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瑞涛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历史研究】

党争之祸与清廷对策

曹瑞涛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朋党之争在古典社会中总是隐含着极大的破坏性，尤其朋党斗争趋于激烈时，王朝往往会出现内部分裂的政治大危机。当清初统治者们面临着明朝遗留下来的朋党问题时，为了避免前朝党争之祸的覆辙，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系统地打击朋党，预防党祸发生。虽然清初统治者们找到的解法行之有效，但这些解法的保质期却并不长久，随着社会不可避免地趋于复杂，党争现象又会重现，而且清廷化解党争的对策对于社会的发展、美好风俗的培养非但没有好处，反而危害深远。

朋党；社盟；清朝；密奏制度

一、顺治失声哭崇祯

明朝遗臣、著名史学家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记录了发生在顺治14年（1657）的几件轶事，据说这一年顺治曾“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又尝登上陵，失声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上为后代所惓怀如此，况其臣民乎！”[1]

甲申之变时李清恰好奉旨出封淮府，逃过一劫，之后他投奔南明福王，1645年南都失守，李清“踽凉孤踪，飘泊江之南北”，最终归隐兴化枣园，潜心史学，拒不出仕，成为海内众望所归的遗民领袖。由此经历可知，李清当年奉旨离京再未回去，其后京城诸事都非亲历，皆耳闻所得，其中便包括顺治缅怀崇祯皇帝甚至为之失声痛哭之事。再者，《三垣笔记》所记大多不见他书，孤史难证，如此事件有无两说之间，更是不可定论。

尽管如此，顺治关心明陵倒是确有其事，长陵正门口一个亭子里至今还立着块刻有顺治皇帝敕令的石碑，敕令大意为：命工部修复明陵，年年检查，好生保护。看来李清所闻绝非空穴来风，我们权且相信顺治在崇祯陵上真的失声哭过，若说那只是猫哭耗子假慈悲的政治表演，恐怕连李清本人也不认同，在他看来崇祯殉国死难的高贵品质感动了新来的马上天子。不过，从顺治呼道的几句话看，李清之解显得有些牵强，其中应当另有隐情。

顺治7年（1650）多尔衮暴薨，少年天子总算可以稳坐龙椅了，可他的治理却颇为不顺。紫禁城里的君臣关系、臣臣关系着实复杂，顺治亲政之初，曾天真地认为：要使皇权稳固，皇帝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应秉持公道，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一一相对关系，是最为基本的。”[2]342然而，现实却与这最为基本的理想大相径庭。

顺治10年（1653），因多尔衮垮台而遭罢免的大学士冯铨被顺治召还，顺治说是要给冯铨一个“自新”的机会，实则是要用这位投靠魏忠贤而荣升前明内阁首辅的阉党中人来平衡以陈名夏为首的“复明”势力。陈名夏曾是复社成员，1643年前明最后一次科考的探花，虽然和冯铨一样降了多尔兖，但与冯铨主动剃发易服讨好取悦多尔兖不同，陈名夏很想在清廷中恢复前明文官制度。于是，公开倾向满人的前明归降者围在冯铨周围，形成所谓的“北党”，而坚守前明文官制度、多来自江南的前明降臣则围绕在陈名夏周围，被看作是“南党”。

多尔衮对南北党持平衡政策，从满俗的冯铨略胜一筹。多尔衮死后冯铨遭罢免，没了阉党小人制衡，南党中那批复社“君子”便拧成一股劲地捍卫起前明规章制度来，与旗民争利于文牍章表间，这原非旗人所擅长，无奈之下，顺治只能重施他皇叔的故技。脆弱的平衡虽然暂时恢复，但明季宫廷中阉党与东林之争似乎又要在清廷复演。

进而，随着南北臣僚们重又编织起朋党间横向的网络，权力通过君臣个体间纵向连接的灵敏度便遭到破坏，顺治眼看着手中的提线木偶越来越难操控，这位自觉颇为不顺的开国天子真切体会到那位倒霉的末代皇帝独坐空堂、长叹“诸臣误朕”时的无奈和凄凉，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李清笔下的顺治才会在崇祯陵前真情呼道：“我与若皆有君无臣。”

二、拔本塞源之术

党争之害虽然严重，但少年天子无疑过度放大了困难，相比同时期在西方社会中诞生的现代政党之雏形，明末清初时的朋党既不如英国的辉格党，背后有着近代资产阶级和城市市民的强力支持，甚至拥有和王权叫板的实力；也不似北美殖民时期新大陆的辉格党，高扬起清教的旗帜，坐拥新大陆地主之势，对峙英王而不惧。与之相比，明末清初朋党的地基始终打在沙土之上，根本没有相对皇权的真正独立性。因而，天子昏聩、中央贬力之际或能繁荣一时，若遇到雄才大略的帝王，高度集权的朝廷，便不堪重击。

顺治17年（1660），礼科给事中杨雍建上呈了一道奏章，其中明白点出朋党的沙土之基，所谓“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苟社盟之陋习未除，党与未可得而化也。”[3]206“社盟”表面上是文人间谈文论道、对诗缀句的风雅学会，但鉴于这些文人的官员或准官员身份，社盟多会成为纠合士生举子、朝野官绅、乡村地主和城市商贾的枢纽。有明一朝，这些社盟——即便是东林党——发展到最后，不免“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是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道术流而意气，意气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货赂，”[3]204成为上达天廷、下至草野，官、学、商一体化的朋党集团。

撑持朋党的社盟看似强大，实则是泥脚巨人。之所以如此，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盟内的那些商人、地主发家致富不光是南方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权力特别关照之产物。这些人中许多是退休官员，或家中有人曾考取过初步功名，从而享有朝廷减免税赋的许多优惠，在竞争中极易胜出，进而从经营农业向来钱更快的商业资本发展，表面上看与资本主义初期局面有些相似，实质上却严重依赖旧权力体系。对此，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积极加入和赞助社盟，支持朝廷中相关朋党集团，为自己牟利获得更多特权保护。

因而，江南缙绅商贾再有钱，脖子仍卡在官员手里，虽然与之有千丝万缕利益关联的明廷总下不了重手整治，初来乍到的清廷统治者倒“清白”得无所顾忌。起初，清廷为获得缙绅阶级支持，于1635年“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到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2]370

同时，清廷启用王宏祚等前明旧臣进行税赋改革，从制度层面上重农抑商，减小社会贫富差距。商贾的经济地位受到有意打压，减税等福利不再落到地主头上，而是给予处境艰难的佃农与自耕农。通过一系列严厉措施，到康雍年间，社会结构已较为均平，“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2]368-369穷人穷极则思乱，富人穷了反倒老实起来，随着江南缙绅风光不再，社盟断了活动经费，釜底之薪被抽走了。

社盟脆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盟中最积极的中坚分子：生员。这些生员通过组织社盟广为交结，上与朝廷大臣联成政治联盟，下则从地方利益集团手中得到资金支持，既将权贵联系起来，也为自己今后的政治前途编织出极有用的人脉关系网。但明末清初，在“降清”与“复明”问题上社盟成员间发生重大分裂，结果极大削弱了原有社盟的凝聚力。同时，无论“降清”还是“复明”，这些人都高度依附于既存权力体系，根本没有西方党派另立门户的渴望与能力。

因而，杨雍建在奏章中提出：“约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来，亦不许仍用社盟字样，违者治罪。倘学臣俸行不利，听科道纠参，一并处置。”[3]206当这一建议被顺治采纳后，为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生员们纷纷退社，社盟失去最活跃的因子，从此一蹶不振。

三、各个击破之招

杨雍建的“拔本塞源”之策无疑点中朋党死穴，不过，要打击朋党，防止党争，君主也不能总靠在臣子身上，况且明亡殷鉴不远，看得马上天子心惊肉跳，自然激发出不少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各个击破”之策。

有明一朝，文官制度看似成熟到了能将皇帝架空的程度，但一套去人格化、依靠法律独立运转的现代行政体系却从未真正出现，整个社会“人治”的本质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就算皇帝仅仅垂拱南面就能当，可作为道德的人格化身，却绝不能废，恰如黄仁宇在评价东林党人在皇帝宝座之外建树精神领导力量时所云：“这种重振道德的运动，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4]

正是窥测到这关键之点，清廷的皇帝才将明亡之因归于几朝昏君“失德”，他们既不愿在朝堂上端默高拱地做道德化身，又对朋党之争听之任之。为避免覆辙，顺治沿用其父皇太极的方法，“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在北京城里的顺治也“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2]357

这种利用君臣间纵向人际关联来化解朋党横向联合的方法，需要君王投入大量精力并具备极高超的政治手腕，对于一位少年天子加马上天子来说，无疑太难了。顺治很快失去耐性，所幸顺治的继承者不但都能娴熟应用这套政治手腕，而且仿佛生来就习惯于端坐龙椅之上，毫无所惜地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流中。康熙在位时设立南书房，为君王与朝臣间建立融洽的个人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同时又开始发展出一套宫廷密奏制度，对此“康熙很有窍门能使自己随意提出的问题，得到对方直接坦白的回应，他能在皇上与臣下的关系中除去一些敬畏感和距离感。”[5]269

雍正即位后，起了变化，他“诏令持有康熙朱批奏折的人必须将它们立即上缴，对那些隐匿或焚毁奏折的人将给予严厉惩罚，以后每一个收到‘亲笔密旨’的官员必须在下一次上奏折时将其交还。……这使得康熙私人化的体制不再是那么的个人性了。1723年开始，一切都会记录下来。”[5]247-248虽然密折制度正规化失去了康熙时代的人情味，雍正却从两个方面提升了密折制度对朋党的瓦解力度。其一，雍正扩大了奏折人的范围，甚至道府级别的微末官员由雍正许可也能径上密折，从而使奏折人员数量大增，“仅《朱批谕旨》一书所收的奏折的撰写人，即达二百二十三人，实际奏折人多达一千人以上。”[6]301其二，密折制度就其密查官员的角度看，即是一种告密制度，通过扩大密折参与人数，“使他们互相告密，迫使他们彼此监督，各存戒心，不敢放胆妄为，不敢擅权，……而雍正则可从奏折中窥见臣下的心思、心术，以至隐衷，因之予以鼓励和教诲，这样多方联络，上下通情，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臣下。”[6]318

对于从政者而言，“耐性”是极重要的品质，面对复萌的党争威胁，顺治其实已找到了初步应对之法，但开国的年轻天子在错综反复的事变面前渐渐失去耐性，以至于为失望情绪所笼罩，甚至在坊间传说中竟跑到崇祯陵前放声痛哭。而康雍这两位勤于政务、总揽万机的皇帝则耐住性子，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对朋党势力拔本塞源、各个击破，最终用皇权的铁腕将朋党的顽石磨成一粒粒个体官员的细沙，使明末遗留下来的党争问题在新朝得以解除。

四、清廷解法的弊端与危机

面对党争之祸，与西方17世纪以来大步向前、建立现代政党体系的方式不同，中华帝国则是大步向后、退回到类似于明朝初年的传统简单社会，重新恢复曾经的稳定与秩序。不可否认，清朝统治者的作法在那个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的年代里还是得了民心支持，可这些作法并非没有副作用。

比如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渐趋均平之时，具有活力的新经济形式却停止生长，地方缙绅商贾普遍遭到压制，他们从积极参与社会建设，退为“‘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2]629而雍正朝密折制度大规模实行，使告密之风四处流行，在表面和谐之下，朝堂上人人自危，士大夫阶层整体道德沦丧，社会中风俗败坏。

除这些副作用外，靠将社会退回到仅用抽象道德原则就能统治的简单状态，固然能免去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但退回去的社会终将还是要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重新达到它自身的极限。于是统治者就得不辞劳苦地从事于阻碍、延缓社会复杂化的工作。可惜，皇家世袭之制根本无法保证后来君主个个都有康雍乾的本事，现实倒是一代不如一代。当皇帝一放松，维系社会简单化的系统很快也就整体涣散了，像党争这样的老问题又会在朝代后期重新出现，令无能的统治者痛苦不已。

[1] 李清. 三垣笔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90.

[2] 魏斐德. 洪业——清朝开国史[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 谢国桢.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

[4]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M]. 北京:三联书店,1997:83.

[5] 史景迁.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6] 冯尔康. 雍正传[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责任编辑：闫卫平）

The Evils of the Struggle among Political Faction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aken by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Qing Dynasty

CAO Rui-ta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The strife between political factions always exerts destructive effects on classical society. When factional conflict becomes intense, great political crises will take place, which usually leads to the breakdown of dynasties. In order to prevent such kind of factional conflict from happening, the rulers in early Qing dynasty took measures systematicall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factions remained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countermeasures taken by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Qing dynasty were effective to some extent, but they lost effectiveness after some time. When the society became inevitably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the phenomenon of factional conflict would emerge once again. What's more, these countermeasures were harmful rather than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good custom.

Political Faction; Association and Society; The Qing Dynasty; The System of Secret Message

2014-3-20

曹瑞涛（1973-），男（满族），山西太原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非西方世界现代化问题研究。

D69

A

1671-6973（2015）05-00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