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芳

摘要运用传世文献引《说文解字》进行校勘是还许书之原貌的重要方法之一。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此投入了较大的热情。不仅论文迭现，而且时有创见。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近十年来传世文献引《说文解字》研究论著的平议，总结其特点，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传世文献《说文解字》校勘特点

一、引言

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文字学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问世不久即受到高度重视。不但郑玄注经、应劭著《风俗通》援引之，且模仿和增补《说文》之字书亦相继出现，《字林》和《玉篇》为其代表。此外，《经典释文》、《文选》李善注、《后汉书》李贤注、《史记》三家注、《五经正义》、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唐代类书等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著述也都大量称引《说文》。有宋一代，徐铉、徐锴对《说文》进行全面系统的校勘，厥功至伟。自此，大、小徐本成为后代学者研究《说文》最重要的底本。其后《宋本玉篇》《广韵》《集韵》《类篇》《六书故》《古今韵会举要》《字鉴》《本草纲目》《康熙字典》《尔雅义疏》《论语正义》等典籍也都大量征引《说文》。自汉至清，传世文献引《说文》俨然成为系统。

运用传世文献征引《说文》校勘大、小徐本是清代学者研究《说文》的重要方法之一。除《说文》四大家之作外，钮树玉《说文解字校录》、严可均《说文校议》、沈涛《说文古本考》等是这一专题的经典之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部分研治《说文》的学者迁台，将“朴学”之风随即带入并发扬光大，各种专题研究论著纷陈迭出。据蔡信发《一九四九年以来台湾地区〈说文〉论著专题研究》（2005）一书统计，自1949年至2004年，台湾公、私立大学院校中文研究所之硕博士学位论文凡128篇，专著59部。其中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之硕士学位论文11篇，博士学位论文1篇，专著1部。因资料不易见，且台湾学者论文为我们下文参较对象，故兹不嫌烦，移录如下，以备查检。硕士学位论文有徐传雄《唐人类书引〈说文〉考》（1970）、陈光宪《慧琳〈一切经音义〉引〈说文〉考》（1970）、李威熊《〈经典释文〉引〈说文〉考》（1971）、柯金虎《〈大广益会玉篇〉引〈说文〉考》（1971）、黄桂兰《〈集韵〉引〈说文〉考》（1973）、李义活《〈字鉴〉引〈说文〉考》（1983）、韩相云《〈六书故〉引〈说文〉考异》（1986）、沈壹农《〈原本玉篇〉引述唐以前旧本〈说文〉考异》（1987）、王紫莹《〈原本玉篇〉引〈说文〉研究》（1999）、翁敏修《唐五代韵书引〈说文〉考》[1]（2000）、吕慧茹《〈古今韵会举要〉引〈说文〉考》（2001）；博士学位论文为李淑萍《〈康熙字典〉及其引用〈说文〉与归部之探究》[2]（2000），专著为曾忠华《〈玉篇零卷〉引〈说文〉考》（1970）。蔡书对每篇论著皆标明名称、作者、指导教授、出版时间、摘要和平议，读者自可参考，兹不赘述。

继之赵成杰在蔡文基础上广泛搜集，将1990—2010年之重要“说文学”专著和1950—2010年之期刊论文纳入《台湾〈说文〉学研究综述》一文中。二文去其重复后，尚有硕博士学位论文：陈焕芝《玄应〈一切经音义〉引〈说文〉考》、庞贵聪《〈字汇〉引〈说文〉之研究》、王胜忠《〈广韵〉引〈说文〉之研究》；期刊论文：李达良《李善〈文选〉注引〈说文〉考》、刘建瓯《唐类书引〈说文〉考》[3]、曾忠华《〈广韵〉引〈说文〉考》。另据王胜忠《〈广韵〉引〈说文〉之研究》之“台湾地区以某某引《说文》为题相关论著一览表”载，研究此专题的论著尚有：朱学琼《〈玉篇〉引〈说文〉考异》（1974）、刘燕文《〈切韵残卷〉S.2055所引之〈说文〉浅释》（1983）、郭景星《〈文选〉李善注引〈说文〉考异》（1989）等。

近十年来，我国大陆学者对这一专题亦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不但单篇论文时现，且学位论文屡见。据初步统计，专论传世文献引《说文》的论文汰其重复后有45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16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数字只是对传世文献引《说文》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论著中只是提到此主题的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下面先就笔者所见，择取精华，略加平议，不当之处，祈请指正。另因资料所限，本文写作遗漏在所难免，敬希谅解。

二、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述略及平议

（一）《淮南子》注

运用《淮南子》许慎注研究《说文》的论文仅见1篇。郭向敏《〈淮南子〉许注与〈说文解字〉字义之比较》（2007）一文选取《淮南子》许慎注之《泰族训》和《要略训》的单字训释与大徐本逐一比对，认为二者虽有本义和引申义之分，但总体吻合。虽然作者称“比较《淮南子》许注与《说文》的字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目前学术界对《淮南子》注之作者仍存异见，另《淮南子》许注和《说文》成书之先后不明。从这两点来看，该文立论前提存在问题，结论自然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所以只能简单比对，不能深入分析。为了解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之全貌，姑列于此，以飨读者。

（二）唐五代韵书[4]

据唐五代韵书援引《说文》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杨秀恩《唐五代韵书引〈说文〉续考》（2010）、赵晓飞《唐五代韵书引〈说文〉考》（2011）、丁治民《敦煌残卷〈笺注本切韵〉所引〈说文〉反切考》（2011）、徐朝东《唐写本〈唐韵〉所引〈说文〉考》（2011）等。其中徐文以大徐本为参校对象，撷摭《唐韵》引《说文》者凡278条，去其残损，实为273条。其中完全相同者168条，意义基本相合或相近者72条，唐写本所据《说文》与大徐本有异但又各有所据者12条，唐写本用同义或近义词替换《说文》者5条，唐写本证明大徐本有误者5条，唐写本言出于《说文》而大徐本未收者11条。结论为唐人引《说文》不皆可信，《说文》在唐代就可能存在不同的传本，大徐本只是宗其中之一。后继之《宋本玉篇》《广韵》与《唐韵》所引基本上一脉相承，而《集韵》《类篇》等亦与后世所传大徐本基本一致。要之，是书分类恰确，条理清晰，结论切要，足可资取。惜乎为篇幅所限，例证不夥。

（三）玄应《一切经音义》

运用玄应《一切经音义》征引《说文》进行研究的论文有徐时仪《佛经音义所引〈说文〉考探》（2003）和《〈一切经音义〉引〈说文〉考》（2006）、姜磊《玄应〈一切经音义〉引〈说文〉研究》（2006）、《玄应〈一切经音义〉校补〈说文〉大徐本例说》和郭照川《运用语言文字规律校勘〈说文解字〉刍议——以〈一切经音义引说文笺〉为例》（2011）等。其中第四篇系作者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郭文虽非专门研究玄应《一切经音义》引《说文》，但与本主题相关，所以我们也一并列此以供参考。此文理论价值在于其校勘原典时所持之科学态度，文章以清代田潜《〈一切经音义〉引〈说文〉笺》为考察对象，从“考察字义说解应区分造意和本字、运用文字系统性规律要注意其时代性、运用字形分化规律要注意使用范围”三个方面论田书之失，论证细密，持论公允，其成果可推而广之。

（四）《慧苑音义》

《高丽藏本〈慧苑音义〉引〈说文〉的异文问题》（2008）和《高丽藏本〈慧苑音义〉引〈说文〉的衍、脱、误问题》（2009）之作者均为黄仁瑄。其中前文称《慧苑音义》征引《说文》计122条字目，凡释119字。作者就其中20字涉及异文问题逐一详加考述，认为“异文有一定的时代性，慧苑时代汉语言文字的面貌跟许慎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慧苑音义》提供了切实的证明”。后文将《慧苑音义》征引《说文》与大徐本比对，就其中的衍、脱、误问题等校勘大徐本，甚有条理，就“说文学”研究而言，有一定意义。

（五）慧琳《一切经音义》

任敏《〈慧琳音义〉引用〈说文〉略考》（2002）一文以慧琳《一切经音义》之称引《说文》为研究对象，取其中心、言、水、木、口、金、火、肉和艸等部所有字与大、小徐本互校。无论同异，皆列而论之。自归纳分析中，得其条例。虽行文平实，不见突出，但实事求是之态度，可供后学者所效。国内对此论题研究较少，就此而言，应有其价值与贡献。

（六）《原本玉篇残卷》

“唐写本《玉篇残卷》虽仅存八分之一，却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顾书原貌，顾野王‘总会众篇，校雠群籍理想之实现，实赖于唐写本。”（徐前师 2008：23）因《原本玉篇》材料珍贵，故学者据此校勘《说文》者亦夥。近十年来此类论文凡7篇，分别是：冯方《〈原本玉篇残卷〉引〈说文〉与二徐所异考》（2000）和《〈原本玉篇残卷〉征引〈说文·言部〉训释辑校（一）》（2002），杨秀恩《〈玉篇残卷〉等五种材料引〈说文〉研究》（2002），侯小英《从〈原本玉篇残卷〉看段注〈说文〉》（2004），宋兆祥《〈玉篇残卷〉所引〈说文解字〉字义多释考释及探析》（2005），邓春琴《〈原本玉篇残卷〉引〈说文解字〉释义方式说略》（2006），兰天峨、贺知章《〈原本玉篇残卷〉糸部引〈说文〉考异》（2008）。此外还有专著1部，即徐前师《唐写本〈玉篇〉校段注〈说文〉》（2008）。

其中徐书以《原本玉篇残卷》校正段注，按其顺序逐一比对。正文部分既引前修时彦之说，亦有己见列于其后。附录对其引用特点分五方面进行阐释，并言“在顾氏原书中，《说文》只是一种普通的书证材料，野王往往先引古籍传注，后引《说文》、《字书》、《声字》等字书。顾书这种因古籍传注而省引《说文》义项的做法也说明，我们不可因今本《说文》某义项不见于唐写本所引，就判断今本《说文》之失或唐写本之误，还应该运用通观的方法考察其是非”（徐前师 2008：276）。就该论题而言，此看法具有普遍意义。要之，是书旁征博引，详加校正。或论唐本之讹，或指段注之确，或谈二者均非，或陈他书之谬。所得结论，平实公允，为目下《原本玉篇残卷》引《说文》研究之佳作。

（七）《后汉书》李贤注

徐前师《〈史记〉〈后汉书〉注引〈说文〉琐议》（2006）和高明《〈后汉书〉李贤注引〈说文〉考》（2009）是这方面的可参之作。其中高文主要特色有三：一，运用“汉籍全文检索系统”软件查检《后汉书》李贤注征引《说文》，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统计数据之准确性；二，将传世文献征引《说文》看作一个整体，推知“李注所引《说文》在释义及用字上与魏晋南北朝及唐代其他文献所引《说文》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要优于大徐本和段注”；三，论述李贤注引《说文》对《后汉书》之校勘意义。

（八）《文选》李善注

此类论文共5篇：分别是张文霞《〈文选〉李善注引〈说文〉资料研究》（2001）、《浅析〈文选〉李善注引〈说文〉之被释字》（2003）、《〈文选〉李善注所引〈说文〉释义情况与大徐本之比较研究》（2007）和刘青松《〈昭明文选〉李善注征引〈说文解字〉研究》（2006）、《李善〈文选注〉对〈说文解字〉释义的改造》（2007）。就具体内容而言，张氏后两篇是其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刘氏之后篇亦如此。

刘文主要价值体现在以黄侃“《说文》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的分类方法为纲，探讨李善对《说文》说解的改造及其成就和缺失，以及以段玉裁据《文选注》校改《说文》为例，论述诸家对李善注征引《说文》之批评。惜最后部分似嫌孤贫，如能继续深化，则其成绩当不止此。文后所附《文选注》征引《说文》与大徐本对照表，一目了然，颇见用心。要之，该文不落俗套，分析精当，实乃此论题之佳作。张文与此文研究重点有异，可相观并参。

（九）《文选集注》

孙富中《唐钞〈文选集注〉所引〈说文〉考异》（2003）一文用原藏日本金泽文库唐代残卷《文选集注》征引《说文》为底本，参校大徐本，钩沉引文170余次，选取其中之25条，略加考辨，定其是非，有补缀之功。

（十）《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引《说文》研究之论文共2篇，分别是：索喻《〈经典释文〉引〈说文〉研究》（2009）、马红范《〈经典释文〉引〈说文〉考》（2009）。其中马文以陆书引录诸条细校大徐本，就其体例和内容加以归纳，并对《经典释文》引文与大徐本殊异者及其所引而今本所无者重点考察，客观陈述，行文平实，可供参考。

（十一）《史记》三家注

运用《史记》三家注校勘《说文》的代表作为冯玉涛《〈史记〉三家注引〈说文〉校补“大徐”》（2002），该文称三家注共引《说文》139次，并举数例加按语阐释之。文末附疑者，多问阙如之态度可见一斑。

（十二）《五经正义》

《五经正义》为唐孔颖达奉敕主持编定，对《五经正义》引《说文》进行研究之论文主要有马萃泽《〈五经正义〉引〈说文〉考》（2005）和孙福国《〈五经正义〉引〈说文〉研究》（2007）。其中孙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探析：一，《五经正义》引《说文》在用字和释义方面与大、小徐本之异同；二，《五经正义》引《说文》特点及孔颖达之语言文字观；三，《五经正义》引《说文》在校勘学和训诂学上之意义。此文既有实例说明，亦有理论阐发，且条分缕析，切中肯綮。

（十三）《太平御览》

赵思木《〈太平御览〉引〈说文〉研究》（2011）一文对《太平御览》所引《说文》与大徐本逐一比对，辑得12个部首117字，搜罗异文，审其是非，有疏证之功。结以《太平御览》引用《说文》之作用、方式、价值和不足，从整体对《太平御览》引《说文》予以评价，不偏不破，持论公允。要之，是作有功于文献之补实，应无异议。

（十四）《广韵》

《〈广韵〉征引〈说文〉研究》（2007）作者温英明遍摘《广韵》之引《说文》例，计得2040条，对其中殊异者详加考析。结论是：《广韵》承袭前代韵书之特点，其征引《说文》与《集韵》有很大不同。另其征引读音与大徐本无异，征引内容主要是文字的训诂，征引的目的是校雠、增损和质正，即用文献以达校正、丰富说解之目的。概言之，是文所述客观妥帖，条理清晰，可资辨识。

（十五）《宋本玉篇》

贾忠锋《〈宋本玉篇〉引〈说文〉考》（2011）一文就《宋本玉篇》之引《说文》考校大徐本，凡二书同者弃之不论，异者则详加分类，广辑典籍，相互考证，审其然否。结以《宋本玉篇》主要参考大徐本，同时对其他版本亦有涉略。不足之处是分类方法不够科学，内容过于芜杂。

（十六）《集韵》

运用《集韵》进行《说文》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毋芬芬《从〈集韵〉引〈说文〉内容看宋代〈说文〉版本情况》（2002）和刘芹《〈集韵〉所引〈说文〉与徐铉〈说文解字〉注音比对——补证〈集韵〉所据〈说文〉底本为徐铉〈说文〉注本》（2010）。其中刘文从字音层面切入，是对蔡梦麒《〈说文解字〉字音注释研究》（2007）一书中“《集韵》编修者所依据的《说文》底本当是徐铉的《说文》注本”结论的补正之作。文章将《集韵》征引《说文》与大徐本反切逐一比对，从注音相同切语用字差异、注音切语用字比对两个方面进行论析，可谓翔实丰富，结论中肯。文中运用大量图表，由博而约，易使读者把握其要，甚可取也。

（十七）《类篇》

目前对《类篇》征引《说文》进行研究的，就笔者所见，仅有2篇，分别是《〈类篇〉所引〈说文〉辨析》（2012）和《〈类篇〉所引〈说文〉辨正》（2012），作者均为孙绪武。前文以《类篇》所引《说文》为研究对象，分就脱文、衍文、讹文等方面归纳分析，并索其原因。后文研究方法同，只是增例而已。通观全文，多属形式呈现，鲜有是非论定。如能深入挖掘，补苴《说文》之功更显。

（十八）《和名类聚抄》[5]

运用域外文献征引《说文》校勘大徐本当为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材料不易得，所以目前国内学者对其关注很少，仅见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即韩娜《关于〈和名类聚抄〉引用〈说文解字〉的考察》（2010）。是文以《和名类聚抄》所引《说文》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其引用字例、特点、内容以及与大徐本之异同。由于该文作者专业系日语语言文学，故论文用日语撰写，且所论又较为粗浅，因此未引起学界注意。

（十九）《六书故》

田耕渔《〈六书故〉所引〈说文解字〉唐本材料辑评》（2012）与党怀兴《〈六书故〉所引唐本〈说文解字〉考》（1999）相比，两文相隔12年，但所据材料和研究方法均同，只是田文考证较党文多出5条，有补缀之功，但难显其学术价值。此外，卢凤鹏《〈六书故〉引唐本〈说文〉“械”篆试析》（2003）是目前笔者所见的唯一单论《六书故》所引唐本《说文》某字的文章，该文论而有据，不无识见。

（二十）《字鉴》

魏晓丽《〈字鉴〉研究》（2002）一文对《字鉴》所引《说文》进行整理研究，就“《字鉴》所引《说文》补今本之所缺者、《字鉴》所引《说文》与大徐本相异无关大旨者、《字鉴》误引《说文》者、《字鉴》所引《说文》可证大徐本之误者、《字鉴》所引《说文》可备一说者”等加以论述，言简意赅，持论平顺，可供参考。

（二十一）《本草纲目》

周路红《小议〈本草纲目〉中引用的〈说文解字〉》（2002）一文称《本草纲目》引《说文》50余次，称引作用主要有三，即解释字义、说明字形、例举药名同异现象。是文篇幅短小，平实有余，如有心者，可续而研之。

（二十二）《尔雅义疏》

赵莹《〈尔雅义疏〉引用〈说文〉研究》（2007）一文通过对《尔雅义疏》引用《说文》内容、方式、版本、对象、目的、态度、特点及功过得失等情况进行全方位探讨。该文称通过其考察，能够帮助学界更加科学认识《尔雅义疏》的训诂成就，同时也为今后利用各类字书进行语言文字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叙述平实，论述明晰，其价值当可肯定。

（二十三）《论语正义》

《论语正义》系清代刘宝楠父子先后积四十七年心力之作。从《论语正义》征引《说文》角度研究今本《说文》的论文主要有班吉庆《刘宝楠〈论语正义〉征引〈说文解字〉略论》（2001），黑学静《刘宝楠〈论语正义〉对〈说文解字〉征引论析》（2008）和于晓玲、杨君《〈论语正义〉征引〈说文解字〉略析》（2010）。其中班文主要探讨了《论语正义》引《说文》阐释经义的特点：一，追根溯源，不限形体；二，旁稽博考，兼采备录；三，持论谨严，实事求是。同时从引文、释形、析义等三方面指出《论语正义》引述《说文》的缺失和可商之处，结以“利用《说文》疏解《论语》，探赜索隐，确为刘书一大特色”。要之，是文内容翔实，结论中肯，可资参考。

三、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的特点

以上我们就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对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的论著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和平议，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和台湾学者同专题论著相比，两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传世文献特点

综览近十年来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论著，可以发现，传世文献之种类可谓繁矣。我们按照著作时间和性质进行分类，具体内容见下表。需要说明的是：其一，某些文献撰述时间尚有争议，所以只标年代，不标具体时间；其二，有些文献写作时间跨度较大，以成书时间为准；其三，有些传世文献版本不同，时间亦异，排列时以始作时间为准；其四，某些书性质多样，只列其一；最后，历代引《说文》之传世文献众多，下表所列范围为两岸地区该专题研究论文中所涉及之文献。

从上表可以看出：

1.传世文献主要来自于中国，域外的也有，但数量极少。

2.传世文献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多年。即自《说文》问世起，就不间断地被引用，其价值可见一斑。从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或后者直接承继前者，或在承继同时又参考年代更久远之文献，或综合同时代各家著作而成。由此可见，要恢复许书本真，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3.利用唐代传世文献比对大徐本《说文》，是还许书之原貌最重要的校勘途径。在26部传世文献中，唐代文献几占50%。近十年来此专题论文中，有29篇是唐代文献引《说文》之作，占64%。其中《原本玉篇残卷》引《说文》研究论文为7篇，另有专著1部，占唐代文献引《说文》研究的近1/4。正因为如此，学者据此校勘《说文》者夥亦在情理之中。

4.传统“小学”类典籍是《说文》校勘的主角。虽然也有学者利用注疏类、医学类著作或者类书比对《说文》，但因为“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不同”，“盖小学家之说字，往往将一切义包括无遗。而经学家之解文，则只能取字义中之一部分。……是知小学之训诂贵圆，而经学之训诂贵专。经学训诂虽有时亦取其通，必须依师说辗转求通，不可因猝难明晓，而辄以形声相通假之说率为改易也”（黄侃，黄焯 1983：192）。因为注疏类典籍“随文释义”之特点，所以作者在引用《说文》时，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改造以就己意。从校勘角度来讲，可靠性大大降低。

（二）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论著的特点

1.从时间上来看，台湾学者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学位论文发表时间较早，多集中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且近二分之一均为同一教授指导，总体思路和研究方法较为一致。而内地学者比较迟后，多集中在近一二十年，且作者散见于各大高校，水平也参差不齐。

2.从内容上来看，其特点如下：

首先，整体研究多，个案分析少。大陆学者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论著基本上都是对整部文献进行研究，所以其程序多是介绍文献、综述成果、统计数字、分析异同、总结论点等。也有学者针对传世文献引《说文》中的某个字做具体分析，但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其次，字形释义多，音韵探讨少。大陆学者对传世文献引《说文》主要从字形、释义等角度来研究，研究字音的论著较少，台湾学者亦是如此。

最后，归纳统计多，定其是非少。通观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论著，可以发现，几乎都有其条例的归纳和数字的统计，当然这是后续论述的基础，本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论著技术性工作占了大半，在遇到明辨是非处却只是罗列众说，或不下断言，或语焉不详。台湾学者此专题研究也归纳条例，剖析异同，但论其是非之时，往往言之有据，有时虽结论不甚正确，但态度总体上更为科学严谨。

3.从论文中涉及传世文献的角度看，与台湾学者相比，大陆学者此专题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更广，除唐代类书、《集韵》、《古今韵会举要》和《康熙字典》未论及外，其他文献基本上都已涉略，而且“小学类”、注疏类、医学类均有，而台湾学者除唐代类书和《文选》李善注外，几乎都是“小学类”著作。究其原因，概与学术传统有关。在1949—2004年的12篇台湾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论文中，指导教授分别为高明、陈新雄、许锬辉和蔡信发。其中后三位均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且教授皆为高明和林尹，高、林其学说又都承继章炳麟、黄侃。由此可以推知，黄侃“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与解经之训诂”之分类当对后学有影响。

4.从研究目的来看，多为校勘，恢复许书本真，但两岸学者校勘对象有差异。大陆学者主要为大、小徐本，其中大徐本又是重中之重，也有少数学者专门校段注本，而台湾学者基本上是大、小徐本和段注本皆兼之。

最后需要申明的是，我们比较两岸学者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论著之特点，均为客观陈述，绝无褒贬之意。总体上来看，二者各有千秋，同时又都存在着某些问题，下面我们将简而论之。

四、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存在的问题

详研近十年来两岸学者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论著可以发现，数量之多令人欣喜，质量之失又引人深思。今不揣浅陋，略谈一二。同时就这一专题之未来发展，聊呈拙思于下，请读者示教。

（一）重复之作多，资源浪费严重。精读近十年来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论著后，我们发现，诸多论著题目、内容、研究方法和结论如出一辙，如同“工厂化”生产，新意和特色不显。比如上文所列《刘宝楠〈论语正义〉对〈说文解字〉征引论析》和《〈论语正义〉征引〈说文解字〉略析》两文，虽各运其思，分展其才，但方法类似，取径无异，给人以重沓之感。甚至有些文章颇有雷同嫌疑，比如《〈六书故〉所引唐本〈说文解字〉考》与《〈六书故〉所引〈说文解字〉唐本材料辑评》等。故此我们认为，加强学界沟通，尽早尽快实现学术资源共享是当务之急。这里的沟通首先是国内学界的沟通，包括台湾和香港。其次和域外学者的沟通也相当重要，特别是日韩学者。定期、及时发布专题信息，或目录、或简讯、或摘要、或平议，这些都不失为了解学术前沿的佳径。在这方面，台湾《汉学研究通讯》就做得很好，可供借鉴。另台湾学者此类专题之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具体论述详见蔡信发《一九四九年以来台湾地区〈说文〉论著专题研究》。

（二）研究方法不尽科学，结论缺乏说服力。“传统小学一直以‘旁征博引为尚，资料占有量的全面程度一直是衡量语言文字学研究成果可靠性程度的重要标准。不仅工具书编纂等资料型研究需要收集整理大量资料，分析型、理论型研究同样建立在对大量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之上。后者的研究往往是在圈定的材料范围中进行穷尽性的统计分析。……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依靠经验和记忆，多运用‘内省和‘举例的论证方法来说明语言文字学现象。因此，研究的客观性大打折扣。”（张再兴 2003：1—2）

我们在研读近十年来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的论文过程中发现，同一部文献版本无异，但统计数字往往有差。究其原因，或为标准不一，但同时也不排除因“手工操作”而致误情况的存在。如今，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特别是数据库系统化研究方法的大量采用，使得孤立的、个体的、局部的研究变成了联系的、整体的和系统的研究，大大增强了结论的可信度。在这一专题的研究论文中，虽作者多未提及数据库的使用，但我们相信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论文是基于科学统计之上的。在此，我们再次提及，也是希望借此文引起学界对数据库使用的兴趣和关注。

（三）就书论书多，缺乏整体观照。从上文所列表格来看，引《说文》之传世文献都是语言文字学史上之重要典籍，而且是“大部头”，其中引《说文》的条目是相当丰富的，所以可以就此展开相关问题的探讨。同时，我们还看到，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已经形成一个链条，每一部传世文献都是链条中的一环。如何在某部传世文献引《说文》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给予整体观照，既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的体现，同时也是判断作者文献熟知程度和理论水平高低的指标。遗憾的是，遍览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论文，基本上都是就某书而谈某书，其结论也往往是就某书而下的。这本身并无错，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对传世文献的“陌生”、相关理论基础的薄弱和融会贯通能力的欠缺。当然，也有一些论著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比如《〈后汉书〉李贤注引〈说文〉考》和《唐写本〈唐韵〉所引〈说文〉考》等。

总之，近十年来，传世文献引《说文》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亦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未来此专题一是要继续加强专书引《说文》之研究，但绝非重复劳动，而是在建立数据库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深入；二是展开传世文献引《说文》的整体研究，为“说文学”和语言文字学之发展提供借鉴。

附注

[1][2]该文于2006年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

[3]据王胜忠《〈广韵〉引〈说文〉之研究》之台湾地区以“某某引《说文》为题相关论著一览表”载，此书于1982年由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4]唐五代韵书是指陆法言《切韵传写本》、《笺注本切韵》、《增训加字本切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唐韵》写本、五代本韵书。具体内容详参周祖谟编《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1983年。

[5]《和名类聚抄》，又名《和名钞》《倭名类聚抄》《倭名抄》，是日本最早的百科全书，承日本国平安时代承平年间（794—1192）源顺应勤子内亲王的要求编纂，其分类方式受《尔雅》影响，版本众多。国内亦有众多学者研究之，可参阅。

参考文献

1.蔡信发.一九四九年以来台湾地区《说文》论著专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2.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徐前师.唐写本《玉篇》校段注《说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张再兴. Access数据库在语言文字研究与教学中的应用.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岛266100）

（责任编辑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