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志 陈 雪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1](P3)林毅夫进一步将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是自下而上的变革，后者“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是自上而下的变革。[2](P269)这两种制度变迁方式都是极端条件下的模型，根据实践经验，诱致性制度变迁最后往往需要政府以积极方式加以促进，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应当以充分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作为基础。因此，一项制度变迁的最优路径应当是经过充分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再由政府适时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加以促进和规范。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肇端于安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即是这种方式的成功范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变化，目前我国农村又面临新的农地流转改革任务，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对农地流转信托的探索，即是为了克服现行农地流转路径之瓶颈而尝试的一种新型农地流转制度。

一、我国农地流转信托的发展与特点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仍以小农户生产经营为主，农地流转不仅是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结果。[3](P108)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农地流转方式的传统实现路径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