给银”的噶布伦等人加以扣留，带回了廓尔喀。《钦定廓尔喀纪略》，卷四，缩微胶片，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廓尔喀人很快就占领了后藏的萨迦寺，继任班禅只得被迫迁往前藏达赖喇嘛处。清廷决定对前任和现任驻藏大臣进行惩罚，又派大军出征，收复后藏。清廷于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起用福康安为将军，前去讨伐廓尔喀人。福康安等六战六捷，一直打到廓尔喀都城阳布附近，深入“贼境”七百余里。⑥⑦⑧⑨⑩B11B12B13B14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廓尔喀档》，冯明珠主编，台北：沉香亭企业，2006年，第1647、1435、1452、941、1436、1499、579580、591、593、595页。后因天气变冷⑥、士兵“间有病伤”⑦、后路粮草难济、廓尔喀人继续顽抗，难以扫平贼境⑧、捣穴擒渠⑨，最终不得不接受廓尔喀的“受降”⑩。同时，英殖民下的孟加拉又与廓尔喀发生冲突，廓尔喀人两面受敌，势有不支，遂于乾隆五十七年七月间，向清军请和。最终于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向清廷进贡，接受清廷的属国身份，定为五年一贡。至此，第二次中尼战争结束，廓尔喀成为清廷的属国。

二

第二次中尼战争期间，乾隆帝对廓尔喀是否曾联合周边部落对付清廷亦很担忧。尤其是对英属印度即披楞等是否参与其中更为关注。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乾隆帝接到副都统鄂辉审办“贼匪”一折，供词内有“被获之折孟雄等三人”，均系“新撒之人”。“新撒”究系何处，乾隆帝不知。同时他对廓尔喀是否纠约其他部落对付“天朝”更为重视。为此乾隆帝在谕旨中特向大臣进行询问。B11

其后乾隆帝又从出征将领奏折中得到红毛国即英属印度的信息。曾经去过廓尔喀的四川都司严廷良在回答川督孙士毅询问时就称：“自济咙出口，约走七八日到洋布（阳布），往南约走五六日就是红毛国，以外就是西洋。”B12该折经孙士毅上呈乾隆帝。接到这一报告后，乾隆帝对红毛国做出了评估：“至红毛国虽距廓尔喀甚近，但与中国素通贸易，谅亦未必帮助廓尔喀与之通同联络。”B13尽管如此，但仍放心不下，又让大臣传询西洋传教士贺清泰，打听红毛国情况。从贺氏那里得到的回答是：他是“伊达里亚国人，地在红毛国之西北，彼此不相统属。红毛国与内地贸易，系自红毛由海道直达广东，有四个月路程”B14。很显然，贺清泰所称红毛国乃指英国本土，并非英属印度。

直到第二次中尼战争结束、廓尔喀言和进贡后，乾隆帝才从贡使那里得到另一关于廓尔喀和英属印度披楞相互关系的情报。如和珅、阿桂等替乾隆答复廓尔喀贡使要求清廷发兵帮助它攻打英属印度时就称：

尔国若辑和邻好，安分自守，何致即来外侮。即如尔所云痕都斯坦西洋巴尔机与尔国打仗，尔国前来控诉，求天朝发兵帮助。倘痕都斯坦等国被尔国欺凌，亦来臣服控诉，天朝岂有因彼来求，又发兵讨尔国之理？②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廓尔喀档》，第2149页；第2169页。

由此可见，在乾隆帝的眼中，痕都斯坦西洋巴尔机也只是与廓尔喀同等看待的边夷外国，他不会因为廓尔喀的臣服而帮同廓方、对付披楞。

不过通过此次战争和与廓尔喀建立朝贡关系，清廷对英属印度同廓尔喀等南亚国家相互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如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内阁奉乾隆谕旨询问廓尔喀茶叶贸易事时就称：“廓尔喀地方每年所需茶叶，是否该处本土出产，抑或由他处运往？”对方回答称：“廓尔喀本地并不产茶叶，每年所需茶叶，俱用的是藏内的。此外惟听得说西洋巴尔机出产茶叶，但并未见有茶叶到廓尔喀来过，亦不知所闻是否真实。”②而当马戛尔尼离京后，清廷亦曾询问来京朝贡的廓尔喀人：英国人是否就是来自加尔各答的披楞人。对方先称不是，后却又称京中所见的英国人相貌、服饰都与加尔各答来的人差不多。[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以上显示，第二次中尼战争中，藉廓尔喀侵藏之故，乾隆帝对英属印度所在方位与廓尔喀关系有所了解。但在乾隆帝眼中，披楞或痕都斯坦西洋巴尔机等国亦不过是廓尔喀同类国家，甚至把他们看成是受廓尔喀欺凌的对象，由此并未发现乾隆帝对英属印度（披楞）有何等防范的迹象。

三

中外相关史料显示，在第二次中尼战争爆发之前，英属印度虽已与尼泊尔、西藏地方有过交往，但对尼泊尔的诸多要求，除准备派遣一个调解者外，并未做出何等承诺。因为英国这一“中立”政策早在第一次中尼战争（1788）时就已确定。如1788年第一次中尼战争发生时，西藏仲巴呼图克图就派使者假托班禅之名，向英属印度孟加拉总督求援。但对方却回信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宣称将在两方斗争中严守中立。信中具体解释了其保持中立的原因：其一，东印度公司无力支持进行一场山地战的军费；其二，尼泊尔不曾向英属印度公司挑衅；其三，西藏属清朝皇帝土地，英国不愿参与其间，得罪中国皇帝，伤害英国在华通商利益。Alastair Lamb，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pp.2324.而当尼泊尔于1792年再度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后，尽管尼泊尔方竭力寻求英属殖民当局的支持，并于该年三月间同东印度公司签订了商约，承诺给予对方诸多特权。但当该年八月尼泊尔方两次去信要求对方进行援助Schuyler V. R. Cammann， Trade Through the Himalaya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51， p.126.时（其费用由尼泊尔方面支付），英方并未答应。相反，英属印度总督静待事态的发展高鸿志：《英国与18世纪后期的中尼战争》，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105页。，直到一个月后（9月15日）才回了信，重申“中立”立场。信称：

除非是因为自己的需要，或者是遭到了他方野蛮进攻，否则东印度公司不会干预他人争端。……此项政策是英国政府的一贯政策，而与中国皇帝形成的既有关系，更促使它坚守这一准则。⑧Colonel Kirkpatrick，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Nepaul， London： W. Miller， 1811， pp.349350； pp.349350.

此处英属印度当局也没有答应尼泊尔方的求援要求，即使是已与尼泊尔订立了商约草案的前提下，也没有贸然答应尼泊尔的武器和出兵要求。相反，基于自身最大利益考虑，它决定派出一个调解员前往尼泊尔进行调解⑧，并希望中尼双方能够接受这一调解。

英属印度总督不仅在给尼泊尔的信中申明了自己不欲帮助尼泊尔进攻中国的立场，而且在给当时中方征讨尼泊尔大将军福康安的回信中也申明了这一“中立”立场。此点亦可从中方档案中得到证明。如乾隆五十八年三月间，福康安上奏乾隆帝奏折就称：

前征廓尔喀时，檄谕披楞协剿，因道远，久无信息。兹接回信，极为恭顺。且称未奉檄前，廓尔喀曾向求救，伊以尝在广东贸易，却不援助，并戒令与唐古忒修好，将差人转代乞恩。《清高宗实录》，第1424卷，乾隆五十八年三月辛丑条。

既然英属印度当局并不打算向尼泊尔派出军队或暗助尼泊尔人，那么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后的西方人为何又认为西藏事件中英国曾援助过尼泊尔，并因此导致了使团访华失败？持此说法的始作俑者是斯当东。如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就称：“中国人用一种嫉妒和怀疑的眼光监视着”英国使团，后来使团发现“北京王朝近来对英国抱有不满情绪”，原因是中尼战争中中国军队曾遭到顽强抗拒和意外损失，于是“中国官员马上认为，一定有欧洲军队支援敌方”，“他们从敌方发现了帽子和头巾”，怀疑是英国人的。[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61页。而当马戛尔尼返回广州，获悉英方努力调停中尼冲突细节后，遂确信负责指挥西藏战争的福康安是针对英国使团阴谋的幕后指使者，因为福康安害怕“一旦真相大白，他将失去从战争中捞到的荣誉和成绩。因此，他必须尽快打发使团出北京”。[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18页。

四

尽管当时访华使团也怀疑极有可能有个别英属印度士兵参加了尼泊尔方的战斗，但据笔者查阅到的清代档案来看，福康安在战场上并没有看到英国士兵，其所提到英国（即披楞）方面的相关问题，亦无此类信息。福康安上呈清廷的奏折，虽然有几处涉及英属印度的地方，其核心内容也只是他欲传檄后者配合清廷剿灭尼泊尔以及后者的反应情况。《廓尔喀档》、《清实录》对此均有记载。

福康安奏，查访廓尔喀临近部落作木朗、披楞、布鲁克巴三处，俱曾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二处，呈递布施，素相往来。现令达赖喇嘛等密行寄字，并檄谕各该处，令其发兵，协同攻剿。⑥⑦⑨⑩B11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廓尔喀档》，第786、725、1238、1307、1317、1381页。

谕军机大臣，福康安奏，附近廓尔喀之布鲁克巴、作木朗、披楞三处部落，业经檄令发兵攻贼。《清高宗实录》，卷1398，乾隆五十七年三月戊寅条。

以上福康安向清廷所呈奏折，虽提到英属印度各情况，但并无英属印度出兵支持尼泊尔的任何信息。所提到的只是想让这些部落协助清廷进攻尼泊尔。

福康安在战场上并没有看到英属印度士兵。不过，当清军进入藏地、在藏边和尼泊尔境内遭到敌方顽强抵抗，却是实情。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乾隆帝接到鄂辉所奏奏折内就称：“贼匪经官兵将寨房烧毁，仍复抵死固守，可见贼匪伎俩虽属平常，然视唐古忒人等，较为强悍坚定。”⑥又如，当清军进攻玛噶尔辖尔甲山梁时，清军统帅又报告了廓尔喀人拼命抵抗一事。⑦而福康安等向清廷的奏折也透露出越靠近阳布、尼泊尔人防守越坚固的信息。《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九日条，转引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55页。不仅如此，中方还了解到廓尔喀士兵大量使用火器枪支的情报。如在审问俘虏阿尔曾萨野时，对方就称，自己官位咱玛达，管枪手兵二百四十名⑨，兵丁多用鸟⑩。枪而在审问被掳遣回的藏官噶尔桑丹津时，则对以上情报进行了补充，称廓尔喀兵多使用“自来火的枪”。B11藉此可见，福康安在战场上并没有见到英国士兵，充其量只是感受到尼泊尔方的顽固抵抗和火器的厉害，因此他向乾隆帝告密之说，亦难成立。因为除了清军遭到敌方顽强抵抗外，没有什么值得告密的内容。

相反，此后福康安等向清廷所呈的某些奏折却显示出他并没有敌视或猜疑英国人的用心。如乾隆五十八年三月间，当他接到英属印度方面书信后，上奏清廷时则称，披楞极为恭顺：

钦差大学士公管两广总督福康安等奏，前征廓尔喀时，檄谕披楞协剿，因道远久无信息。兹接回禀，极为恭顺。查披楞发禀时，尚未知廓尔喀悔罪投诚，现已将收复藏界，恩准廓尔喀输款纳贡，檄知该部落，令无庸差人前来。③《清高宗实录》，第1424卷，乾隆五十八年三月辛丑条。

福康安称披楞回信时并不知廓尔喀已经投诚，因此，断定它不是一个投机者，而是对清廷极为恭顺的部落。即此亦可推定，他在战场上肯定没有见过英属印度士兵，也没有向乾隆帝奏报关于英国人帮助廓尔喀人抵制清军的情报。否则，在这次奏折中肯定有所反映。同样，福康安不仅没有向乾隆帝报告战场上遭遇英属印度士兵的情报，而且也没有隐瞒有关他与英属印度总督之间的通信。因为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曾称，福康安不仅阻止英国人派代表进入西藏，而且向皇帝隐瞒了与英属印度总督之间的通信。⑨[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67、359页。斯当东此等怀疑也是错误的，关于福康安写信给孟加拉总督一事，他也向乾隆帝做了报告。如乾隆五十八年三月间实录就称：“又福康安等奏，接到披楞来禀，发檄宣谕各缘由，所办俱好。”③从乾隆帝的“所办俱好”的评价中可以断定，福康安已将“发檄宣谕各缘由”的回信内容，向皇帝做了具体报告。

五

以上资料已经证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和1792年中尼战争没有直接关联，也与所谓福康安“告密”扯不上关系。因为首先，英属印度方面并没有应廓尔喀的要求派出军队，或以武器资助方式帮助过廓尔喀人；其次，一直被使团怀疑的大将军福康安在战场上未曾发现英属印度士兵，从逻辑上讲，告密之说亦无根据；再者，史料亦证明，福康安并没有向清廷告密。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马戛尔尼使团怀疑这次使华失败是源于1792年中尼战争与大将军福康安的告密呢？这主要应归咎于中西交往的有限性和相互之间的隔膜，以及由此导致的相互猜疑。因为早在马戛尔尼访华之前，英国方面就担心他们在亚洲的商业扩张行为会导致清廷的怀疑，其中尤其是侵并印度一事。为此，在使团动身之前，英国国务大臣亨利·丹达斯就向马戛尔尼面授机宜，要求他与乾隆帝见面时，应尽量设法淡化英人占领印度后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印象：

谈话之中，问及于吾人现在占领印度之土地，则汝必须一一解释：谓吾人现在该处的地位，无非力求自保，以免土王之压迫。彼等于（与）欧洲各国联合，共谋不轨，将各皇帝赐给吾人之权利破坏无遗。或者，汝另有佳见，不妨与之驳辩。朱杰勤：《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昆明：中华书局，1939年，第266页。

当马戛尔尼使团来到北京并向乾隆帝提出派遣公使驻京、租借中国土地 梁廷枏：《粤海关志》，第23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812页。而又不肯执行朝贡国礼节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见《掌故丛编》第1辑，北京：和济印刷局，1929年，第17页。时，清廷对英方态度遽然改变[英]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费振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6页。。此时清廷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所有与之发生交往关系国家，要么纳入互市国，要么纳入朝贡国或属国。这些前来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如派代表至北京拜见皇帝，均得行“三跪九叩首”的觐礼杨天宇注说：《礼记·郊特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4页。，否则天子不予接见。当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时，虽然大英帝国认为它应与清廷平起平坐，而马戛尔尼也认为以觐见英国女王陛下单脚下跪的同样礼节觐见中国皇帝⑨可谓礼节尊崇，但这却是清朝皇帝所不允许的。而且英使要求派驻代表长期驻京和租借舟山岛等要求，更触犯了清廷自我防卫的底线。针对英使提出的驻京要求，乾隆帝认为这不仅与中国传统体制不符，而且可能包含有英国人的某种意图。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折》，见《掌故丛编》，第9辑，北京：和济印刷局，1930年，第7075页。而此时英方提出的派使长期驻京更引起他的怀疑《清高宗实录》，卷1434。，尤其是马戛尔尼等提出租借舟山岛屿等要求更遭到乾隆帝的反对王之春：《清朝柔远记》，第50页。。

在此境遇下，即使没有西藏事件，乾隆帝也会将英国使团驱逐出门。而此类事件早在此前中俄交涉中就已发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23页。但作为英国使团代表的马戛尔尼等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西方外交体制和习惯做法为参照，向清廷提出了以上要求，并认为顺理成章。因此，当他们拒不履行跪拜礼仪，且又提出诸多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且无任何过分要求时，乾隆帝立即进行反击。但可惜的是，他们却未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当英国使团成员无法弄明白清廷态度为何发生巨变时，他们只能猜测。相应地，最近发生的1792年中尼战争却成为他们解释中方态度变化的唯一合理理由。而作为大将军的福康安，因具体负责这场战争，且当英国使团来华时体现了同样冷淡，马戛尔尼、斯当东等立即认为是他在搞鬼。[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69页。而英国使团到中国前未能接到印度总督关于中尼战争的任何情报，也使他们更没有底气，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英属印度是否参战。直到使团退回到广州后，才得到英属印度方面未曾参战的确切信息。因此，使团在京时，对1792年中尼战争最敏感的，应不是福康安，也不是乾隆帝，而是斯当东等英国人。

六

仲尼著《春秋》、太史公著《史记》、司马氏著《通鉴》，均莫过于以古鉴今、匡世纠弊。历史研究者研究历史主要功能，亦莫过于经世致用，服务于时下国家、社会和民生。为此，从过去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并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益借鉴，实乃历史工作者的基本职责。第二次中尼战争及马戛尔尼访华事件距今已近二百二十余年历史，但当笔者再次搜寻这些历史轨迹时，仍觉察出其中隐含诸多可供当今内政、外交活动借鉴的因素，这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中西历史、文化、社会体制的不同，是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中西各方只有在尊重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出互信、互爱、互助的相互关系。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症结所在，正是各方其中尤其是英方不能正视各自国家、社会、体制的历史差异的结果，各自均想让对方遵循自己的秩序、规则，批判对方的狂妄、无知，这才导致英方认为第二次中尼战争和使团访华失败存在必然关联，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乾隆后清廷对英方东来的警惕和防范，并最终导致了近代时期中英为代表的中外冲突的发生。这一结果留给当今的历史教训为：当今国际舞台上求同存异，应是各国发展相互关系的基本方针和行为准则；相互尊重，既是对人类社会演进客观规律的尊重，亦是对各国国情存在差异的尊重。

第二，走出封闭、互相了解是维护彼此良好关系的基本前提，亦是降低猜忌、防止冲突的根本保障。针对1792年中尼战争期间英国殖民当局是否出兵或暗助过尼泊尔人，此后中西方各执一词。西方主流意识认为英属印度并未出兵帮助廓尔喀，以致有人为此惋惜。Ravuri Dhanalaxmi，British Attitude to Nepals Relations with Tibet and China （18141914）， 1981，Neuzelhi： Bahri Pub， pp.1819.中方对此亦各执一词：有人认为当时英国人曾帮助尼泊尔发动了这场战争，并是这场战争的主谋《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另见《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条。；亦有人认为1792年中尼战争中，清廷确实怀疑英国殖民当局曾参与其间，并因此导致使团访华失败何文华：《论英国最早的两次涉藏事件》，载《西藏研究》，2010年第5期，第21页；骆威：《清代抗击廓尔喀侵藏战争背景及意义新探》，载《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第9192页。；更有人认为，英属印度在1792年廓尔喀人侵藏过程中，乘机侵渗了廓尔喀，客观上有助于清廷抗尼战争的成功高鸿志：《英国与18世纪后期的中尼战争》，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102页；梁俊艳：《试论英国在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中的角色问题》，载《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第92页。。正是18世纪后清廷对外施行封闭政策、中西方互不了解和相互猜疑，使这场“聋子之间的对话”各持己见[法]阿兰·佩雷菲特等：《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19页。，更使它们在19世纪的交往活动中相互碰撞在一起，发生着猛烈的冲突[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7页。。这一历史教训警醒国人，发展当代中外政治外交关系，应破除壁垒、走出封闭，增加相互理解，保持良好的对话机制，不仅可以降低相互间的不信任与猜忌，更可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这对维护世界及人类和平，具有巨大意义。

第三，摒弃自大、平等共处、相互尊重是构建亚洲乃至全球新秩序、保证亚洲各国友好发展的基本条件。无论是第二次中尼战争期间中方与廓尔喀间的冲突，还是马戛尔尼访华时清廷与英方的交往，中方尤其是乾隆帝始终运用象征“天朝上国”高高在上的尊卑服从体制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南亚次大陆的廓尔喀，乾隆帝更是以“一统天下”的帝王政治和“万国来朝”的普世主义要求对方屈从于自己。因此，相互之间无所谓平等共处、相互尊重，存在的只是术语宣传上的纳贡称臣、匍匐来朝。此等传统体制和普世价值用于处理近世以前的“天下秩序”，不为不可，但要用之处理近世以来的中西关系以及近代以后的关系，必遭阻滞。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已清楚地向国人彰显了其可怕结果。时至今日，时人在处理当今的国际关系时，更应该以史为鉴，在发展亚洲内各国关系以及世界各国之间关系时，应遵照平等共处、相互尊重的原则，摒弃自大情绪，维持亚洲各国间的和平共处，为构建能被各方接受的、新的全球新秩序和普世价值做出自身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