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宁在推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强调要发挥政治教育作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使人民群众都深刻地认识到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以及把这种认识付诸实现，可是它面临着重重文化困扰，“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因此，消除文盲、提高人们的经济能力、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成为政治教育的文化建设任务。列宁发展了政治教育的理论：突出了实践性是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抓住了生产力是衡量政治教育社会性功能的根本标准、执政党的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把握了政治教育“长期性”的根本特点。上述论断对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列宁； 政治教育； 新经济政策； 文化任务

中图分类号： G641； 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6-0093-05

列宁和俄共（布）一直都非常重视政治教育，在新经济政策的推广和实践过程中，列宁赋予了政治教育新的使命，极大地丰富了其理论，这对我们的政策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政治教育在新经济政策中的任务

为了推动新经济政策的贯彻与实施，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就新经济政策等问题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一系列任务，希望能充分发挥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至此政治教育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政治教育委员会负有宣传鼓动新经济政策的使命。政治教育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11月12日的《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成立的，旨在解决学校教育的“书本知识”以外的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空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要承担着“从事社会教育工作、解决社会教育和群众教育任务”[1]。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政治教育委员会首先就负有宣传鼓动新经济政策的使命。1920年11月，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建立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会有关的一些问题，听取了报告《政治教育总委会当前工作计划》、《地方政治教育委员会的组织》，会议还讨论了粮食运动与政治教育工作、同恢复国家经济生活有关的生产宣传、扫除文盲等问题。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就把“政治教育总委会的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列入大会议程，并通过了粮食税法令。同年6月，俄共（布）中央专门作出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按照列宁《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的基本精神向劳动人民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10月，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制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开展群众鼓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至此政治教育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即向群众开展新经济政策的宣传鼓动工作。

政治教育的第一位任务是同新经济政策时期思想混乱现象作斗争。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又一重大政治变革，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使人民群众都深刻地认识到它的意义以及把这种认识付诸实施。人们对新经济政策不理解，思想“非常混乱，甚至太混乱了”[2]。作为新事物，俄共（布）的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就遇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的反对，他们宣称，新经济政策似乎会在苏维埃俄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并给世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设置障碍。路标转换派也把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向恢复资本主义方向的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指出：这实际上并不是策略，而是内部的蜕变，是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历史是殊途同归的，苏维埃政权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人们开始恐慌，思想十分混乱。1922年3月23日，列宁在《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中，也重申了国内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的混乱，从侧面也印证了政治教育委员会这种政策宣传的必要性。“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警告，他们通过路标转换派乌斯特里亚洛夫之口说，新经济政策不是‘策略，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3]列宁指出：“政治教育委员会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任务就提到了第一位。”[4]因此，政治教育首先应通过自上而下的广泛政策宣传，在认识上达成共识。

政治教育是使人们理解“战略退却”思想，并将认识付诸实现。由于俄国工农文化水平低，政治教育委员会应采取群众接受的方式进行新经济政策的宣传，通过政治教育让工农觉悟：理解新经济政策是战胜资产阶级敌人的正确决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和俄共（布）从巩固苏维埃政权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重大政治变革，也是一场伟大的“战略退却”，其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具体而言，至少有以下七个内容要向人民解释清楚：包括“战略退却”的含义、必要性、前政策的评价、关键是要巩固工农联盟、内容、胜利保证以及潜在危险。[5]列宁指出：“必须使群众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是认识，还要使他们把这种认识付诸实现。我认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由此产生的。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6]列宁强调，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文化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政治教育委员会应充分地向人们宣传“战略退却”的以上七个方面的内容以及把这种认识付诸实施。

二、政治教育面临文化困境与建设任务

列宁强调，“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必须消化这个政治变革，使它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使它不致仅仅是一纸宣言”[7]。“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经验。”[8]可是，俄共（布）想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面临着重重困难。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面临物质贫乏的困扰，文盲、劳动群众缺乏管理国家的文化水平、共产党员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等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建设。

劳动群众缺乏管理国家的文化水平。苏维埃成立后，百废待兴，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条件。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的机关。可是余粮收集制的继续在喀琅施塔得事件爆发下，将改革推向了风口浪尖，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可是新政策的推行却遇到文化上的最大障碍。1921年11月，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谈道：“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9]列宁强调，只有劳动者学会管理国家才能实施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10]当前苏维埃政权下的劳动群众还缺乏管理国家的文化水平，因此，还不能实施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广大的劳动者学会管理并亲自参与其中是实施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政治教育面临三大敌人：一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即官僚主义作风，就是自以为是，利用自己党员或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运用行政手段发号施令，这是战时军事时期沿袭下来的惯用手段，这种方法在非常时期是比较有效的，讲究效率和速度。但是，它具有很多缺陷，没有从实施对象的实际状况出发，没有遵循“接受”规律。因此，列宁提出共产党员要学会进行政治教育，掌握政治教育的规律和方法，使工作落到实处。俄共（布）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员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重，享有很高的威信，那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的情绪也在这种追捧中膨胀起来。二是文盲。俄国存在着大量的文盲，截至1920年底，俄国文盲率达70%，且大部分地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众所周知，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残守流言蜚语、谎话偏见，使政治无法实施。因此，消除文盲是政治教育的先决条件。三是贪污受贿。俄共（布）在政治上获得了合法的执政权，掌握了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但缺少经济建设和管理的本领，同时也缺乏有力的制度监督。这就很容易滋生贪污腐化的土壤，滋长官僚主义的习气。列宁感叹：“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1]不仅如此，党内存在着包庇应该绞死的犯罪的共产党员，更是为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提供了“保护伞”，列宁认为这个危险性极大，他谴责道：执政党竟庇护“自己的”坏蛋！真是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列宁强调，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最要命的敌人！因为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就谈不上政治，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列宁强调，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因此，消灭滋养贪污受贿的土壤成为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政治教育的文化建设任务：消除文盲、提高经济能力、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列宁指出：“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正是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如果这样的委员会果真能为政治教育服务的话。”[13]应该说，政治教育的文化建设的任务主要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消灭文盲，这就要教会人民识字、会读、会写。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国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开放程度。针对俄国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文盲数量特别多的状况，列宁提出消除文盲是政治教育委员会的首要文化建设任务。为了尽快完成这个任务，苏维埃俄国政府于1920年7月成立了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分别对农民、工人、妇女、青少年、军队等实行扫盲，并在筹建扫盲学校、培训师资、出版识字课本和教学计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截止1921年10月，受到识字教育的人数达480万，红军中的文盲人数已降至5%（沙皇军队中的文盲达65%），海军则完全扫除了文盲。由于能够提供给人们的学习材料有限，列宁强调必须合理地分配和利用有限的书刊，如报纸、宣传小册子，保证这些能真正落到人民手里，而不是集中在办公室。其次，人们能运用读写的本领，改善生活状况。仅仅教会人民识字、会读和写是不够的，还要使每个人能够实际运用读写本领，以此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国家的状况。这要求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学会做经济工作，向科学进军。列宁号召人民群众跟着资本家们学习经济管理的本领，即使让资本家们攫取很多利润也是值得的。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能够自觉地利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物质文化条件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首先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必须使每位专家也从生产的发展中得到好处。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列宁强调，“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14]。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都归资本家所有，国家必须学会像资本家那样经营商业，即设法使工业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能够通过商业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还要提高管理干部的经济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最后，人们会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仅资产阶级享有文化权，而工人、农民的教育权被剥夺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在法律上实现了让工人、农民等穷苦大众享受教育的权利。列宁原本设想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苏维埃也颁布了很多法律条文，可是却没有取得实在的效果。有人提出疑问：“法律制定得够多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15]列宁认为，苏维埃的法律是很好的，它规定和授予了每个人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的权利，但是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太低，不懂得如何去利用手中享有的权利与不正之风作斗争。这种现象极为普遍，即使是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法律与之作斗争。这样虽然制定和颁布了好的法律制度，但由于人们没有经过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斗争经验，法律被“架空”，实际上成为“摆设”。列宁提出对官僚主义、拖拉之风、贪污受贿等不良现象作斗争，仅仅单靠宣传是不行的，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取得实际效果。实际上，在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过程中，人民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来参与社会的监督和权利的行使，还需要法律的规范和维护，实行“依法治国”。这里不仅要加强法制，更要教会人们靠文化素养为法制而斗争，同时丝毫不忘记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如果说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素养好、文化水平高，贪污受贿的现象就会销声匿迹，这是一种“空想”，没有把握事物的本质。因此，列宁提出质疑：“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行为却处处可见。”[16]关键是要用制度、法律来约束和规范工作人员的职责和责任制，只有建立在法制规范化的基础上，才能为贪污腐化设立“屏障”。列宁也注意到了革命胜利后，一些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精神懈怠，并成为不正之风的始作俑者，因次，他提出要进行“清党”运动，并强调“应当使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适应这个目的”[17]。政治教育文化任务的三个内容，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是一个统一体，它包含了政治教育服务的主要对象和主要内容的各个层次。

三、列宁关于政治教育的理论贡献

列宁强调政治教育在新经济政策中的作用，极大地拓展了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拓展了政治教育的实践领域。列宁将政治教育的作用从政治方面向经济、文化方面转移，拓展了其实践领域。一直以来，列宁都强调要加强政治教育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他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先提出了政治教育的“灌输”功能，加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政党建设，如在革命斗争中，要加强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1919年列宁号召在红军中大力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应特别注意加强待应征者、已应征者和红军战士中间的鼓动工作。不要限于作报告、开群众大会等等通常的鼓动方式，要由工人分组地或单个地在红军战士中间进行鼓动工作”[18]。当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时，列宁又主张政治教育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文化建设，拓展了政治教育的实践领域。它保证了经济工作的正确方向，并为此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工作的政策运动，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二是突出了政治教育的实践性的根本属性。列宁将政治教育的任务从“怎样建设、建设什么”向“会不会建设”转移，突出了实践性是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列宁强调，应当从政治上描述伟大任务的时期已经过去，应当实际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期已经到来，“会不会建设”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评价标准。“政治教育是要使一切事情都有结果”强调了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价值追求，“政治教育并不限于这种宣传，它意味着实际的结果，意味着教会人民怎样取得实际结果”[19]等论断，都强调了政治教育的“实践性”这一根本属性。政治教育的起点、终点、过程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实践是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的基础。无论是通过灌输和接受途径，还是其他形式，政治教育的价值创造都离不开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如果离开实践，坐而论道，也就是没有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客体，价值就无法产生。萨松认为，20世纪初社会主义之所以在工人运动中战胜了其他的思想（如无政府主义）而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剥削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即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而引起的对道德的严重违反提供了最有力的知识说明，而且让人看到应该崩溃的社会制度最终必然走向灭亡。更关键的是“怎么做”，而这只是在苏维埃革命之后，在列宁和俄共（布）维护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斗争中，人们才有可能指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20]列宁既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务实的革命家，他和俄共（布）带领工农阶级无论是进行社会革命还是社会建设，都非常注重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及时进行工作重点的调整和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也注重发挥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为社会发展服务。他对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可见一斑。

三是强调了生产力是衡量政治教育社会性功能的根本标准。列宁提出“政治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强调了生产力是衡量政治教育社会性功能的根本标准。列宁指出，政治教育的任务要落实到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贯彻和实施上，要对这些任务进行充分的宣传，并使宣传达到切实的效果，这就需要宣传的内容、手段或形式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归根结底，就是要“使这些工作的成果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改善上”[21]。政治教育的效果的评估标准应当是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分层次、多元化的标准系统。具体说来，它包含如下一些基本的层次和元素：第一，要看是否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要看是否促进苏维埃民主政治的发展；第三，要看是否促进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建设；第四，要看是否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构建。尽管对政治教育成效的评价标准很多，但是生产力标准是衡量政治教育社会性功能的根本标准。无论政治教育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功能，归根结底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不能代替政治、道德标准，因为在社会发展中，除生产力的作用外，还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列宁强调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政治教育的成果，简单、直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对政治教育效果评价的根本标准。

四是执政党的“以身作则”是政治教育的行为示范。列宁要求政治教育委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给人民示范”，强调了执政党的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列宁十分重视和痛恶党的官僚主义问题，他提出政治教育并不仅限于反对野蛮行为和反对贪污受贿这类毛病的宣传，它更意味着教会人民怎样取得实际结果。他反对将省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代表吸收进省经济会议，因为这样很可能导致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官僚化，并强调他们“不是以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而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给人民示范”[22]。执政党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其自身建设状况对于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教育具有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执政党形象的代表和“窗口”，其行为和作风直接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代表更应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来克服文化弊病就是教会人民取得实际文化发展的最好办法。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给人们示范，这样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地为人民群众树立权利维护和利用权力的“榜样”，人民群众会学习和模仿他们的行为来与不正之风作斗争。列宁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普通公民”身份做示范，抓住了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因为，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灌输”，这种形式决定了其对象“接受”的被动性，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教育形式，这对于受教育的对象来说，客观上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只有在“平等”的方式上进行，才可能达到“心悦诚服”的效果。因此，执政党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包括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等，不断完善自身建设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五是长期性是政治教育的根本特点。列宁强调“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那样迅速”，把握了政治教育“长期性”的根本特点。列宁指出，文化建设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长期的发展过程，党和国家要根据文化的这个特点来规划自己的工作，必须发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来完成发展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切记不能“一阵风”。政治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属于文化任务的范畴，而文化任务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但究其根本的特性就是“长期性”。文化发展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新的文化产生于原有文化的土壤之中，是在批判与继承原有文化的基础上的创新。俄国虽然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碎封建统治的政权，建立了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但并不意味着反封建的任务就此结束。由于俄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仍是一个小农占主体地位，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的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封建旧社会的痕迹。无论是小生产经济的分散性，还是封闭、僵化、狭隘、盲目的封建思想意识，抑或是小生产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都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这些都迫切需要进行改造。而消灭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因此，对于文化建设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恒心，以及坚持不懈的勇气和决心。

列宁关于政治教育的上述论断，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充分利用和发挥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功能作用，注重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和实效性，执政党的带头作用，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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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