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萌



19世纪俄国自由派代表格里耶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性研究

黄西萌

19世纪60年代，俄国放宽了书刊检查制度，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开始着手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问题。本文通过概述当时的自由主义代表格里耶对法国大革命及启蒙思想的批判性研究来揭示19世纪俄国自由派眼中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 自由主义 俄国

[Résumé] Due au fait que la Russie relâche la censure de la presse dans les années 60 du XIXesiècle, bon nombre de démocrates révolutionnaires et libéraux procèdent à l’analys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Vladimir Ivanovitch, partisan éminent du libéralisme russe, réussit à réaliser la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et des idées des Lumières sous un angle russe.

一、引言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由于害怕其革命思想对俄罗斯社会产生影响，从而对俄罗斯帝国封建主义政权产生致命威胁，1796年9月16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了一道对俄罗斯影响深远的禁令，规定“未通过中央书刊检察机构审查的印刷厂不得出版或翻译任何报纸、杂志、书籍、文献；出版或翻译的报纸、杂志、书籍、文献中不得有违反宗教神学、国家法律及道德的内容出现Жирков Г.В.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1, p. 109.”，正式建立了书刊检查制度。此后，俄罗斯的书刊检查制度日趋严格，甚至出现了“所有标注着法兰西共和国某一年代出版的书都要被禁止流传刘方敏：“俄罗斯书刊检查概述”，《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年第4期第33页。”的条例，严厉禁止关于革命话题的讨论及革命思想的流传。直至19世纪60年代，随着俄罗斯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进行，在国家君主专制政体威信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书刊检查制度才有所缓和。1865年4月6日，政府通过《临时出版章程》，放松了对书籍报纸等的检查，于是，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也称“自由派”）开始着手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格里耶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格里耶（1837-1919）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ье）就是其中的先驱及代表人物之一。

二、俄罗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必要性

身为历史学家，格里耶拥有非凡的政治嗅觉，他是俄罗斯历史学界第一个认识到研究法国大革命问题的必要性的人，原因在于他认为18世纪末的法国与19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在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等方面拥有惊人的相似点，而在随后矛盾的解决方式上又有着明显的区别，由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和法国大革命前夕一样，19世纪后半叶，随着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严重阻碍着新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农奴制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农奴制的废除势在必行。针对相似的阶级矛盾，法国社会深受激进主义的影响，于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摧毁了统治法国多年的君主制和封建制度，这对法国社会和欧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19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社会在废除农奴制的方式问题上则存在“革命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激烈斗争与论战。作为当时俄罗斯右翼自由派的一员，格里耶主张在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和沙皇政权的前提下，以改良的方式自上而下逐渐废除农奴制，自由派并不愿意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农奴制，而是希望用和平手段进行有利于自身的改革，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所提倡的“激进的”、“彻底的”革命手段。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形势所迫，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这一宣言的签署被自由派认为是自己所主张的改革手段的胜利。

因此，在格里耶对法国大革命所进行的专题研究中，他始终是以自由派的观点来看待这次革命的。格里耶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性观点从这句话中可以窥探出来：“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类似的时代，如果我们重复了他们的政治错误，我们可能会面临与十八世纪的法国相似的甚至更糟的灾难Герье В.И.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789-95 года в освещении И. Тэна, СПб., 1911, p. 2.”。他将当时在俄罗斯社会政治思想中流行的、对法国十八世纪末的政治和社会转折起到推动作用的革命民主观点与适合于俄罗斯状况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概念下的史学研究对立起来，从法国与它的政治革命、俄罗斯与它正在进行中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二者的对立点出发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相关问题。

三、自由派眼中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格里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大革命时期”，而是选择了“旧制度”、“启蒙时代”和法国大革命这三个时期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格里耶的研究首先是在尝试回答法国踏上大革命道路的原因问题：为什么18世纪的法国与19世纪的俄罗斯不同，软弱的政府站不住脚呢？

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在探讨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将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进行的改革与同时代的路易十五贪淫好色的统治相比，或与路易十六懦弱无能的统治相比，于是自然而然，历史学家们不由得将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于君主的个人特性上。他们对于在法国的王位上没有能够代替路易十五的开明君主而感到遗憾，并认为如果法国出现一位开明君主，那么他可以利用庞大的中央政权力量，从封建制度的废墟中解放自己的国家。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如果有效的改革缓慢而温和地得到采用，那么激进的革命本可以预先被防止，整个欧洲就可以避免一场历时二十年的震荡和屠杀，也就不会导致人民的反动和对政治自由的不信任Герье В.И. Республика или монархия установится во Франции, 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знаний, 1877, p. 160.。”

格里耶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与这些历史学家们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反驳他们对待革命的主观主义态度。格里耶指出，“民族史料研究最重要的任务是正确地理解并理性地说明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正是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民族历史最重要的内容。”他强调，“即使当时的法国君主和政府摈弃了自己的传统，被一位精明有力的君主掌控，这位君主未必会有能力成功地进行像东欧各国那样如此深刻的改革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各国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完成了政治民主化。，东欧各国政府的改革就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来自社会方面的反对Герье В.И. Республика или монархия установится во Франции, 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знаний, 1877, p. 166.。”格里耶将矛头指向了法国的君主制，他认为它无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无力将由它发起的各国的政治联合进行到底，从而中断了自己的历史进程，法国君主制似乎疲于在政治领域同封建主义作斗争，而是准许封建主义继续存在于社会之中，任其恶化，自己则消极地对特权阶级作出让步。

格里耶指出，十八世纪末的旧法国在封建主义的笼盖下，一种全新的机制正悄悄成熟起来。他将这个新的机制比作席勒《钟之歌》里的经典形象大钟，认为它“已被铸造好，但还不能从粘土中被人们看到Герье В.И. Республика или монархия установится во Франции, 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знаний, 1877, p. 167.”。1789年8月4日晚上，这个外罩被打破了。区分新旧法国的封建主义外皮，被国民议会给剥落了。法国国家和民族的联合从而完成，但这个联合不是为了王权，而是为了人民政权，即共和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格里耶将革命看作是王权和国家接下来的政治发展之间的缺口，他强调，这个缺口使得法国与俄罗斯相互区别开来。格里耶认为，这个缺口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国王拒绝领导法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走上彻底的统一道路时，才会有这个缺口。最后，民权主义成为了与君主制斗争中文学和政论作品的战斗武器，并最终导致了君主制的崩溃。

格里耶从上述历史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法国自己的历史进程决定了法国的共和体制，十九世纪法国君主制的特点和命运证明了共和思想、民权主义的胜利。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格里耶认为法国君主制直至旧制度末期仍然保留封建主义特征，无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且无力克服引发大萧条的经济障碍。此时，能够推动法国进入新的发展道路的拯救性力量在社会上萌芽了。这个力量就是民权主义，它渐渐掌控了社会意识，改变了社会，为政治生活最重要的改革做好了思想准备。而封建政权似乎没能够预计到民权主义的作用，没有将它用于自己的改革中，从而最终引发了革命。革命的结果是法国过去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君主制——被自下而上彻底摧毁。

格里耶对法国大革命总体的否定评价产生的原因是民权主义单方面的发展。格里耶是从自由派的利益出发，从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利益出发，对大革命进行评价的：君主是民族力量真正的永恒的代表，只有在这个稳固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富有成效的地方或中央政府。

四、格里耶对启蒙思想的批判

虽然格里耶对革命历史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它的政治方面，但他的主要注意力与其说是放在革命和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上，不如说是放在支配着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们的思想上。这就是为什么格里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仅限于大革命时期，而是拓展到了对大革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启蒙时代上，他尤其强调了思想对民族命运和对文明进程的巨大影响，他对法国大革命所持的否定态度也体现在了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二者思想的批判上。

4.1 对孟德斯鸠的批判

孟德斯鸠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温和改良派的领袖之一。他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以“开明君主”为首的君主制即君主立宪制，用三权分立的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剥夺君主及其政府干预司法事务的权力，以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生命财产的安全。

同样作为自由派的代表，格里耶对孟德斯鸠的批判始于他的“三权分立”思想。在格里耶看来，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自由派从一开始就是与激进的革命相对立的，为何最终却导致了革命的爆发？他认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没有正确评价君主制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不能够将君主制与他的政治理念‘自由’完美结合在一起，因此孟德斯鸠反而用自己的理论为‘君主制和民权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即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Герье В.И. Понятия о власти и о народе в наказах 1789 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84, Февраль, pp. 6-7.”，这在格里耶看来是不可饶恕的。格里耶指出，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同时问世的还有腓特烈二世的《新司法规约》，他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成功的改革为例，对孟德斯鸠进行了抨击，并认为前者是启蒙思想影响下最成功的人物之一。

格里耶还指责孟德斯鸠在“三权分立”的思想中，虽然大量借鉴了英国宪法中的概念和术语，却背离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本质，没有注意到英国三权分立背后所隐藏的“聚集在统治阶层手中的国家权力的统一Герье В.И. Понятия о власти и о народе в наказах 1789 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84, Февраль, p. 9.”。孟德斯鸠借鉴英国宪法以及对英国本质的背离的后果就是，由于二者的混合，使得孟德斯鸠君主立宪制的标准变得复杂化，没有给法国社会带来他所期望的成果。

格里耶最为担心的就是在俄罗斯会引发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的社会矛盾，从而跟随法国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他主张对立利益的和谐，而他认为这个和谐所必须的首要条件就是强大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最高政权——以君主立宪制的形式——的存在。

格里耶评价道：

“在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下，在法国，可以说是在整个欧洲产生了自由主义。法国自由主义希望在法国建立根基于自由概念上的温和政府，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然而，他们自身对自由主义原则的错误认知、对君主制政治作用的不够彻底的理解，使得他们反过来为另一个政治理论——即激进主义的胜利做好了准备。”Герье В.И. Понятия о власти и о народе в наказах 1789 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84, Февраль, p. 9-10.

4.2 对卢梭的批判

如果说格里耶对自由派代表孟德斯鸠进行批判的原因是孟德斯鸠对君主制在国家生活中作用的不正确认知，那么格里耶对法国激进主义的抨击则完全是彻底的、毫不留情的。由于法国激进主义的纲领和准则主要借用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因此格里耶将抨击的炮火主要集中在这个民主思想、民权思想的奠基人身上。

格里耶对卢梭的批判始于卢梭思想中“人民”这一概念。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各个政治派别都首先注意到了人民概念不宜太按字面意思看待，且人民概念与民众概念是有重大区别的张文喜：“卢梭的人民概念及其政治哲学意义”，《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42页。。格里耶指出，卢梭的思想里，人民不是指“公民社会”这个哲学概念，人民也并不是公民的抽象总合，不是哲学家用来解释国家的法律用途而提出的政治虚构，不是抽象的概念——所有这些抽象概念都被卢梭转变成了实际存在的公民的概念、转变成了在任何国家居住的大众居民的概念（卢梭将他们也称作人民或民族），抽象通过现实体现了出来，这使格里耶感到不快。卢梭将人民这个抽象概念的一切特性和特征都转移到了群众身上。这个意义上的人民成为了国家权力的直接来源，也因此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

格里耶接着阐述道：

“而根据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这样，卢梭就把最高政权（人民）等同于立法权，最高政权‘已经不再是一种崇高的权力，而是转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功能、转变成了立法权’。政府所拥有的只是行政权力，而任何政府，不论它的构成和性质，都成为了人民的奴隶Герье В.И. Понятия о власти и о народе в наказах 1789 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84, Февраль, p. 6-7.。”

格里耶评价说，卢梭的理论对法国社会关于人民、关于国家的概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平等”成为了国家的重要属性。这个“平等”在卢梭的思想体系中有着独特的特点——与其说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自由行使人权和个人能力的平等，不如说是政权的平等。格里耶写道：“政权成为了这个平等的最终目的。似乎只要维持了表面的平等、只要政权在表面上人人平等参与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这个政权就可以没有限度Герье В.И. История Франции XVIII века., Москва, 1889, p. 178.”。然而，这个“没有限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以人民为名义的肆无忌惮的独裁统治的建立。格里耶认为卢梭关于人民理论最直接的后果是“将君主制思想的优点完全掩藏住了”，而他对君主制思想的描绘对法国人民革命激情的迅猛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格里耶将卢梭的政治思想归结为“政府是法律的执行者；法律是公众力量的体现；公众力量是人民的力量，即所有人的力量[15]Афонюшкина А.В. Начало изучения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XVIII ве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й науке, Вестник ВГУ. 2009, No.2, p. 58.”。他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都指出过卢梭理论中逻辑的不充分性。作为自由派代表，格里耶一直不能原谅这个贴近大众的、被大众所支持的思想家卢梭的民主思想，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之后，所有欧洲贵族和资本主义反动势力也不能原谅这位最有影响力的法国启蒙运动民主浪潮的代表一样。

五、格里耶如何评价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

格里耶认为，对于法国大革命问题的研究和阐释，对当时俄罗斯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必须的。在19世纪的俄罗斯，这是政府长期以来禁止涉及到的历史问题，然而，政府对于革命问题的严厉禁止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阻止革命思想传播的目的，与此同时，政府也没有看到研究革命问题所可能带来的益处——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会现实能够与19世纪的俄罗斯的社会现实形成类比，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激进和恐怖政策的实施反而能成为一种对俄罗斯的警示和教训。同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符合俄罗斯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在格里耶眼中，对革命问题的正确阐释对于促使当代俄罗斯社会朝着自由派所希望的方向——改革——迈进来说是“特别有必要的”。从这一点来说，格里耶完全认识到了自己对法国大革命问题的研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他成为一名被当时政府所接受的历史学家和教授，政府极不情愿地在法律上允许他在严格限制的基础上，在大学课堂上教授曾被禁止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

六、结语

作为十九世纪俄罗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格里耶的观点是颇具代表性的。他对法国大革命所持的否定态度以及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猛烈抨击正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社会大资产阶级和新兴贵族害怕革命运动、害怕君主制的彻底崩溃、害怕自己特权丧失的心理。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和平的改革方式来解放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沙皇的权力和自己贵族的地位和特权，而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将封建专制彻底摧毁。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是自由派们欢呼雀跃、引以为荣的一次改革，他们认为俄罗斯通过此次改革和平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之后的历史证明，这次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大量封建农奴制的残余，严重制约着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俄罗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也证明，以格里耶为代表的当时的自由派的观点是不符合俄罗斯历史发展潮流的。1905年，俄罗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却惨遭镇压，直至1917年3月，二月革命爆发，才彻底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

虽然历史证明格里耶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是保守的、落后的，但他和其他自由派们所留下的思想成果为后人研究法国大革命、研究法国大革命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研究19世纪俄罗斯的政治思想派别都有着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罗国祥）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