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两则史实的考证

2015-04-20李亮陈晨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5年4期

关键词：国民政府武汉

李亮++陈晨

[摘要]

关于夏斗寅叛乱的时间和“马日事变”幕后主使者是否为唐生智，目前学术界论说不一。笔者认为，夏斗寅叛乱时间为1927年5月17日，“马日事变”的幕后主使者是唐生智。

[关键词]

大革命时期；夏斗寅叛乱；马日事变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4-0015-03

夏斗寅叛乱、“马日事变”作为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右转的两个标志性事件。然而，关于夏斗寅叛变的时间和“马日事变”幕后主使者是否为唐生智，论说不一。本文对上述两则史实作一考证。

1927年，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国民革命军内部一些仇视革命的军官也相继开始发动武装叛乱。4月底，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武汉召集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在两湖地区发动反共军事政变。对夏斗寅叛乱发生的时间，目前主要有5月6日、5月7日、5月13日等几种说法。笔者认为，以上说法均欠妥确。

（一）5月6日和7日夏斗寅并未叛乱。罗家伦主编的《革命文献》以夏密谋并最后决定举兵东下之日为叛乱之日：“（5月6日）驻守宜昌之鄂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宣布反共，驱军东下，进攻武汉。”[1]孔庆泰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1928年欧阳孟博致蔡元培的信函所记“至五月七日，斗寅率部由宜东进。八日，第五路前敌指挥王正钧等统率该路先头部队由万到宜”，认为“夏斗寅5月7日率部由宜昌东下实行叛乱，5月8日，杨森部之先遣队由万县到宜昌，当属可信”。[2]

夏斗寅率部离开宜昌东进并不能由此认定其一定发动叛乱，当事人蓝文蔚的回忆可以证实这一点。夏斗寅在沙市期间遇到了与其相交多年、时任沙市征收分局长的蓝文蔚。据蓝回忆，夏斗寅不战弃守宜昌，私自退至沙市，深恐武汉方面问责。夏斗寅将困境告诉蓝文蔚，并询问脱困办法，蓝文蔚鼓动夏反共，蒋介石得知夏遇困境也通过蒋作宾电夏一致反共。[3]蓝文蔚直接参与策动夏斗寅叛乱，他回忆证实，5月7日杨森部进入宜昌时夏并未发动叛乱一事。

夏斗寅进攻武汉的第三天，即5月20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如下讲话：“夏斗寅，在杨森未到宜昌即行撤退；所以撤退之故，曾电军事委员会谓杨森有七师之众，夏所部一师兵力，不足抵御……后多日又无电讯。军事委员会因电讯不通，从事调查，始知夏斗寅叛变。当派叶挺师长及中央独立第一师进剿。”[4]国民政府令叶挺率第二十四师及中央独立第一师讨伐夏斗寅叛乱，是在5月17日。

原为夏师党代表的包惠僧回忆，约在五月十五或是十六的晚上，邓演达召见我，见面后他说：“川军杨森部已于本月五日进驻宜昌，夏斗寅未经请示，擅自移防沙市……如果夏斗寅叛变了，他同杨森合力东下，直捣武汉，那是一个什么局面？”[5]邓演达说的很清楚，夏斗寅擅离宜昌、移防沙市，显现出其立场不稳定，但还没有发生叛乱，所以当时的党的政策“不是要消灭夏斗寅，而是要争取夏斗寅”[6]。这都说明5月6日、5月7日夏并未叛乱。

（二）5月13日夏斗寅也未叛乱。张宪文所著《中华民国史纲》载：“5月13日，夏斗寅公开叛变，发表反共通电，然后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18日，直逼武汉附近的纸坊、土地塘一带。”[7]实际上，夏率部东下至嘉鱼登陆并发出反共通电在前，而举兵直逼武汉实行叛乱在四天以后，两者非同时发生。

第一，5月13日，夏斗寅等联名通电反共发出后，南京蒋介石政府致电夏斗寅，对其通电极表赞赏，并鼓动夏部“锐进救援，勿稍瞻顾”。[8]在蒋介石的策动下，杨、夏两部才齐头并进，直趋武汉。这说明，夏斗寅通电发出之时，还没有发动叛乱。

第二，夏斗寅发表反共通电第二天，叶挺获悉消息，他对苏联军事顾问捷斯连科说：“重要消息，夏斗寅部正向岳州方向调动，这十分可疑，非常危险。”捷斯连科随即向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报告。此时，加伦“也获悉了类似的情报，并断定说，发生了反革命叛乱”。[9]捷斯连科的回忆证实，夏斗寅叛乱发生在其发表通电反共之后，而非当日。

第三，5月13日，夏斗寅发出通电，宣布与武汉对敌。湖北省党部派任剑若赶到嘉鱼劝阻。任与夏在辛亥革命时同营当兵，还拜过把兄弟，但夏不顾念旧情，竟将任杀害。对此，汉口《民国日报》曾报道：“此次夏逆斗寅图谋不轨，此间省党部以其态度不明，遂委托任同志专乘武汉航政局小轮，前往接洽一切，十五日午后一点钟，行至嘉鱼，夏逆之叛迹已著，即有叛兵一连将该轮扣留。由夏逆条令立即将任同志处以枪毙。”[10]报道说的很清楚，时至5月15日夏“叛迹已著”，但还未发动叛乱。

（三）5月17日夏斗寅叛乱。第一，1927年9月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夏斗寅叛变一起，进攻武昌，距武昌只四十里（抵纸坊）……”[11]话说得很明白，5月17日夏斗寅兵进纸坊之日即为其叛乱之时。

第二，夏斗寅叛乱后，5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罪行昭著，应即褫职拿办[12]。”面对武汉的危机局面，同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指出：“夏斗寅的叛变，是表现目下反动分子假充革命党事实依然存在，这些反动分子虽说站在革命战线里，他们却时时想利用机会，反对革命破坏革命。”并号召“无产阶级将武装起来枕戈以待，保障革命”[13]。国民政府、中共对夏斗寅进行的反击和声讨，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夏斗寅叛乱发生的时间，但至少可以说明若叛乱发生在5月6日、7日或13日，国民政府和中共是不会延迟至18日才作出应对的。

第三，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记载：“夏斗寅（独立十四师师长）部本是当时武汉政府用以防止四川军阀部队侵入武汉的部队，但至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却乘武汉革命军入豫之际，接受反革命派指示，率部叛变武汉政府，联合刘佐龙部（十五军）与四川军阀杨森（二十军）、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企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14]张闻天该书的成书距夏斗寅叛乱时间较近，应有可信性。

第四，当武汉在兵临城下的危急中，武汉政府一面派八军在嘉鱼江北岸布防，一面派原为夏师党代表的包惠僧去会见夏斗寅，希图争取夏军，缓和局势。包惠僧于5月中旬到达嘉鱼，见到夏部周崇新后获知，昨天任剑若来因话不投机同夏争吵被杀的消息。[15]前文所述任剑若遇害发生在5月15日，由此可以推断出包到嘉鱼的具体时间是5月16日。当包“第四天”在蒲圻见到夏斗寅时，叛乱已经发生，夏对包说：“我们在汀泗桥同第四军打了一仗[16]。”这说明夏叛乱发生在16至20日之间。进一步看，5月17日，叶挺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奔赴前线平叛。[17]翌日，先头部队猛攻纸坊之敌，并收复该镇。不难断定，夏斗寅叛乱发生在5月17日。

1927年5月21日，正当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之际，由唐生智所部何键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统一指挥，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第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等率部分途袭击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及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机关，解散了农工纠察队，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及工农革命群众。

震惊中外的“马日事变”发生时，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北伐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是否参与策划这一事变，是一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认定唐生智是“马日事变”罪魁祸首的，最早见于《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湖南政变反共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18]1927年9月，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也写道：“此次事变是唐主使的，是唐生智的苦肉计。[19]”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关于“马夜政变”及“清乡”的魁首点了唐生智的名：“当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这些国民党旗帜之下的‘革命军官立刻便攻击农民工人，大施屠杀。”“蒋介石4月中旬上海屠杀……是如此，湖南唐生智等的‘马日政变及清乡……也是如此。”[20]但也有一些论著否定这一说法，认为：从马日事变前唐生智对待工农运动的态度看，他不可能参与；大革命前期，唐生智的政治思想倾向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他信仰三民主义，执行三大政策；积极支持工农运动；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这决定了他在当时不可能参与、策划“马日事变”。[21]并认为，《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党的机会主义史》等都没有确凿证据，仅属于事后推断而已。[22]唐生智究竟是不是“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马日事变最根本的原因，是湖南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触犯了北伐军内部反动军官的阶级利益。出于对农民运动的仇恨，“徐季龙，顾孟余等逢人便骂工农运动，这些情况，唐生智是完全知道的。尤其是唐生智的父亲是湖南的大地主、大土绅，大恶霸……曾被东安县的农民协会的农民捉住戴着高帽子游行示众，唐生智出面讨情，才以革命军将领的家属关系从宽处理释放出来。唐生智表面上没有发作，骨子里他们父子对农民运动是恨入骨髓了。许克祥的发难，如果没有唐生智的支持，他敢这样肆无忌惮吗？”[23]

第二，随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日益激烈深入，唐生智的思想已经发生变化。1927年4月底，何键利用唐去河南前线的时机，在汉口邀集第四集团军部分高级将领及鄂军军官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商讨发动清党反共的计划。虽然唐生智反共清党的态度在当时并不明显，但与会的军长李品仙、何键，均“以拥唐反共为主旨”，“副军长周斓，亦以拥唐反共为职志”。[24]也正因如此，“马日事变”后许克祥以唐生智等名义发表通电，宣称：“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非厉行清党，开除冒牌国民党员不可。[25]

第三，从“马日事变”发生后，唐生智对待共产党及其工农运动的态度上看，“马日事变”确为唐生智指使。“唐生智此时是统率三军上十个师的前敌总指挥并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许克祥是他小得可怜的部下，唐生智有权、有责、有力平定这个叛乱，但是唐生智阴死阳活，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不采取行动，让叛乱的局势扩大。唐生智如果同许克祥没有一点默契，许克祥敢这样干吗？”[26]

第四，据彭德怀回忆，唐生智是“马日事变”的指使者。“马日事变”前后，彭德怀任第三十五军的一名营长，他回忆说：“马日事变后两日，我又向周磐（时任第三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建议，迅速向长沙进军，平复许克祥叛乱……周又借口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行动。我气愤地说：‘都是何键、周斓、唐生智一伙内通干的，他们怎么会下命令自己打自己呢。”[27]正是唐生智等人指使发动了“马日事变”，所以武汉政府即使有足够的军队，亦不会发动进攻平叛。

参考文献：

[1][2]孔庆泰.关于夏斗寅叛乱的两个问题[J].历史档案，1989（1）.

[3]蓝文蔚.我是怎样策动夏斗寅叛乱的[J].武汉文史资料，1984（15）.

[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7.960.

[5][6][15][16][23][26]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3.333.334.335.340-341.339.

[7]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299.

[8]致夏师长斗寅电[Z].国民政府公报，1927-06-01.

[9][17]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叶挺研究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510.262.

[10]任剑若同志被夏逆惨杀详情[N].汉口民国日报，1927-05-25.

[11][19]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4.74.

[12]国民政府令[N].汉口民国日报，1927-05-18.

[13]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N].汉口民国日报，1927-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