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

摘要赵振铎先生以五种宋本、影宋本和清人三十多种成果作为讎校本，对今流传最广的清顾广圻修订曹楝亭本《集韵》做了大规模的全面校理，是《集韵》研究史上的重要研究实践和历史担当。从赵校本的校勘实践中抽绎出类型学体式，则有六种校改例式和三种校语例式，由体式系见赵校成果，则点上成果密集，举不胜举，有的则早已体现在当年《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中。面上的成果则由约略统计可见。在校勘学思想上，赵校本以求真求是为本务，处处体现校者的识力，以充分占有材料“求全责备”为操作，下笔则思做到“一网打尽”。

关键词《集韵校本》历史担当类型学体式求真求是

《集韵》编写的初衷，可谓不满于《广韵》（成书于1008年）的“多用旧文，繁略失当”，该书始编于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成书于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九月，梓成于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十七日[1]。作为字书，《集韵》约收字头5.35万个，比《广韵》约多出2.7万个，字头数几相当于今《汉语大字典》，可谓宋代文化史上的重大工程。作为韵书，它比《广韵》的音切要丰富得多，例如“愀然变容”的“愀”字，《广韵》收了两个反切“亲小切”和“在九切”，《集韵》收了八个反切：千遥切（《集韵》用字据述古堂影宋钞本，“千”字形与“干”形字有明显区别，此处误作干遥切。中华本《宋刻集韵》不误）、将由切（字亦异体）、兹秋切、子了切、七小切、子小切、子酉切、在九切，可见一斑。音切多的原因是，既有古音、旧音的记录，又反映方音、俗音，以及宋代实际语音的种种变化。

一、历史担当和工作底本

《集韵》编校中的讹误，前人早已论及，最早司马光等人纂修《类篇》（1039—1066）时就已发现，《类篇》几乎就是针对《集韵》而编纂的。《类篇》一简短后记称：“《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类篇》第十四下“阳”字和古文“陆”字下有直接纠正《集韵》讹误的文字。清人朱彝尊将《集韵》《类篇》同时付刻，以使互补相足，可谓卓识。校理《集韵》讹误，清代余萧客、段玉裁、陆心源，直到孙诒让等三十多人都下过功夫[2]，虽不乏胜义，但所见宋本少，仅以南宋明州本或汲古阁影钞明州本校清曹楝亭本，终究规模有限，发明不多，成果分散，难成气候；又以道光年间的方成珪《集韵考证》最为全面，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主要是用《类篇》校《集韵》，引用宋本时也只是用了汲古阁影宋钞本，非原书而是传抄本，还只是部分引用，此外并没有见到其他相关宋本，限制了校者的眼界，甚至在引用同时代学者的成果时还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赵振铎 2012：2）。这样，研校《集韵》的重任，注定要落到近现代学者的身上。黄侃、罗常培、白涤洲、潘重规、邵荣芬等都有过重要成果。大规模全面校理《集韵》的研究实践和历史重任则落到了赵振铎先生身上。赵先生以研校《集韵》作为自觉的历史担当，如从1956年萌生心愿，向其祖少咸先生提出研究《集韵》之事算起，到2012年12月三巨册《集韵校本》问世，历时半个多世纪。

《集韵校本》以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1766—1835）重修《集韵》为工作底本（一般又称蓝本）。顾氏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曾以曹本《集韵》（1706年）为基础，限于当时条件，明知扬州某氏藏有宋本《集韵》而不能借得，只好仍以曹本原来据刻的影宋钞本重修，重修后仍交曹楝亭印行。1706年的曹本仅以朱彝尊一部借自常熟毛扆汲古阁影宋明州本钞本（未涂改本）镂刻（另有毛扆据南宋长沙刻本，即潭州本《集韵》粉涂影宋明州本钞本，涂改本今藏天一阁），官修《集韵》本来就粗疏，传抄本必有所失，曹刻时按自己的格式编排重抄又失，如同清人姚觐元所说，曹本《集韵》成了“识者之所弗取”的书。顾广圻重校重订《集韵》是应然、必然之举，但顾氏重修时也受到如上文所说的种种条件限制。不过，顾氏重修本对曹本的错讹“有所改正”（赵先生语），更重要的是完本，特别是顾氏本1983年经中国书店影印之后，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容易得到。为什么不用光绪二年（1876年）的姚觐元校刻本《集韵校正会编》作底本呢？姚氏的优点是用明州本校曹本，但遗憾的是姚校本今只有四卷本残本（第四卷还不全），存稿不到全书的一半。

蓝本而外，用于讎校的本子有：上海图书馆藏南宋明州刻本[3]、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南宋淳熙十四年金州刻本[4]、北京图书馆藏南宋潭州刻本[5]、浙江宁波天一阁藏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6]、上海图书馆藏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7]。实际校勘时，远不止这六种[8]。

二、校改例式和校语例式

如果要从赵校本的校勘实践中抽绎出类型学体式，并由其体式系见其成果者，则有：

1.版式

全书按顾修本原版页次影印，合边框为顾版之整页，今分两页面。复印后顾版页码仍见，因顾版一整页今分两页，故新编页码数是顾本页码数的两倍。字号复印时按今16开本有所放大，以见清晰；布局有意偏下，此当仍赵校本原稿，以留足天头，随时编序出校。无疑，版式设计对尽可能保持蓝本原貌，仍赵校本原稿之旧，有重要意义。完全保持蓝本原样一般不可能，但至少不该像曹刻本改动行款格式，较之蓝本汲古阁影宋明州本钞本产生新的错误。

2.《韵例》、韵目目录、韵目之校记序号、校字例

对顾修本丁度《韵例》、韵目目录、各韵目三者，赵校本都各自单独编排序号，随序号出校，全书均按序号另出校记。为此，《韵例》从“集韵卷之一”至“诏明曰集韵”出一至十二校，校字9例，出校记12条；韵目目录从“平声一”至“鱼第九”出一至三校，校字1例，出校记3条；韵目一东出1至171校，校字106例，校记171条。此后，韵目目录、韵目序号例循此。序号的实际作用，不仅当页就随序号出现文字内容，还有当页不出现内容的，只起引领指示校语的作用，读者可按序号在下册查检相应的校语。如：赵校本上册1页序号1“集韵”之“韻”字改从“貟”字，下册1页序号1校记称明州本、毛钞、钱钞的“韻”字皆从“貟”。今谓赵校甚是，中华本《宋刻集韵》1页“集韵”字也从“貟”。不仅如此，下文“韵例”字中华本亦从“貟”，赵校本未出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赵校本《集韵》卷一的校记（下册1至95页）均无“金州本”字样，原因是赵校所从的讎校本金州本是日本宫内省藏本，缺第一卷。为此，赵校本直至卷二目录序号2（下册96页）针对上册150页“谆，朱伦切”出校记时才首次出现“金州本作‘伦”字样，赵说：“潭州本、金州本作‘伦。”中华本《宋刻集韵》21页“谆，朱伦切”。应当说及的是，中华本是影印南宋潭州（长沙）本，非据田氏金州本。《宋刻集韵》“宋刻”二字应是指南宋孝宗朝潭州刻本，中华书局出版时未加言明据潭州本，后来的研究者也未明确指出这一点。又如赵校本上册2页有序号7，无字，指示查检下册1页同序号校语（甚详）。

3.正字、借鉴字例

凡顾氏修订本字讹或讎校本字异但足可借鉴者，出序号下附字。上文举例“韵”字改字即是。又如赵本上册39页序号66改“鎔，《说文》治器法也”之“治”字为“冶”字，甚是。下册24页序号66校记引方成珪校云：“二徐本‘治皆作‘冶，今据正。”并说明明州本、毛钞、钱钞作“冶”，卫校、庞校、朱校同。今谓中华本《宋刻集韵》6页上栏左亦作“鎔，《说文》治器法也”，可见赵校本的价值更显，此条远超中华本。又如赵校本上册189页序号125据方校本（见下册124页）从大徐本和《类篇》改“嘑，《说文》唬也”之“唬”作“啼号”字“嗁”，甚是。今谓中华本《宋刻集韵》26页上栏左作“嘑，《说文》唬也”，可知赵校本胜中华本。

4.脱字补出例

在脱漏处加“＼”，当即在“＼”右上侧补出脱漏的字。如赵校本上册188页序号117“＼枝”以补“木四布”之“木”字后脱字。依方校本从《类篇》等补（见下册123页），甚是。赵校本187页序号111“通作枯”之该字有“木枝四布”四字。中华本《宋刻集韵》26页上栏左亦作“木四布”脱“枝”字。赵校本胜中华本。

5.衍文删除例

用“「」”标出衍文，另在天头处写出当删之字，并用“「」”括出。例如赵校本上册485页序号8“阬、坑：从土从石”删“从石”二字，赵本下册310页序号8校语据丁校、方校删“从石”二字，亦胜中华本（67页上栏左）。又如赵校本上册7页序号9衍文“錬，方言……”，共12字衍，当删。下册3页同序号赵校语云：“此字误以从柬为从東，《广韵》此小韵下未收此字，此字当如卢绍弓音諫，在上声《谏韵》居宴切下，不当列入都笼切。”赵校本甚是，中华本《宋刻集韵》2页上左有“錬，方言……”12字。赵校本胜中华本。因赵校本中册1156页“去声谏韵居宴切”下有“鍊”字，另有注文，故不做脱补例处理，而是另行出校勘序号1，校语见下册729页序号1。此亦见“5.衍文删除例”还可补“被删字当在别处出现且已见出时，不再作4.例式处理，按3.例式施校”例，较之上述“1.2.3.4.5.”式，此为隐性例式。

6.颠倒当乙者例

在颠倒处仅标序号，在天头另写颠倒文字加“∽”号。如赵校本上册40页序号71有“彘牛”二字颠倒者勾正之。下册24页校语明言据陆校、方校勾正，不误，中华本《宋刻集韵》6页下右仍误。

除上述校改例式外，校语例式则有：

1校语以“本”“钞”“校”分三大层次

五大讎校本依次为明州本、潭州本、金州本，并毛钞本、钱钞本。明州本、潭州本相次，且多相连并出，这是因为两本都以庆历原本为底本，是同一传本系统，相同之处自然就多，金州本则以北宋蜀刻本为底本，同于明、潭本的自然就少。其余校本多依段校、陈校、陆校、马校、庞校、钱校为次（赵校本下册197页序号27）。又顾校、卫校列陈校前（赵校下册199页序号54）。此排序按其出现的历史先后。引据方校、姚校一般文字较长，置后，赵氏自按置于文末。赵校本下册197页序号27校语用说上册301页同序号：改“戕：外杀日戕”为“曰”字。并五大本，诸家校皆作“曰”，尤引方校、姚校甚详，但都限于字书和字书考释。最后，赵校考出“外杀曰戕”出自《左传·宣公十八年》：“凡自内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胜方校、姚校囿于字书稽考，而进入传世文献语言。

2.校语单独引他校和缀合他校而成己按

前者例夥，后者如赵校本下册201页序号22用说上册306页同序号字，有长篇按语综述明州本、钱钞本、庞校、钱校、姚校、马校并《古文尚书撰异》引《汗简》等而成。《汉语大字典》三册2096页左栏解释该字的复音词同“驩兜”时，正引《集韵》，并及古文《尚书》例。此赵校本己按正可与《汉语大字典》对读。

3.校语就字形类推例

赵校本下册456页序号5言及上册725页同序号字例云：“依上文。”指依序号4的校语引陈校、方校对 “頼”字形改作从“賴”的考订，类推出序号5的二字形应当改作从“巾”从“賴”、从“衣”从“賴”，并说《类篇·巾部》从“巾”从“頼”之字误（中华书局本《类篇》272页上右），而《类篇·衣部》从“衣”从“賴”之“襰”字（中华书局本《类篇》295页下右）则不误，后者为前者的纠错提供了旁证。《汉语大字典》的手部“攋”字、巾部“”、衣部“襰”字，皆引《集韵》，且一律从校改《集韵》后的从“賴”之字，三部首中的从“頼”的错字不再收入。又《汉语大字典》引复音词“”“襰”，均按校改《集韵》后的从“賴”之字。可知赵先生的校说早已体现在他任副主编的《汉语大字典》中。

三、求真求是与“求全责备”

赵校本的硕果，上文例式下的举例已见。[9]校勘的目的是求真，而非求古。求真，就处处包含着校勘者的见识在内，去伪存真，鉴别功夫不可少；求古，杂陈所见，真假莫辨。求真即求是，不以追求原始语境中的原古本为目的，而是应当如何，该“是”什么。正如段玉裁所说：“校书之难，非照本该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10]前者如赵校本所用顾广圻重修曹本《集韵》，后者如赵校本引五大宋本并数十家校说，寻绎其是非，殊为不易。求古，就唯古是求，唯古是信。就《集韵》本身而言，如前所说，原古本庆历本已误，如校勘《集韵》一味求古，很可能是致误，后来刻的南宋诸本中错误也不少，钞本更易致误。中华本《宋刻集韵》中的讹误就是其底本潭州本的讹误所致。求真求是，需尽可能地搜集证据。赵校本下册454页序号6为证上册721页同序号字释“予也”为“矛也”，举出明州本、潭州本、金州本、钱钞本、毛钞本五大宋本影宋钞本，外加余校、汪校、陈校、陆校、庞校、莫校六家，还具引方校“矛讹予，据宋本（指毛钞本）及《类篇》正”，共十二家之说。今中华本《类篇》532页上“从矛从解”字释“矛也”不误。像此类校语全书习见。这十二家，组成了一个“考古学确定陈述整体”，“考古学分析话语渗透性的程度和形式：它在一系列连续事件上制定自己的连结原则，它确定事件借以转移到陈述中去的操作系统”（米歇尔·福柯 2007：185）。《集韵》原始语境涉及该字的真与是，校勘，作为一种“知识考古”，可通过分析后来的十二家组成系列而确立“转移到陈述中去的操作系统”，而获知那已经久远的“真与是”的存在状况。十二家，于此可称全，“求真”需求“一系列连续事件”之“全”，“求全”方能“责其齐备”而无遗，逼近“真与是”的几率就高。

有些校语虽不能达到求真求是，但也做到了“求全”待责。如赵校本下册410页序号102以说上册654页同序号“枳椇，木名”之“木”字的。赵校语引明州本、钱钞注无“木”字，又按：“潭州本、金州本、毛钞有‘木字。”引据称全，但究否有无“木”字，上册无告一字，表明未达求真目标，但可称“求全”以留待读者责之。

既为求真求是，对引用材料就必有选择，决非杂陈所见。如赵校本下册430页序号11校说上册687页同序号“筥”引《说文》“”当作“”，出校明州本、金州本、毛钞、钱钞、韩校、陈校、庞校、濮校、方校九种讎校本皆作“”，上册已出“”字，不误。但潭州本同于曹本，作“”字，不杂出潭州本者，为免自乱其例。此例亦可体现求真与求古做法之别，如求古，亦必出潭州本说，令读者迷惘无从。校勘旨在求真，而非求古，听起来好办，实际贯彻起来不容易，其中最需要的是校者的识力，而识力是长期形成的学术水准的综合。

附注

[1]参见赵振铎《集韵校本·序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庆历三年镂刻的最早的《集韵》本子今已不存。

[2]参见赵振铎《集韵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182。此外，宋王观国《学林》卷九、《正字通》卷一至卷十二，明方以智《通雅》卷九及卷三十五，清刘台拱《经传小记》卷二，清王筠《说文句读》卷三下，清桂馥《说文义证》卷三十，桂馥《札樸》卷七《匡谬》，清江有诰《音学十书》《等韵丛说》，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八等都出校过《集韵》之误。

[3]明州本为南宋初年刻本，清初为钱曾收藏，同治年间又为翁同龢所收，建国后入藏上海图书馆。曾编入《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九种》，第一种就是《集韵》，该丛书1993年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赵校本校记称“明州本”。

[4]金州刻本即南宋田世卿覆刻宋本，顾廷龙曾说该书“尚有两帙，一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一为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影宋钞本〈集韵〉跋》，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钱氏述古堂本《集韵》第795页）。顾的前一种说法存疑，经电脑查阅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目录，国家图书馆藏《集韵》宋刻本仅有潭州本（其他影宋钞本除外），未发现有金州本，1989年影印出版的《宋刻集韵》就是北图藏潭州本。日本藏田氏金州刻本缺第一卷，已编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出版。赵先生校记所称“金州本”正专指日藏本，未发现有国内藏本。

[5]南宋潭州刻本原为清内府藏本，后编入《古逸丛书》三编，中华书局1982年至1987年影印出版。该丛书第十一种即《集韵》。后来，中华书局又用国家图书馆“所藏之宋本”即潭州刻本以《宋刻集韵》书名另行影印出版，1989年5月第1版，2005年5月第2版。 赵校记称“潭州本”。

[6]清初常熟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如本文所说，是曹楝亭刻本、顾广圻重修曹本（书中各卷后仍钤有“楝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刻于扬州使院”印，以示曹本首刻时间，未及顾修时间。康熙丙戌为1706年）、段玉裁校本、陆心源《校集韵》本、方成珪考证本（部分引用）所引用的几为仅见的材料。建国后该书归宁波天一阁。赵校记称“毛钞”本。

[7]钱（曾）氏述古堂影宋钞本已在顾廷龙的推动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影印出版。赵校记称“钱钞”本。

[8]据赵校本凡例及引用，赵先生用于讎校的各种《集韵》本子还有：清光绪年间姚觐元《集韵校正会编》（简称姚校，姚氏校语中的“宋本”指赵用于校曹本的讎校本明州本），早稻田大学藏光绪年间朱一新、钱恂等五人校明州本，同治年间庞鸿文、庞鸿书兄弟校明州本，清马钊《影宋本集韵校勘记》（简称马校，影宋本指汲古阁影宋钞明州本），清马钊校记言及的宋本（清袁漱六氏覆汲古阁影宋钞明州本），复旦大学藏清末钞本《集韵》上有马钊校语者多多（也简称马校），康熙丙戌年曹楝亭扬州使局刻本即通常所说的曹本，清陆心源《校集韵》本（简称陆校），清陈鳣、李贻德合校本（依次简称陈校、李校），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吴骞、丁士涵、许克勤三人校曹刻本（分别简称吴校、丁校、许校），莫友芝校本（莫本人校简称莫校）内所录钮树玉校（简称钮校）、黄彭年校（不用简称）、吕贤基校（简称吕校），南京图书馆藏清人王秉恩过录朱一新（简称朱校）、黄国瑾（简称黄校）、濮子潼（简称濮校）、钱振常（不用简称）、钱恂（简称钱校）等人校本，卫天鹏（简称卫校）校语，复旦大学藏余萧客（简称余校）、汪道谦（简称汪校）、韩泰华（简称韩校）、庞鸿文庞鸿书兄弟（在卷首见时言明），段玉裁校本极多（一律简称段校），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孙诒让玉海楼《集韵》校本一种（上载校语多多，传为方成珪旧藏，简称“某氏校”）。有十数种本子三十多家。

[9]举例可见点上的硕果，面上的成果，据笔者统计，仅就正文前100页（全书正文有效统计页1632页），共出校记765条，标出正字、借鉴字492个，补字 66个，删字29个，勾正倒字4个。由此推知，全书共出校记约12500条，共标出正字、借鉴字约8000个，增字约1100个，删字约470个。 如以下册校记本有效统计页1048页，平均每页出校记12条计，亦推知全书共出校记约12500条。

[10]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赵航、薛正兴整理，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0：313。

参考文献

1.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济南：齐鲁书社，1998.

2.冀淑英.影印《集韵》说明.∥翁万戈.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九种·集韵.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1993.

3.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185.

4.钱玄.校勘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5.邵荣芬.集韵音系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张渭毅.中古音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7.赵振铎.集韵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

8.赵振铎.辞书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9.赵振铎.集韵校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责任编辑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