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内部的异质化的错误理解和不当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产生了体制性疏离、价值性疏离和区位性疏离。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顺利、有效地运行并充分实现其所应有的“共效应”，必须建立良性的共生、共轭和共振机制。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发展的战略前提是，必须超越概念，从狭义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广义思想政治教育；超越体制限制，重建“大政工”格局；超越结构限制，从横向分工、纵向管理走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网络化；超越区位限制，从区域分立走向区位互动下的区域联合。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建设和发展还必须以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制度建设为战略基点，以共同的关切主题、共同的挑战与回应凝聚共同体，强化共同体意识和共同的努力。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 共同体危机； 场域疏离； “共效应”； 运行机制； 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6-0009-04

2014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入它的而立之年，教育部及各高校纷纷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30年来的发展进行总结，并期待以此为起点，创造学科领域的新辉煌。然而，无论是学术创新论坛（研讨会）、优秀论文评选还是期刊访谈，总是集中在高校，几乎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人的独角戏。忆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创立的那份基本文件——1983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为目标”[1]的初衷，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这一论题再次进入了笔者的思维视野：思想政治教育本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广泛、深入地不懈探索和实践，高校“一家独大”表象的背后掩藏着怎样的共同体现实状况？社区、企业及社会其他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或称“思想政治工作”、“宣教工作”等）事实上也在有效地开展，它们为什么与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疏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打破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疏离的局面，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部门及其成员之间如何实现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其所应有的“共效应”，并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正是这些问题触发了笔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在微观上的运行机制和宏观上的发展战略的思考。

一、四重内部疏离：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现实危机

从社会总体看，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统一的目标和内容，遵循着基本的活动规律和相同的实践原则与具体要求。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可能性之所在。不过，全面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则会发现，社会宣传与学校、军队、企业、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有其特定的目标、内容和方式、方法，也有其特有的活动规律；不同的社会领域（如不同行业或面对不同人群）和地理区域，思想政治教育则以群体性、地方性为特征同样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遵循不同的规律。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内部，基于社会分化而产生的专门化实践，无论在对象、内容还是方法、手段、载体，乃至整体形态上，都会呈现出一种异质化倾向。

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中存在的异质化现象本身并不会导致共同体的危机。这实际上是一种常态。然而，由于对异质化的错误理解和不当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内部的现实危机便“合乎逻辑”地产生了。共同体各部分之间的疏离，以及由此继发的互信缺失、资源争夺、观点抵牾、效果抵消，是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危机的根源。在此前笔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讨论[2]中，由于“场域”视角之限，将共同体内部的疏离现象统称为“场域疏离”，从共同体内部疏离的发生原因看，至少会呈现出以下不同形态，甚至可能会叠加为多重疏离：

第一，体制性疏离。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之所以有存在并良性运行的可能，原本正是基于政治体系的维持之需要和体制的支持。但现行的体制并非真正保障它作为一个共同体实现良性运行，却恰恰导致了共同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疏离。从全社会中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部门看，党的宣传、社会宣传与教育部门之间的疏离，教育体系内部不同学段之间的疏离（或曰“衔接性缺失”），学校、社区、企业、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间的疏离，是这种体制性疏离的集中体现。从管理体制上看，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指导和监督执行的部门，中央层面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职能呈弱化之势，地方层面的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实际上已被虚化，联系、协作机制往往停留在形式层面，且表现出临时性，体制本身在强化各工作部门本位意识的同时，却阻碍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条块分割、互动缺失的现象表征着共同体的现实危机。

第二，价值性疏离。指对自身工作的社会价值、个体价值的体认上存在的疏离现象。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之间的疏离。在理论工作者那里，不少人表现出对理论研究价值的过度自信，在专注于理论的体系化、深刻性的同时出现了以宏大的主题和晦涩、新异的话语方式为特征的学院化倾向，却既不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活生生的现实给予充分关注和有效回应，也无视甚至鄙视那些实际工作部门的经验总结性成果；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者那里，由于工作压力较大，专业训练不足①，往往认为理论研究成果的有用性不足。二是不同工作部门或人员对自身价值的体认呈现出局部性，以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取向上缺乏连续性、一致性，目标、内容上缺乏有效衔接。比如，不同的教育者之间，有些更强调对教育对象的自身素质发展的促进，另一些则更强调行为规范的遵守，由此出现紧张关系；在高校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中强调大学生的职业发展和价值实现，对用人单位在员工的稳定性方面的需求未予重视，导致与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忠诚心教育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这些既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也对共同体内部关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第三，区位性疏离。这种疏离主要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空间区位所导致，且与体制直接相关。区位性疏离的具体表现主要是地理上的行政区域间疏离和社会意义上的城乡疏离、校内外疏离等等。在地理空间上，不同行政区域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理论上可以各负其责，但是，以属人管辖为原则还是以属地管辖为原则，尚无明确的规定，不少地方的外来务工人员、异地租住人员往往难以成为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社会层面，城乡之间的疏离既可能源自前者（外来务工或异地租住），也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市民化等原因相关。校内外疏离则突出地体现为社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在当代中国，正呈现出社会成员的组织化、单子化趋势同时增长的趋势，这种区位性疏离会进一步增大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减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在社会的意义上，共同体并非就是必然值得追求的，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意义上，则必须有这样一个共同体，唯此才能保证各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目的、目标上的一致性和效果上的互促性，至少也必须以此避免各主体之间不会在效果上出现相互牵制、抵消。当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的所有研究、实践的价值既定——促进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品质的生成和发展，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纽带便成为当下亟待正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二、共生、共轭与共振：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之运行及“共效应”的实现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共同生态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体的社会政治生态、学术生态，同时也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年轻学科的不成熟性有关，但改善这种生态并不能依赖社会生态在一朝一夕的总跃迁，而必须由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自身去促成。尽管这里的“共生”、“共轭”和“共振”是分别来自不同学科的术语，但其原理却对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正是它们，很好地回答了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内部各部分如何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如何共同发生作用并形成合力、保持何种良好关系的问题。可以说，它们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内部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场域运行的理想状态。

第一，共同体内部共生。“共生效应”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术语，系指生物群体生长生活在一起、相依共生的一种现象。在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中，更需要共生状态的存在和“共生效应”的维持。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内的所有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不论从属于何种具体职业领域，来自何种社会组织，都应当相互意识到其他共同体成员的存在，意识到共同体成员中的“他者”与自身的统一性，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及活动的社会公共性品质，将自己置身于共同体所依赖社会（文化）中的观照下，共同体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生命和生存的本真。

第二，共同体内部共轭。“共轭”是有机化学领域的一个概念。由于分子中原子群体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会使整个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更趋稳定，热力学能内耗减少，分子极性增大，抗力增加，从而使外力难以产生破坏作用，这种现象称为“共轭效应”。在有机化合反应中形成“共轭效应”的关键，是使每一个原子按照其在分子结构中的相互关系和“角色”重新“整合定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结构稳定、抗力增强的新生有机体。无论配合和制约都要遵循有机体的结构规律，“共轭”必须在一定的结构模式和结构规则下才能发挥最大效应。在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内部，就需要通过这种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促进共同体的稳定、和谐和共同发展，这既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者在与学术共同体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应当是社会行动，更应当是一种专业行动，也要求所有的理论研究者确立起现实问题意识和在传承文化、培养合格公民方面的社会责任感，以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成果促进整个社会先进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第三，共同体内部共振。作为一个物理学概念，“共振效应”是指当外力的频率与振动体的固有频率接近或相同时，外力体的振动会使振幅急剧增大。物理学的共振现象有三个条件：两个物体振动频率相同；两个物体彼此靠近，一般地说靠得越近，振幅越大；要有一定的“时空场”。它要求共同体应在社会（文化）需要和自身发展中主动寻求共同点和结合部，在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上把握共同的脉搏，从而共同适应社会的变化，引领社会心态和观念发展的方向，同时创设一种和谐宽松的心理氛围，营造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工作者群体应有的心境，从而构建共同体发展的动力系统，以实现学术与行动的整体优化。只有这样，“谐振”的出现才有可能。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团结性以及共生、共振与共轭效应的实现，要求破除原有的“学术单位体”[3]或实际工作“小集体”的观念，清除学术清高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之间的隔阂。在学术单位体中，学者忠诚于所服务机构甚于忠诚于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和学术竞争中出现的所谓“各为其主”就是一种典型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单位或部门之间的无序竞争则是实际工作“小集体”的集中体现；而学术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不理解、相互鄙视、攻讦则是严重地危害着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为此，必须强调所有成员确立共同体意识，以共同体意识作为黏合剂，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理论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应当各自意识到对方存在的必要性，意识到对方对于己方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

三、超越四重限制：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发展的战略前提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内部的共生、共轭和共振效应，共同体基本上可以得到维系，其“共效应”及其应有价值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但是，共同体仅仅能维系和顺利发挥作用还远远不够，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还必须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生活变化而不断发展自身，才能适应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进行思考和谋划，以共同体维系和发展为目标，实现四大战略超越。这是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现状的审视而提出的。

第一，超越概念限制，从狭义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广义思想政治教育。从目前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表面上似无异议，但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还是政策都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上，这无疑是一种事实上的概念限制，宣传（或政治传播）以及在社区、企业等领域中各种各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往往既未在理论上得到充分重视，也缺乏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沟通协作。在笔者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至少包括以不特定的多数人为对象的思想理论宣传、以特定的多数人为对象的有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和以特定的少数或个别人为对象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三种不同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正是相互补益的这三种形态的统一体。

第二，超越体制限制，重建“大政工”格局。建立新的“大政工”格局，并非否定原有的 “大政工”格局，而是要在原有的“党—政—工—青—妇”格局的基础上形成跨地域、跨职业领域的新格局，结束学校、社区、企业乃至军队等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沟通、协作的局面，使之既独立运作又实现同时态和历时态两个向度上的全面一体化，也即统一指导、统一部署、统一实施、统一考评，同时理清网络管理、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的关系，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在不同部门、人的不同成长阶段之间的衔接。为此，建议建立统一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导机构，可考虑将原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转型为常设机构——“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委员会”，以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推动力，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第三，超越结构限制，从横向分工、纵向管理走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网络化。所谓“结构限制”，一方面指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所导致的地方、企业、学校之间，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之间缺乏“一盘棋”意识和真正步调一致的行动；另一方面，各个单位对思想政治工作往往缺乏明确的责任者、管理者和推动力，分工不够明确，“齐抓共管”不能真正实现。超越这种限制的主要途径是重建跨部门的畅通的沟通渠道、积极的沟通态度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网络化。

第四，超越区位限制，从区域分立走向区位互动下的区域联合。它与超越结构限制都是“大政工”格局的具体要求。在体制重建的基础上，区位互动将成为防范和克服区位性疏离的基本途径。具体地说，无论在省际、城际或城乡之间，还是学校与社区之间，都必须建立经常性的信息交流机制、教育（工作）协作机制，防范跨区域的负信息的扩散，及时发现并解决跨区域的问题，同时进行跨区域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研究。

四、制度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战略基点

制度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战略基点。这里的制度建设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制度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共同体中虽然并非没有无知、误解和冲突，但作为共同体，就应有相应的集体行动。“要有任何集体行动，就需要一些相互了解，并且共同工作的经历会加强这种了解。”[4]可令人遗憾的是，场域的殊异一方面促进了分工和秩序，另一方面则会危及协作，甚至会导致疏离和冲突。此外，人们之间的纽带还会由于专业场域中的歧视性行为而被破坏。这种歧视性行为从根本上制造了一种缺乏亲和性的环境，场域内的冲突可以被允许，但只能是在不破坏共同的纽带和文化的前提下才可以被允许。这种冲突还会因为财富、机会的分配不平等而出现。由于场域之间的疏离，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并没有真正形成，而场域的这种疏离既产生于相互了解、互动和协作的缺失，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政策尚有共享价值，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共享事实。因此，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政策）将是维系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当然，由于政策对于不同领域的影响力差异，共同体内的不平衡必会出现在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并对共同体的健康发展构成阻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统一性对于共同体的维系和发展尤为重要。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制度建设。学科制度会以共同的关切主题、共同的挑战与回应凝聚共同体，强化共同体意识和共同的努力。因此，包括学科评价、人才培养、学科交流等政策在内的学科制度也是凝聚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如果说“特定学科的独特尊严和合法性建构，有赖于特定学科的理智进展和学科制度的完善”[5]的话，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不仅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学科制度，而且没有确立一种制度以促进或监督其理智的进展，以致学科建设在总体上还只是在利益理性而不是科学理性的支配下进行。对此，张澍军等已经提出过警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须“加强‘专业槽建构——专业特有的学术论域、学术话语、学术规范”；使这个学科的所有建设者在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和特定的学科制度、学科知识体系之下获得真正的专业训练，“如果没有专业训练或专业自修却显得‘很专业，这个学科、专业，就很危险了”[6]。当学科发展进入危机时期之后，旧的研究范式会逐渐受到质疑、攻击，人们开始努力寻找新的范式，伴随着这些范式提出的，往往是资历较深、影响较大的研究者的鄙夷和拒斥，新旧范式、新旧观点的冲突很容易演化成其持有者的人际冲突，学者之间因为学术观点、方法的差异性而产生的相互攻讦时有发生，由此严重危害着共同体的团结。

注 释

①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宣传以及企业、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者身上，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同样存在类似不足。具体地说，在人员选拔上，往往主要不是考核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素质，而是主要注重其思想政治素质和非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工作能力，在任用之后不仅缺乏系统的培训，甚至连短期培训也对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能力较少关注。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相对较好，但辅导员、班主任队伍的专门化培训也很薄弱。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校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编选组. 思想政治工作文献选编[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88.

[2] 戴锐.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可能、现实与前景——以场域为基本视角的研究[J]. 思想理论教育，2012（9上）：40-45.

[3] 张应强. 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建立，营造良好的学术评价环境[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20-121.

[4] [英]H.K.科尔巴奇. 政策[M]. 张毅，韩志明，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46.

[5] 方文. 学科制度与社会认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

[6] 张澍军. 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的若干重大问题[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128-135.

[责任编辑：孙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