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伟升

2014年1月，一封从重庆发往北京的举报函，在半年后引发了中国环保界的一股“风暴”。

举报函长达16页，指出129名环保系统公职人员将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师的资质“租借”给环评机构以牟取利益。

按工程项目审批流程，政府部门和环评机构在环评业务上严格分开。且法律明令禁止公务员参与营利性行为，也不得在营利性机构中兼任职务。这些名为环评公司环评师，实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影子环评师”，并不从事为环境把关的环评工作，但每一份环评报告均借由他们的“资质”撰写。

2011年起，环保组织重庆两江志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重庆两江），开始根据公开资料搜集、整理关于环评师和环评机构的违规信息，并在2014年年初将举报函递交至环保部。为了避免举报函石沉大海，重庆两江的创始人向春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致电环保部询问进展。

2014年7月31日，环保部开始清除“影子环评师”，对62人予以通报批评并注销登记。9月16日，环保部再次发文，通过取消或降低资质、缩减业务范围以及限期整改等方式整肃31家环评机构。

向春介绍，在被处理的名单中，近三分之二系重庆两江举报，“类似的名单我们还有很多，只是什么时候公布的问题。”

至此，重庆两江与环保部完成了一次令人颇为惊奇的“官民合作”。实际上，与政府合力推动环保一直是重庆两江的基本策略。

一家位于重庆某区的电镀厂造成大面积水体污染，其厂区紧邻自来水厂取水口。该区环保局屡番促其整改却不见效果。为了摘除这颗“肿瘤”，在只有几十名外勤的情况下，环保局不惜派人全天监察，甚至强堵排污口。厂方和环保局长期僵持不下。

2013年，重庆两江介入做污染调查和水质检测，发现工厂每次排出的水都严重超标，于是也开始给厂方施压。经过半年的交涉和评估，厂方认识到所制造的污染已经无法通过净化设备解决，便将生产线全部拆除。向春认为，在这一轮的“博弈”中，民间组织产生了增量的作用。“在以前，企业只感受到了政府的压力，现在又增加了另外一个压力，所以改善速度很快。”

在电镀厂所在的区域，一家日本五十铃集团投资的工厂不断向大气中排放大量污染物，被向春比喻为大气方面的“肿瘤”工厂。电镀厂项目的成功合作，为重庆两江与环保系统再次联手“拿下”这家工厂夯实了基础—双方详细商讨，共同约见了厂方负责人。环保局从行政角度告知厂方，若不改善污染状况，新的项目审批便不予通过、新上马的生产线也得停工等等；而向春则从民间舆论、投融资，甚至通过日本环保团体向该厂母公司五十铃集团施压等方式，督促该工厂予以整改。“做电镀厂时，我们和当地环保部门还只是从各自的角度、两条线去推进。但是我们做大气这家时，完全是精诚合作。”

现在，重庆两江与当地的环保系统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的良性关系。“有时候也要相互给时间”，向春坦言，建立信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推动政府部门的行政效能需要讲究节奏，并非越急越好。“比如重庆环保部门本身的变化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他们提高能效就是整个系统提高效能。民间组织的价值就是在这个层面进行推进，而不仅是在某个个案上的结果和价值。”

民间组织在向春看来完全可以是政府部门非常有力的“战友”，只要双方力量配合得当，污染企业的整顿速度会大大加快。

他说行政部门行使权力需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内，这会产生时间差，“他们去查企业排污，需要监察、附议、听证等等，一套行政处理流程下来，半年的时间都没了。”而民间组织的灵活性在于“只要不违法，都可以干”。媒体、互联网和资本市场都是民间组织推动企业治理污染的手段，“比如现在的公益诉讼，这也是政府觉得民间组织可以在里面发挥作用的地方。环保部门自己不能做，民间组织可以。行政罚款可以罚你一百万，这对企业构不成太大压力，但通过公益诉讼可以让企业损失一两千万。”

向春认为，民间组织的监督也是在帮助企业赢得未来。“如果企业因为我们的监督而较早做到了可持续化，未来被淘汰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眼下能赚多少钱，并不代表你能走多远。”

与政府部门相互信任、合作，于向春而言，也有助于从事环境监督时降低人身风险。“我们基本不会和企业单独接触，因为风险太大。在重庆做环境监督的话，我们会拉上环保部门一起，而且三方会谈会比较理性。”

在2014年亚布力论坛上，向春表示，他从事环保八年几乎没有遇到过来自企业的任何威胁。

在向春的经验里，最大的风险来自两方面：一是在污染现场，二是曝光事实后。为了规避现场调查时遇到伤害，需要做好充分的前期工作以缩短现场的作业时间。如果被厂方发现，尽管在厂区外调查并不违法，但无论对方要求删照片还是扣押拍摄器材都予以配合。“删东西是他们最大的诉求，回头再拍就可以，但闹到派出所浪费的时间更多。而且，那还是当地的派出所，对吧？”不起争执、能安全离开现场是向春规定的第一工作原则，“至于后期的打击报复，真是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