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花， 常 昭

（1. 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文学研究】

论魏晋南北朝隋文章对汉译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之容摄

李秀花1， 常 昭2

（1. 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魏晋南北朝隋，本土相关的思想文化与现实的多灾多难决定了汉地文章容摄佛经因果报应思想；汉地文章对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容摄得多少，是由该思想的相容性及相对优势决定的，此相容性、相对优势系相对于汉地相关思想文化、就满足汉地人的需要而言；曹魏至隋，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在汉地扩散的时间越来越久，容摄该思想的汉地文章越来越多，根本而言，是因为汉地长久地存在着相关的思想文化，汉地人长久地需要它；汉地不同体裁的作品对该思想之容摄在数量上差异颇大，决定性因素是它与体裁间是否存在重要契合；汉地文章对该思想之容摄的艺术性，受体裁、作者的表达意图与现实需要、当时文学的艺术性等因素的影响。

晋南北朝隋； 文章； 佛经因果报应思想； 本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

历来汉译佛经对魏晋南北朝隋文章影响的研究，均立足于影响的放送者：汉译佛经研究此影响，如吴海勇著《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等指出，佛经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地狱观念等影响了中古小说；[1]普慧著《南朝佛教与文学》等揭示出，佛经的空义等内容影响到南朝诗歌；[2]陈寅恪之《<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季羡林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等指出，佛经中的称象故事、佛陀大人相影响到正史相关内容的撰写，[3-4]等。形式方面，陈允吉之《东晋玄言诗与佛偈》、《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等揭示出，佛偈的议论、七言等形式影响了东晋玄言诗、中古七言诗等；[5]孙昌武著《佛教与中国文学》指出，佛经之概念辨析、条分缕析的论说方式等影响了东晋南朝的论；[6]日本的兴膳宏之《〈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指出，《文心雕龙》分析性理论结构等受佛经影响，[7]等。而立足于影响的接受者：魏晋南北朝隋文章研究此影响则无人问津。立足于影响的接受者：魏晋南北朝隋文章研究此影响，可使此影响的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界把文学的影响分成接受影响（receivinginfluence）和给予（施加）影响（givinginfluence）,如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韦斯坦因之《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等；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弗朗西斯·约斯特认为可以把研究重点放在受影响者的情况上，而不是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影响发送者身上。[8]本文即立足于影响的接受者：魏晋南北朝隋文章，解析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对它的影响，以期窥斑见豹，分为四个部分：容摄的原因、容摄的量的多少、容摄的体裁、容摄的艺术性。此举仅抛砖引玉而已。

一、容摄的原因

佛经的思想内容及形式丰富多彩，魏晋南北朝隋文章对之并不是逢者必取，而是有选择的；此选择的根本决定性因素为汉地相关的思想文化，直接决定性因素为当时汉地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具体到佛经因果报应思想而言，魏晋南北朝隋文章容摄它的根本决定性因素为汉地本土固有的因果报应思想、相关伦理道德等。

汉地人对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接受是对其理解的结果。哲学诠释学认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指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来起作用的”，[9]即解释者所理解、认知的对象的内容是由其前理解中的相应内容决定的；具体而言，人们都是以自己已知的和熟悉的东西为判断依据来对待他所遇到的事物，如果他所接触的事物中成分为其前理解所无，则他不会理解、认识此事物。与人们已知和熟悉的东西相似的新对象，更符合人们的实际情况，人们会对该新对象产生亲近感，比较容易理解它。汉地文学之所以容摄一种佛经内容，从根本上是因为该佛经内容在汉地存在相应的思想文化基础，若无此基础，则该佛经内容根本不会被汉地人接受，从而不会被汉地文章容摄。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与汉地本土固有的因果报应思想相同性很大，二者理论框架相同，均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且，佛经善恶观与汉地本土相关伦理道德重要相似处比较多。佛教的基本道德信条“十善”之首为不杀生，儒家亦认为君子“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佛教“十善”之四善为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而慎言的训诫屡屡见于汉地本土典籍，诸如《金人铭》所言“无多言，多口多败”一类，为非常多的汉地人奉为圭臬；佛教“十善”之四善为：无贪欲、无嗔恚、无邪见、无邪行，与儒家六经之一《尚书》“检七情务九思，思无邪动必正”的思想有很大相同处，检七情务九思普遍地成为汉地人立身行事的准则；佛教“十善”之一为不偷盗，而不偷盗为汉地人的基本行为准则，等。另外，做功德而发愿实质是佛经因果报应思想（见下文），“功德”是因，“愿望”是通过“功德”意欲达成的果，与汉地祭祀而祈福禳灾即发愿思想很相似。正因为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与汉地固有的思想文化如此相似，才从根本上决定了汉地文章容摄佛经因果报应思想。

除上述根本决定因素外，直接决定魏晋南北朝隋文章容摄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因素为：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曹魏至隋特别是东晋南北朝隋，民族战争频繁，如，北魏与刘宋经常发生战争，[10]420北魏、东魏、西魏与萧梁的战争不时发生，[11]482隋炀帝三次侵略高丽，[12]53-60等；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很多，如，东晋末孙恩、卢循大起义，刘宋后期多地人民起义，萧齐永明三年（485）唐宇之发动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0]409-412,420,422隋末农民大起义，[12]60-72等；国内的叛乱有时发生，如，东晋初年苏峻叛乱，[11]462萧梁末期侯景叛乱，[10]424等；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皇族间骨肉相戕，君臣间互斗互疑，如，萧齐明帝在位期间，把高帝和武帝的子孙杀戮殆尽，[10]422宋文帝杀掉顾命大臣傅亮、谢晦等[13]。除了人祸，其实，饥、疫、水、旱等天灾时有爆发。灾难破坏力很大，可残酷地摧毁个人的生命、健康、幸福、家庭以至国家；更可怕的是，现实中，对大多数人而言，灾难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克服灾难无能为力，亦无援无助。灾难在个体生存中占有突出的重要位置，沉重地压在每个常人的心头，人们心底是多么渴望，能躲避灾难、减轻灾难、获得幸福啊！而不少已译入的佛经宣称，善恶业因必产生同类果报，此 “善”指不杀、不淫、功德、口无过等，“恶”即反之，如《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载，不杀获五福：寿命加长、身体安稳、不被兵刃、虎、狼、毒虫伤害等，《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载：“人而豪贵，国王长者，从礼佛事三宝中来；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为人长寿，无有疾病，身体强壮，从持戒中来；……布施得福，诸天接待，万恶皆却，”《优婆塞戒经》卷七载，如有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此人能转重业为轻，轻者不受，或能坏极重之业，等等。显然，实质上，佛经不厌其烦地在宣扬一种得福避难减灾的良方，这正可以消解汉地人的心头大患——灾难，而且，佛经对此一良方的表述比汉地本土相似思想的笼统表述如，“天道福善祸淫”[14]“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5]一类明确、具体得多，汉地人遂接受了佛经因果报应思想，正如美国著名的扩散学研究者埃弗雷特·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之《创新的扩散》所说，创新有解决个人问题之功效，此优点会促使人们努力学习创新从而接受它。此处“创新”指，被采用者视为新颖的主意、实践或者产品。[16]13,11《第四版前言》2本文所谈的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对汉地人而言，显然是创新。生存通常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有利于生存的东西都被看得很重，[17]更何况，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可以消解汉地人的心头大患——灾难，所以，该思想在相信它的汉地人的生命、生活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在其思想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故自然流露于其言词中。

二、容摄的量

上述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与汉地本土相关思想文化间的很大相似性，该思想满足了汉地人迫切的、重要的需求，决定了魏晋南北朝隋容摄该思想的汉地文章数量非常大。《创新的扩散》揭示，对大多数创新而言，均是相容性愈高，采纳率亦愈高。[16]210“相容性”系指，创新与现有的各种思想文化、潜在采纳者之需求等一致的程度。上文已述，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与汉地本土相关思想文化间存在很大相似性，满足了汉地人切身的、重要的需求，即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相容性很高，大量汉地人采纳了该思想，很多将之表现在文章中，从而魏晋南北朝隋汉地容摄该思想的文章数量非常大，仅容摄做功德而发愿思想的文章，后魏、北齐、北周作年可考者即在1000篇以上。

除相容性外，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相对优势亦是魏晋南北朝隋容摄该思想的汉地文章数量非常大的重要原因。相对优势是此项比彼项具有的优势，可用作用、便利性、满意度等来评价。《创新的扩散》指出，某项创新的相对优势与该创新的采纳率成正比。[16]14，199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与汉地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同时，前者较后者具有明显的优势。正因为佛经果报可以在来生，乃至极为遥远的后世，才使今生今世受苦难煎熬、看不到希望的人不再绝望，而把希望寄托于来生后世，才使今生今世享尽、而没有享够荣华富贵的人可以在来生后世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减少他们面临死亡的恐惧；希望是渺茫的，却是支撑受苦难煎熬的人们忍受苦难煎熬的重要精神力量，而使享尽荣华富贵的人无尽的享受之心得以满足——只要相信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与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不同，汉地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不涉及三生，只言今生今世事，现实太多的苦难、个人在苦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容易使人感觉苦难无边，看不到任何希望，难免使这些人绝望；对享受荣华富贵的人而言，今生无情的短暂、不可延续性意味着荣华富贵的短暂、终止，难免使他们懊恼、无奈与绝望。并且，对相信因果报应思想的人来说，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之果报不少远比汉地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之果报大得多、美好得多，因而作用大得多，如，佛教信徒向别人说法，未来无量世中可得寿命长、多饶财宝、身得大力、安乐等无量福报，见于《优婆塞戒经》卷五；《无量寿经》卷上云，修行者只要“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便可往生极乐净土，而极乐净土清净安隐微妙快乐，衣服饮食华香璎珞，所居舍宅宫殿楼阁，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即至，卷下又云，生极乐净土者长生，寿乐无极；《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云，修行者只要得闻弥勒菩萨摩诃萨名，闻已欢喜恭敬礼拜，即可往生兜率净土，而兜率净土上妙快乐，漂亮无比的天女无数，众宝无数等。果报如此之巨大，如此之美好，在得知这类说法之前，是汉地人无论将想象发挥至何种程度，无论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的，作用大得可谓无法想象。而汉地本土因果报应思想之果报无非是“得福”、“长生”之类，作用要小得多，不过，也实际得多。毕竟，汉地本土文化与印度文化有很大差别，前者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而后者的基础为超自然的“信仰”，均渗透进各自的想象中。这种作用大得无法想象的果报，无论对于受苦难煎熬的人，还是对于享受荣华富贵的人，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显然，对相信因果报应思想的人而言，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具有远比汉地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大得多的优势，这是魏晋南北朝隋容摄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文章数量非常大的重要原因。

曹魏至隋，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在汉地扩散的时间越来越久，相信该思想的汉地人越来越多。作为创新的一种，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只有软件部分（仅仅是一种信息），这就导致了其直观性差，从而使扩散速度放慢，[16]12故曹魏至隋与其后的漫长时期，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一直在扩散。《创新的扩散》指出，扩散的实质是个人将一个新思想（idea）传播给一个或多个他人；人类传播的一个明显规律是新思想（idea）的传播最频繁地（frequently）发生在相似的或相同的两个人之间；某项创新扩散的时间越久，采纳创新的总的人数越多。[16]16，17，240此处“相似”或“相同”系指思想文化背景、现实背景等相似或相同。曹魏至隋各个时期，汉地人接受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背景相同，均为上述思想文化背景、现实背景，该思想易于在汉地人中间扩散。曹魏时期，佛经因果报应思想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如佛教徒讲经、书籍传播的方式扩散至部分汉地人，作为佛经宣扬的人们得福避难减灾的良方，一些汉地人相信了它；接受该思想的汉地人再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原因传播给其他的汉地人；其他的汉地人中相信该思想者再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原因传播给另外其他的汉地人， …… 以此类推，随着该思想扩散时间的加长，至隋代，至后来，接受该思想的汉地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该思想浸渍汉地人越来越久，对汉地人思想的影响便由浅入深，并且，受该思想深刻影响的汉地人越来越多。必然地，容摄该思想的汉地文章越来越多。

三、容摄的体裁

具体而言，上述“文章”包括小说、愿文、史传、诗、碑等体裁；在对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之容摄中，各种体裁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容摄该思想的作品数量方面，根本上取决于该思想与某体裁间是否存在重要契合。该思想与某体裁间存在重要契合，则表达该思想选择此体裁最直接，必然性最大；在该思想流行、此体裁的作品出现得多时，必然地，此体裁容摄该思想的文章比较多，多于容摄该思想的、与该思想不存在重要契合的其它体裁的作品，此体裁对该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偏好。

愿文与佛经因果报应思想间在关键点上存在重要契合。愿文的基本结构为：功德 + 愿望 ，而做功德而发愿是佛经的重要思想，《大智度论》卷七云：“独行功德不能成，故要须愿力。譬如牛力虽能挽车，要须御者能有所至。” “功德”是因，“愿望”是通过“功德”意欲达成的果，故做功德而发愿实质是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北朝、隋代，愿文大量出现，做功德而发愿思想持续扩散，上述愿文与该思想间的重要契合使容摄该思想的愿文大量出现，侯旭东著《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之《附录 400—580年纪年造像目录》中，后魏、北齐、北周作年可考的功德文章凡1600篇，其中大部分是愿文，隋代造像、寺、塔等功德愿文现存在60篇以上，远远多于现存此期容摄该思想的其它体裁的文章，即从现存材料来看，愿文对该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偏好，成为容摄该思想的最主要的体裁，符合上述结论。

小说与佛经因果报应思想间在关键点上亦存在重要契合：小说构成要素之一为事件，佛经因果报应笼统而言亦为一事件。东晋南北朝隋，佛经因果报应思想流行，特别是萧齐及刘宋，小说出现得很多，小说与佛经因果报应思想间的重要契合使萧齐及刘宋以事件说明该思想的小说很多，现存在210篇以上，大大多于现存此期容摄该思想的其它体裁的文章，即从现存材料来看，小说对该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偏好，符合上述结论。

与愿文、小说等不同，其它体裁如诗歌主抒情等，与佛经因果报应思想间不存在重要契合，则表达该思想选择此体裁的或然性大，必然性小，必然地，这些体裁容摄该思想的文章相对地少。魏晋南北朝隋，容摄该思想的诗现存4篇，数量不多，符合此结论。

四、容摄的艺术性

汉地文章对某一佛经内容之容摄的艺术性，受汉地体裁、作者的表达意图与现实需要、当时文学的艺术性等因素的影响。每种文学体裁都有自己的艺术性表现，佛经因果报应思想表达的艺术性表现只有与汉地文学体裁的艺术性表现相同时，此种体裁的作品表达该思想才有可能表现出艺术性。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艺术性表现为以叙述具体、细致乃至生动的事件说明，小说的艺术性表现为叙事具体、细致乃至生动；此种相同使小说表达该思想有可能表现出艺术性。同样，实质是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做功德而发愿思想的艺术性表现为文辞华美，愿文的艺术性表现亦如此；此种相同使愿文表达做功德而发愿思想有可能表现出艺术性。

一篇作品表达一种思想是否表现出艺术性，是由表达该思想的意图决定的，确如新维特根斯坦主义主张的：作者意图控制艺术品的存在方式；[18]作者意图系决定于现实需要。当人们欲有效地说服他人接受佛经因果报应思想时，常常采取以叙述具体、细致乃至生动的事件说明的方式。事件叙写具体细致甚至生动，具有一定甚至复杂的情节，可以是真实发生的，也可以是虚构的，对不少盲目信仰的人来说，比直接生硬地述说可信度更强，更具有说服力、吸引力，宣传效果更好。在所有的体裁中，能有效、自如地说明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这种优势、这种有效性，只有小说具备。上文已述，对于相信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人而言，该思想实质上是多灾多难处境中的人们得福避难减灾的良方，他们对别人的灾难感同身受，希望此良方能帮助其他灾难中受煎熬的人们；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说服人们接受。要有效地说服人们接受，说服者不得不采取有效的表达方式，正如上引新维特根斯坦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在所有体裁中，对最广泛的一般信众而言，小说以事件说明该思想的方式最为有效，故说服者们比较多地选用了小说以事件说明该思想的方式。人们因参与功德的人多等现实原因而特别看重做功德而发愿之事，表达上必然表现为文辞华美，如，北齐武平三年（572）马仕悦等造佛像石碑，参与造碑者皆为同乡名流，中有高官显爵：殄寇将军大都督等，竟达百余人，故主事者很重视此事，尽可能将各个环节做得尽善尽美：整个造像石碑雕刻精美；敷彩漆金；书法宕逸神隽，遒厚精古，[19]表现在愿文的行文上，便是文辞华美。小说以叙述具体、细致乃至生动的事件说明佛经因果报应思想，表达做功德而发愿之事文辞华美，均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性。上文已述，曹魏至隋，受佛经因果报应思想深刻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为说服他人接受该思想而采用以叙述具体、细致乃至生动的事件说明的方式并不少见，因参与功德的人多等原因而特别看重做功德而发愿之事的情况亦不少见，故对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之容摄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作品、对做功德而发愿思想之容摄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作品均不少见。

显而易见，汉地文章对某一佛经内容之容摄的艺术性无论如何高，都不会超出当时文学发展的艺术性。

无疑，在与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关系中，魏晋南北朝隋文章植根于汉地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发挥着主导作用。上文的论析清楚地展示出此主导作用是如何发挥的：本土相关的思想文化与现实的多灾多难决定了汉地文章容摄佛经因果报应思想；汉地文章对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容摄得多少，是由该思想的相容性及相对优势决定的，此相容性、相对优势系相对于汉地相关思想文化、就满足汉地人的需要而言；曹魏至隋，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在汉地扩散的时间越来越久，容摄该思想的汉地文章越来越多，根本而言，是因为汉地长久地存在着相关的思想文化，汉地人长久地需要它；汉地不同体裁的作品对该思想之容摄在数量上差异颇大，决定性因素是它与体裁间是否存在重要契合；汉地文章对该思想之容摄的艺术性，受体裁、作者的表达意图与现实需要、当时文学的艺术性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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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晓芝）

On Articles Assimilating the Karma Thought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the Wei Dynasty, the Jin Dynasty,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he Sui Dynasty

LI Xiu-hua1，CHANG Zhao2

（1.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2.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Jinan 250022, China）

During the Wei dynasty, the Jin dynasty,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he Sui dynasty, the local thoughts, culture and the disaster-ridden reality determined that Chinese articles assimilated the karma thought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amount of Chinese articles assimilating the karma thought was determined by the compatibility and the relative advantage of the thought, with respect to Chinese relevant thoughts, culture and people's needs. From the Cao Wei dynasty to the Sui dynasty, the longer the karma thought spread in China, there would be more articles which assimilated the thought. Essentially speaking, it was because that there were long-existing relevant thought in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needed it since long before. That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thought in the articles of different styles was greatly different in number was determined by the fact that whether there was an importan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hought and the style. The artistry of the assimilation in the Chinese articles was affected by the style, the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the needs of reality, the arts of the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and so on.

The Jin Dynasty;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Sui Dynasty; Articles; The Karma Thought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 Local Thoughts, Culture and Social Reality

2015-04-19

李秀花（1971-）女，山东日照人，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汉译佛经与本土文学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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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973（2015）05-00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