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逢铃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 北京，100875）

【哲学·政治学】

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政治诉求
——一种“时空辩证乌托邦”的建构

李逢铃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 北京，100875）

随着社会理论之空间转向成为学术热点，大卫·哈维及其思想也早已渐入中国学者视野之中，特别是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已成为对历史唯物主义挑战的经典改造。然而，在整个后现代话语氛围中，哈维不仅停留于理论的质疑和批判，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其试图以“时空辩证乌托邦”为理想实现某种建构。这也是哈维思想往往被学者所忽视的一面。当然，这种建构是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地理学的视角对《共产党宣言》的重新解读，并提出重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同时，通过解构“全球化”神话，以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为基点实现全球宏观空间和身体微观空间的有机结合。这种解构和回归，有力的抨击了新自由主义“退步乌托邦”的建构。最终，以反叛建筑师的设想，在批判空间形式和社会过程两种乌托邦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时空辩证乌托邦理想。虽然这种建构最终也导向了另一种形式的空想，然而哈维强烈的主体性反思、反教条式的独特视角以及斗争的乐观心态、勇气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批判性学习的。

《共产党宣言》；全球化；身体；时空辩证乌托邦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演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逻辑提出了诸多的挑战。换言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问题。其中一条最为重要的佐证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历时态的改变，最为典型例证就是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相比而言，作为一名从实证主义地理学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大卫·哈维，其被学者所广泛关注的往往是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因为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危机的挑战不仅是着眼于资本主义历时态变化，而且还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空间性（共时性）的分析。①在其《后现代性的状况》（1989）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即由刚性积累（福特主义）到灵活或弹性积累，其伴随着“时空压制”现象的产生。对此，哈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了危机，因此在其后《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1996）他从地理学的视角，立足于“过程辩证法”将历史唯物主义“粉刷”成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然而，其更值得大家玩味却被人们所漠视的是——“时空辩证乌托邦”的建构。笔者以为，这是哈维从地理学视角，并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空间转向的理论旨归。因为，正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非议中，他认识到了至启蒙以来现代理性的失败以及后现代制造的各种无期望的悲观；并提出了重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试图建构辩证乌托邦的理想。不管这种乌托邦是否“在场”，它却深深击中了现代性主体反思能力的丧失，也恰恰对理论“束之高阁”后现代的当头一棒。

在传统理论甚至在当代，“乌托邦”往往被视为一种政治诉求无望的归宿或幻想。更令人不解的是，当马克思结束对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时，其树立的共产主义理想（确切的说是一种运动）却又被多少人当作另一类乌托邦看待或解释，最为典型的就是将马克思共产主义解释成某种宗教的复制，当然，布洛赫直接将其看作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值得反思的是：当哈维再次提出乌托邦建构时，是一种理论自觉还是无意识？因为有很多学者直接用赤裸裸的“实践”猛烈抨击他。我们不禁疑问难道实践就是绝对的、纯粹的——与理论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照；难道乌托邦对社会实践没有任何的价值？当一个学者从理论走向实践时，其转变的瞬间往往就是理论的自觉。当新自由主义，诚如撒切尔那样高喊我们“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时，那些一直坚守着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人是否做好了准备，但至少哈维用行动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选择。在2000年，他特意出版了《希望的空间》（《Spaces of Hope》）。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哈维对理论话语和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实践性回应和抵抗。这其间，包含了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解释；全球化不平衡地理发展和身体政治学的阐释以及对以巴尔的摩城市为原型的空间形态、社会过程乌托邦设计的批判，从而建构了时空辩证乌托邦理想。

一、理论实践的初始：《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解读

在整个西方话语转化中，经过“68”学生运动，无疑成为一种“典范转移”。一方面，从上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到这时逐趋崩溃。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某种骚动，人们陷入了一种政治的混乱之中。人们发现《资本论》似乎言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于是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回归马克思去寻找时代的病根。大致同时，哈维也开始从实证地理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真正从一种立场上关涉现实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结构和理论界定上都粘贴上了“后”的标签。特别是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始终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宏大叙事，诚如福山为资本主义的辩护。然而，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维始终对此保持着警惕。他始终相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加之一种独特的地理学背景或视角，使他从最先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问题研究到社会文化的历史地理变迁阐释以及最后全球化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结论的得出。所以，从一开始哈维就认真研读《资本论》②哈维一直都在关注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有意识地组织相关的读书会。在7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课堂上“改头换面”的给学生上《资本论》这门课程。与此同时，在1982，他从使用价值、固定资本及流通领域等独特的视角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形成了被学界称为“空间版”的《资本论》，详见其《资本的界限》（《The Limits to Capital》），并试图挖掘和补充马克思思想中隐蔽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空间张力，以重振马克思主义。同时，在研究《共产党宣言》时，一方面，他发现“关于地理转型、‘空间地位’和不平衡地理发展在资本积累的漫长历史中的作用，《宣言》包含了一个独特的论证。”[1]23然而，这种论证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另一方面，他认为“《宣言》对资本力量存在着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低估。”[1]39意味着批评性建构《宣言》是必要的。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富有战斗性和策略性的政治性宣言，对工人阶级运动有些极大的号召力。然而，在传统理论视野中，人们往往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理解《宣言》。人们仅仅认为《宣言》意味着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私有制矛盾的激发，最终必然资本主义导致灭亡；而这“掘墓人”就是其剥削的对象——工人阶级，因为他只有自己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全人类。当然，这种直接性结论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的确具有巨大的宣传性效用，但其中严谨性的逻辑论证却被人们所遗忘。哈维恰恰是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从地理学的角度提醒人们，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具体过程中所具有的空间性维度。在他看来，虽然《宣言》最初是将讨论的对象集中于欧洲，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忽视全球性背景。其一，马恩看到了资产阶级内外部过程的地理转型。在内部，资本的扩张是借助于城市这一地理空间实现的，即大量的农村屈服于城市，使人口和资本实现密集性的集中。另一方面，随着现代通讯系统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这样，在一个大的范围之内，世界各地的工人就服从于同一的资本法则，使得不同民族性工人阶级运动的统一成为可能。对此，这种分析给我们的直接启示是：资本的扩张和灭亡至少和城市空间与全球化空间有些密切的关联，这种解读在传统解释中往往被类似于历史决定论的时间性所淹没。与此同时，哈维还认识到了黑格尔“内部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影响。在他看来，黑格尔虽然认识到市民社会中的内在矛盾，认识到了贫困和两极分化问题，但他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却中断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殖民主义的提示，是否意味着马克思认识到空间定位的问题，即某种乌托邦空间的解决方案。虽然马克思不认为殖民化（外部空间转移）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但是它却促使马克思“加强了对总体革命的号召”。另外，也使得马克思对工人企图也通过某种空间定位来脱离资本统治的批判，即《宣言》中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这种的分析只是哈维的某种偶然性假设，但他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对马克思如何批判空想社会主义问题的新视角。因为在传统理论中，我们往往认为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错误是没有现实根据和物质基础，这种时间性逻辑的强制论证明显是忽视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地理空间定位。可见，哈维对《宣言》的重新解读并不是将其完全的抛弃，而是在肯定马恩思想的前提下，发现或揭示出更符合现代社会或时代要求的工人运动的新视角，即空间维度。正如他自身所言的“我主要从自己时代的立场而不是1848年的角度来进行……”[1]31

依据这样的角度，哈维对《宣言》提出了7个方面的评论。其一，他认为《宣言》将民族分为“文明的”和“野蛮的”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伴随着资本积累“中心——外围普遍模式”的观点，而这是对黑格尔目的论的非法挪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哈维的视野中，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弹性积累，呈现出的是世界各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而非中心向外扩散的形式。其二，认为《宣言》预示了交通和通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即通过“时间消灭空间”使资本积累得到扩张。然而，这种先见的预示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这就是为什么哈维在转入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直致力于挖掘马克思思想中空间维度。其三，认为《宣言》没有关注世界领土组织，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领土组织问题。因为在近代世界中，不断的殖民运动和民族运动中，国家的领土主权常常是不稳定；加之现代社会商品流、信息流使得领土边界之间参透更加频繁。而这些恰恰不符合《宣言》中高度单一化模式。其四，《宣言》忽视了除了国家之外的其他地方或世界性组织，特别是关于货币和金融的组织在现代对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都可能产生某种动力。的确，在今天各种非国家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对调节、联合甚至对抗国家组织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五，认为要认识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形成更加统一的工人运动提供的基础。他的目的是提醒人们：空间生产是非中立性的，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集中会通过各种空间策略使之瓦解。其六，认为《宣言》所认可的革命的主体仅仅是工业无产者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七，认为《宣言》中对如何使“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设想是某种“如意算盘”，意味着要精心的考虑如何使不同地域的阶级斗争同质化。在传统理论解释中，人们的确是为这一口号而口号，而没有真正的反思在当下的条件下如何使这一口号成为具体的实践。

哈维从20世纪下半叶的工人阶级状况看到，这一口号的实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一方面，全球劳动力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化的大众也卷入其中。然而，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和《宣言》中的描述相比，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另一方面，“现在，劳动力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1]44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要考虑各种不同的特殊地理因素。正因为这种的多样性，使哈维认为我们“将不能确定和清楚阐述一个现实的取代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方案，并为之斗争。”[1]47他看到，在马恩提出政治行动之前，也存在着空想社会主义，它对工人的觉悟和运动的进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样，在现在阶级斗争减退的情况下，“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复活的社会主义先锋，一个能够以适当方式集合多方面不满的国际政治运动，这些不满源自追求乌托邦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对资产阶级权力的赤裸裸运用。”[1]48这个先锋就是哈维后面真正的目标，也是其解读《宣言》的真正目的，更是其空间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运用的旨归。在这个精心论证的策略中，哈维强调个体身体的微观规模和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宏观规模两个因素的有机辩证集合对克服新自由主义乌托邦，推动阶级斗争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现实的反思：解构全球化神话与回归身体

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和回归身体成为理论话语转向之后的两个重要概念，因为无论是全球化还是身体都和资本的空间生产及积累有些密切的关系。之所以关注两者，决非突兀或偶然。一方面，全球化从某种程度上已经从地理大发现时期开始，只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它已经逐渐地参透到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等各个领域。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主动或被动的卷入这个漩涡之中。然而，在哈维看来，人们对“全球化”这个概念或术语的理解存在着某种偏失，人们似乎笼罩在这种宏大的、具有虚骗性的空间之内。另一方面，至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理性发挥到极致，身体似乎成为一种与其相分离的工具。虽然至康德以来，人们已经从道德或人道主义的层次上，呼吁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但直到马克思才真正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思考身体及解放问题。作为一种微观的空间，在哈维看来它似乎是革命的起点。同时，哈维认为“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来建构一种可以在微观规模与宏观规模之间只有穿梭的政治辩证法，……，它重新点燃了社会主义的火焰，从雅加达到洛杉矶，从上海到纽约城，从阿雷格里港到利物浦，从开罗到华沙，从北京到都灵。”[1]50

全球化神话的解构：哈维认为将“全球化”置换成“不平衡地理发展”概念更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表面上看，这种提议似乎只是语言的单纯转变，在深层次却包含着实质性的改变。哈维认为当以往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被“全球化”这个概念取代时，人们就对其产生了种种的幻想。从表面上看，全球化似乎意味着一种无政府的、自由的状况；似乎意味着一种普遍主义、平等主义；更有甚者误解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形成。如果是在这种直觉的指引下，我们就完全陷入了资本主义温柔的陷阱之中。然而，哈维意识到了这种同质性的神话。从一开始，他就强调要从过程的角度去理解全球化，这种源于怀特海的过程性视角一直都是其理论的支撑性背景，其中最成功的运用是通过“过程辩证法”塑造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基于这样的视角，意味着要理解全球化“如何已经并且正在发生”。在他看来，全球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492年，即地理大发现，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开始。随后，资产阶级通过各种的“空间定位”创造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巨大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是“空间的物质生产转向空间自身的生产”[2]285而在哈维看来，这种全球化空间生产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地理重组的过程。它导致的结果直接表现为：跨国形式的生产和组织出现，意味着资本在空间中流动的成本降低，对空间的支配权变大；也使得全球范围内更多的劳动力加入雇佣大军，并且根本上女性化了；全球人口处于不断增长和不稳定的流动之中；城市化的恶性发展；世界领土的改变；地缘政治的出现；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凸出以及资本全球市场的参透等等。种种的时代征兆，意味着全球化就是一辆“无刹车的灾难列车”。就如哈维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就是“一场由美国发动的地缘政治讨伐运动的后果”“是一场乌托邦运动”。这种“全球化”神话的解构，无疑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他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视角解读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必然联系以及所产生的种种坏的征兆，其目的就是“把我们自己从隐蔽的空间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那个牢笼是一个拥有不透明的权力、支配着（有时是搞混）我们的思想和政治学逻辑的空间。”[1]56此外，在哈维看来，用“不平衡地理发展”取代“全球化”概念将有利于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激烈矛盾，“有助于重新定义政治行动的可能领域”[1]77有利于明确战斗目标和挖掘各种特殊战斗的潜力；也有利于清楚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

身体的回归：哈维希望回归到能作为“万物尺度”的身体。身体，作为一种物质性实体，在长久以来的理论或实践中往往是被贬低或拒斥的。在传统形而上学中，人的身体是应当要被超越的，有如柏拉图通过“回忆”找寻被身体所污化的灵魂或理念；在中世纪神学统治下，身体是罪恶的，只有净化灵魂才能通往“上帝之城”；在近现代，身体只是理性得以胜利的工具。因此，当现代理性主义神话被消除时，身体无疑成为被后现代话语所尊崇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福柯的《规训和惩罚》中，认为身体积累和资本积累是必然联系的；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体是被一种新型的监视和控制的网络所管制的。因此，哈维认识到身体作为一种空间就有可能成为政治抵抗的场所和起点。在马克思思想中，他看到了这种理论的基础。作为劳动力的身体，它是一种可变资本，参与着资本生产的整个过程。在生产领域，劳动者的身体是被动的，它被培训或设置成符合特定节奏、规模及效益的生产。当身体不能适应时，就被视为一种变态体而被边缘化。在交换领域，劳动者是以身体的“贫困”为代价而获取生存的需要。在消费环节，劳动者只有通过消费才能使身体实现再生产，也才能使资本增值。在可变资本的总循环中，“劳动身体必须被视为历史地和地理地获得的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一种内部关系。”[1]109当然，在哈维看来，马克思身体理论是有限而集中的。然而，对身体和可变资本循环的分析使身体政治学成为可能。例如在现实事例中，“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斗争”就是一种身体政治学的抵抗。除此之外，他也反对近期那些单纯的以身体作为唯一可替代的政治学的“身体回归论”；也反对那种试图在资本主义和其民主之中鼓吹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幻想”。

自然而然，宏观全球化和微观身体是这样结合的，即作为劳动力的身体，它通过抽象的劳动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通过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得以在世界市场上交换。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控制了这种生产，支配了这种时间和空间。因此，单纯的解构全球化神话或寻求身体政治学，并不是哈维的真正目的。他的意图是要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结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付资本主义的地理策略。这也体现的了哈维的方法论基础，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辩证法。只有在这种辩证法下，首先通过某种身体的政治对抗，寻求在可变资本循环中“与尊严、需要以及对公益所做贡献相符的各项权利”；接着才有可能在全球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阶级斗争的全球化。

三、批判性建构：辩证乌托邦理想的设计

在哈维看来，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一场乌托邦运动，它只能使更多的劳动性身体卷入可变资本的循环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境遇，哈维的直接目的就是批判这种资产阶级主导的乌托邦建设。在当下，这种乌托邦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城市的建构。城市，作为一种地理空间，它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劳动力生产得以集中，使得商品交换的市场得以建立以及使得资本的增值加速等等。然而，城市又是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认为“农村屈服于城市”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城市最终就成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产生和直接斗争的场所。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深刻地描述了19世纪在曼彻斯特的工人生活状况，它蕴含一种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当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解决资本内部矛盾，对城市建构进行调整。特别是在20世纪中叶所兴起的都市化运动，诸如城市的迁移、城市郊区的蔓延以及卫星城的建设等等。可想而知，为什么哈维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初时关注着资本的城市化问题？因为在他看来现代城市已经分裂和碎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表征，它只是“资产阶级乌托邦”。于是，他以自己生活的经验，即巴尔的摩城市为案例，描述了资产阶级城市建构的乌托邦。他看到，在巴尔的摩城市发展中，贫困随处可见。他们和富人相比，存在明显空间的不平等。在住宅方面，他们居住于政府投资建设的、被隔离的所谓的“门控社区”之内。在公共服务方面，该城市拥有最好的学校和医院，然而却是大多数人无法享受的。在60年代，该城市出现了某种混乱，政府为了拯救这种状况，和商业领导联合投资旅游和消费。直接的后果，就是形成了现在大多数城市摩天大厦的聚集——商品化的城市景观（城市退步的乌托邦）。除此之外，为了拯救城市环境污染，该城市实现了生产模式的转型，即城市非工业化（服务业剧增）。然而，这种转型使得劳动力面临着临时的、无福利的、低酬的挑战。总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特别是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城市建设中，造就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大都会世界。

从深层次看，乌托邦不仅仅只是“在场”的城市建设，即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它还包括社会过程的乌托邦。这是哈维从时间、空间与历史、地理的角度所区分两种乌托邦。但无论是何者，最终都只能以失败告终。前者，是以莫尔《乌托邦》为代表。在他所设想的社会或空间，是一个和谐稳定、没有剥削以及充满快乐。哈维认为这是一种封闭性空间的孤岛，它排除了人为历史的因素，仅仅是一种永恒、静止的状态；只能是想象的自由运用。在20世纪的城市建构中，许多建筑和设计师就是在建构这种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具体体现为功能区的划分、纵横交错的交通系统以及巨大高耸的商业建筑等等。被马林称之为“退步乌托邦”，它们“仅仅以一种纯粹的、净化的和非历史化的形式使商品文化和专业技巧的拜物教永恒化。”[1]162以此相对的是社会过程形式的乌托邦，它是以时间为轴心，不束缚于任何的空间和地点，形如黑格尔的“绝对世界”。在哈维看来，包括斯密和最近的新自由主义者所畅想的那种（在市场自由的运行中，一切的因素包括资源、人力、欲望等等都能动员起来以实现整体的社会利益）社会就是这种过程性的乌托邦。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至今的社会现实看来，它们都是不可能胜利的。因为它们最终都表现为一种平衡地理发展的螺旋式上升，都存在着某种阶级对立的紧张。当然，在哈维看来，其实马克思早就对这两种乌托邦形式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分别表现为对空想社会主义和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的无情批判。

在两者的缺陷下，哈维试图建构时空乌托邦理想。这也是哈维比其他后现代左派学者高明之处，他不仅仅是单纯的批判，更为可贵的是执行某种的建构。一方面，他从空间形式的乌托邦那里看到，人作为一种“类”的无限潜力。这大概也是哈维持乐观主义政治立场的一种动力。然而，他认为诸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福柯的“异托邦”都试图对传统的那种封闭性的空间形态乌托邦进行批判，但最终他们都感到言语的模糊或有自带乌托邦的嫌疑而放弃了。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都导向了僵硬的“非此即彼”的辩证法，无法看到乌托邦外在和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从过程乌托邦那里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推翻由市场本身制造从而成为社会相对永久性特征的这些结构（既有物质的，又有制度上的）。”[1]180罗伯特·昂格尔的缺陷就在于缺少对特殊空间形式的关注。在这些基础之上，他看到对时空乌托邦的建构首先要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进行研究。例如他指出了由资本积累来兑现全世界的物质福利没有实现；权威的镇压和压迫一直存在；对领土结构的破坏以及大量的政治、经济、生态等难题存在。因此，他认为要建构时空乌托邦“需要又一个有关于空间和时间操作的辩证法，它还必须勇敢面对唯物主义的权威和封闭问题。”[1]190和马克思一样，他谨慎地不对由时空辩证法所建构的未来社会进行一般性的描述，因为任何一种这样的描述可能都会被看成是不成熟的、幻想的，也容易陷入空间形式乌托邦的致命之中。但他认为只有正确地理解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才有助于使这种建构真正成为现实的前景。

作为行动中的反叛建筑师，这是可能性和替代方案。当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哈维特别引用了马克思那段关于“建筑师和蜜蜂”的论述。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各种类型的建筑师，我们存在着人类专有的潜力。挖掘这种潜力是我们提供一切可能性替代方案的起点。在这种潜力中存在着我们类所具有的各种的技能，要成为一个精明的建筑师必须懂得如何使这些不同的技能实现合理的重组。当然，除了这种人类进化而来的技能外，作为建筑师要认识到自己也是“他者”的存在。意味着要在自己的“生命之网”中要对自身、他人及自然尊重、负责。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想象自己是一位反叛的建筑师，在努力的改变着这个世界。在哈维看来，反叛建筑师是一个具体的人，具有很深的政治性，在积极参与所有建筑和政治实践的基础上改变世界以及改变自己。当然，作为一个政治人，他要认识到这是社会构造的，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自己的位置和情境以改变对世界的幻想。其次，要避免一种盲目、封闭的集体政治学，例如社群主义运动。而要建构一种超越某种共同利益支配，具有广泛人类行动领域。同时，要超越那种只为争取某种权利的“战斗的特殊主义”，“获得一个普遍的方案来替代那些造成困境的社会制度。”[1]296把这种斗争视为是长久性、持续性的。接着，要塑造那些能够连接不同机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中介机构。并且要形成在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的翻译系统，以避免话语的集中、中心化。最后，作为反叛的建筑师还要有一个“长期且持久的历史地理革命视角”，在面向未知的、冒险性的建构中，都要坚定信念和富有勇气去挑战。

四、结语

无论是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影响的福柯、卡斯特，还是人文主义大师列斐伏尔及受其影响的哈维和苏贾，都在理论话语中实现了空间的转向，并引领着整个空间理论发展的走向。大卫·哈维的独特性在于，从地理学的视角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空间维度，形成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为基点，批判新自由主义，建构了时空辩证乌托邦；并提出了许多富有特殊意义的概念，诸如空间修复（spatial fix）、时空压缩等等。然而，在面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翼学者，他以及他的理论都遭到不同层次的反对、扭曲甚至误解。当然，这和哈维本身的思想立场的模糊性有一定的关联。一方面，在从《社会正义与城市》到《希望的空间》，他显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之后无论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还是对新自由主义空间问题的关注，都有某种游离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之外的嫌疑。另一方面，他很难单纯地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者去界定，因为他既在实现空间转向时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现代性批判，但又在不时的强调自己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差异。在所有的批判中，对其最致命的打击无疑是用“实践”给以压制。针对这种批评，本文不以为然，并试图对其做了一种可能性的辩护。正如文章开始时所指出的：不存在绝对性的实践。实践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行动之上，它理应包括理性深度的实践性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包括对某种现实理论或话语的修复、回应及挑战。从上文对《希望的空间》的解读中会发现，哈维首先对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地理学视角的解读，提供了很多富有批判性的建议；其次，在面对现实的诸如全球化和身体等话语中，他以自己的视角回应了这些话语。在解构了全球化神话的同时又提出了回归作为“万物尺度”的身体。最后，针对新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提出了自己新型策略的政治诉求，即建构时空辩证的乌托邦理想。可以看出，他不仅仅回应了现实某种的理论话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同时，还提出了某种策略性的建构。因此，我们不能不质疑用“实践”的概念去批评哈维是否合理。当然，这种辩证乌托邦的建构最终也导向了一种“埃迪里亚”的空想。但又让我们有意识的认识到，在整个现代社会的理论中似乎失去了传统乌托邦理论的知识。特别是在当下深受市场逻辑影响下，人缺失了主体性的反思。在政治实践的层面上，乌托邦的确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在价值层面上，它却代表着人类主体性、自由性的反思。马克思虽然猛烈地抨击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他也不能不承认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所建构的科学社会主义无不受到他们的启迪。所以，正如哈维所指出的“从我们思想的幽深处提取它们，并把它们变成政治变革力量，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欲望最终被挫败的危险。但那无疑好过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乌托邦理想、胜过生活在畏缩和消极的忧虑之中以及根本不敢表达和追求替代欲望。”[1]190

[1] （美）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Lefebvre，Henri（1979）：“Space：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in Freiberg，J.W.（ed），Critical Sociology：European Perspective. New York：Irvington.

（责任编辑：谢光前）

David Harvey's Political Appeal of Space Theory——A Construction of “Spatiotemporal Dialectical Utopianism”

LI Feng-li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s social theory of space turn becomes academic focus, David Harvey and his thoughts are getting into the vision of Chinese scholars. In particular, his “historical-geography materialism” has become a classical renovation f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wever, in the whole atmosphere of the post-modern discourse, Harvey not only questioned and criticized the theory, but also tried to achieve some kind of construction through dialectical utopianism, which tended to be overlooked by other scholars. Certainly, based on the Marxist theory, this construction re-interpreted Communist Manifes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nd proposed to revive the slogan of “proletarians of the world, unite”. At the same time, by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globalization and taking unbalanced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theory as the basis, Harvey tried to combine macro global space with micro physical space. This deconstruction and regression attacked strongly the neo-liberalism’s construction of “backward utopia”. Ultimately,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spatial form and social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otemporal dialectical utopianism was proposed from the vision of rebel architects. Although this construction eventually become a guide to another form of fantasy, Harvey’s intense reflection of subjectivity, anti-dogmatic unique perspec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and courage towards struggle are worthy of critical study.

Communist Manifesto; Globalization; Body; Spatiotemporal Dialectical Utopianism

2014-04-12

李逢铃（1987-），男，福建福安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B561.5

A

1671-6973（2015）05-0029-07