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宁辰

“想发火时，停一下，深呼吸。”

陕西西安郊区的一所学校里，两个初一学生由打闹升级的“战斗”一触即发，其中一人忽然将攥紧的拳头停在空中，亮出手腕上绿色的手环，手环上写着这句话。

“战斗”霎时偃旗息鼓。 两个学生分别冷静下来，尝试着管理自己的情绪，并与对方进行沟通。

沈旭很开心看到这样的结果。这个由她和团队投入三年精力开发的“减低校园欺凌”公益项目正显现出成效。

从2002年就投身公益事业的沈旭喜欢不断创新和探索。她曾任绿网总协调人，后参与乐施会以戏剧方式推广的发展教育项目，还报名参加为期3年的华德福教育小学资质培训，创办灵动珊瑚教育工作室，致力于艺术和治疗性教育启发，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2011年入选南都基金会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成为沈旭公益事业的转折点。评选过程中，她被南都基金会监事何进的一句话点醒：“教育不是技术。适当的时候，应该跳出机构的发展，来看这个领域的发展。”

其后，“银杏伙伴成长计划”评委之一、陕西妇源汇中心主任高小贤推荐沈旭加入该机构与国际计划在陕西开展的“减低校园欺凌”项目。“对于校园欺凌，我也关注了很长时间，当时看到这个项目时，非常高兴，很想去尝试。”沈旭告诉《中国慈善家》。

校园欺凌涵盖广泛，包括教师对学生、学生对教师、教师对教师、学生对学生等不同群体之间相互使用暴力，造成身心伤害的行为。考虑到如果一开始就介入老师对学生的暴力行为，对老师和学生的冲击会很大，而介入学生之间，提升孩子行为意识的同时也能很好地减轻老师的压力，沈旭决定首先从减少学生间的校园欺凌行为着手。

有一个三年级的小女生，在宿舍屡屡被六年级女生抽巴掌，连续一个学期下来，不曾告诉家长和老师。这并非个例。“校园欺凌是孩子之间的以大欺小或是权利不对等，比如利用身高、心理、成绩上的优势进行欺负，还有些是恶意伤害，很容易在隐蔽的地方发生，如厕所、食堂、宿舍等地方。”

遭遇欺凌的孩子会受到很大伤害，性格也受到影响。但是沈旭发现，孩子们普遍认为这是成长中必须经历的。她意识到，要告诉孩子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即这样的事情不需要有。”对那些被欺负的孩子，“我们要告诉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而对于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他们有一些普遍的特质，如不被关注，想被爱，想变得更自信，我们要告诉他，怎样才是更强大、更棒的人。”

沈旭和团队耐心地指导老师们如何去识别，去跟两方不同的群体对话。她建议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因为欺负者和被欺负者有时可能是同一个孩子。

因为在戏剧教育方面的得心应手，沈旭一开始在这一项目中采用了很多艺术性教育的内容。虽然觉得新鲜有趣，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老师们普遍觉得很难，硬性规定的60小时课程成为他们不得不“交差”的工作量。

沈旭和团队伙伴们意识到这件事不能“想当然”，她开始更为落地地寻找问题的所在。于是她和伙伴们蹲在地上，晒着太阳，一对一贴近老师聊天，发现老师们缺失的东西很简单。“他们从来不了解孩子，因为没有学过。即使学教育出身，也并不完全了解。他们会很坦诚地告诉我，他们会打骂孩子，也会为此自责、内疚，但是不知道有别的办法可以做，至少感觉打骂这种方式一段时间内有效。”

他们也和孩子们交流。蹲在地上和孩子们一个个、一小时一小时地访谈下来，发现孩子们的要求也很简单，“希望老师不要打我骂我，虽然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但是打骂让我很难过，我只希望他们告诉我怎么做就行。”

沈旭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她把设定好的课程全部撤掉，第一年只做骨干教师的培训，让骨干教师用他们获得的戏剧教育能力来改造课堂。在取消课时要求后，老师们创造性地将戏剧内容融合进了语文课、思想品德课，原本一两个小时的完整架构，在45分钟的课堂上就完成了。

学生们对这样的课程内容很感兴趣，骨干老师去县里上公开课也获得了奖项肯定。看到这些变化后，沈旭开始针对全校教师做基础内容培训。她将相关内容编写成一套简单易行的教材，内容涉及跟孩子沟通时如何表达，情绪管理如何做到，怎么帮孩子们建立自信，怎么开班会、制定班规，面对校园欺凌时应该怎么做等等。相关的行为规范全部细化制作成手环、卡片等，戴在手腕上，挂在书包上，时刻提醒着学生们。

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可执行。老师们开始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他们或者在课堂花十分钟给学生讲故事，或者在课堂前几分钟让孩子轮流上来欣赏自己。“老师们开始觉得跟班里孩子的关系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减少了打骂，孩子们相互冲突和欺负的行为也开始变少。”沈旭说。

在暑期夏令营活动中，沈旭让孩子们做了很多海报，宣传什么是校园欺凌，同学之间应该如何更好相处。她还根据学生自己的故事排演了两个剧本，在学校做公演。一段时间下来，学生们告诉沈旭，学校里的校园欺凌“几乎不再发生”。

与此同时，参加培训的老师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夏令营的很多队员都是来自当地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子女，在一次培训中，沈旭告诉参会教师，夏令营中一个女孩找她谈话，因为爸爸觉得她撒谎，用晾衣杆打她，甚至把晾衣杆都打断了，她心里感到非常委屈。在培训的总结环节，一个女老师告诉沈旭，那是她家的孩子，她感到很内疚、难过。但是培训结束后，很多老师纷纷表示那是自己家的孩子。“说明这不是一个家庭发生的事情，很普遍。”沈旭的内心也终于放松下来，“当老师们可以很坦诚地把想法讲出来的时候，他就愿意做出改变了。”

沈旭和团队还做了个“傻瓜版”指导手册，通过走访时积累的大量案例，对一旦出现问题，老师与学生如何更有效地沟通，每一句话该怎么说等都做了详细指导。

这些琐碎具体的工作让曾经喜欢求新求变的沈旭变得落地而踏实，“原来我会很不屑这些东西，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悟性，后来发现我们成长的背景并不公平对等，老师们接受的信息量其实并不多。”

经历了这些改变，沈旭终于找到了项目的核心解决方案：减少校园欺凌只是一个切入点，真正要做的是改善校园师生关系，创造更好的校园环境。

目前，她和伙伴们申请成立了陕西光合行动青少年教育发展研究院，意在培养一批致力于青少年教育的社工，在自己的岗位和机构中做推动。她也希望能够进行一系列行动研究，将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的经验记录并分享出来。当下，也有基金会正在跟她谈合作，希望能够介入服刑子女群体，探索社区教养的方式。

关于机构的未来，沈旭很清楚做可操作、可复制的项目，更容易受到基金会青睐并顺利筹款，但是她认为设计“产品”的公益机构并不在少数，她希望未来团队能更多地介入人与人的关系中。“一切都回到最初，最简单又是最关键的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建立，听到彼此的需求和声音。”

沈旭早年学心理治疗时，老师曾告诉她，到最后，其实已经不用技术，一个眼神，一句话，你坐在那儿，对方就已经知道你是否理解他，重要的是，能否把心交给对方。沈旭内心深刻地感知到这种力量，“当学生发生改变时，我能感觉到。因为在那一刻，我完全忘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